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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山西男童双眼被挖事件,实在令人发指。此前媒体曾报道称,小孩的伯母作案动机是因家庭老人赡养问题产生不和遂动此邪念。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想象去思考中国农村,这种事情虽然可以从人性的角度泛论,但根子还是在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家庭本身代际权力关系的改变最终会在弱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身上体现出来。与传统时代相比较,当今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急剧弱化,老人的晚年生活十分悲惨和孤独。而中国古人的养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现在的一些状况,而世界其他地区的老人赡养问题或许也值得借鉴。往期回顾

BRIEF 1

老无所养 制度之痛

农村赡养出问题会导致恶性循环

BRIEF 2

古人养老智慧多 社会底线不可碰

古代的养老制度在今天依然有可取之处

BRIEF 3

世界各国养老经验谈 文化与制度双管齐下

赡养制度背后有深层文化因素

BRIEF 1

老无所养 制度之痛

农村赡养出问题会导致恶性循环

  由于农村子女人数众多,对于赡养老人子女间相互推诿责任,这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本以为子女数量多会更加有利于对于老人的赡养,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但实际却恰恰相反。在一些子女众多的家庭,老人反而成了“皮球”,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从而将老人“踢来踢去”。

从无条件的“孝道”到有条件的回报

  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是“孝道”,这时的孝道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父母给了儿子生命,并抚养其长大,就已经尽到了做父母的责任,年老后儿子就要无条件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传统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义务。

  “孝” 作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依然被农村村民认同,村落舆论依然也会对子辈的不孝行为构成压力,但是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孝”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这一状况集中体现在发生赡养矛盾或纠纷的时候,父母通常会按照老传统指责儿子“不孝”、“没良心”,儿子一方则通常会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并非不愿 意遵守“孝道”,而是父母的行为有“不正确”之处。这些“不正确”之处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其一,父母对各个子女没有公平对待,如在分家的时候分配田亩、房产、义务等方面不公平,平时多给某个儿子钱、物或劳务帮助等。其二,父母没有切实履行其职责,如没有帮助照看孙子女,没有替儿子娶亲,没有为儿子盖新房子,儿子建房子时没有给予应有的帮忙等。  其 三,父母对媳妇不好,如出言不逊或辱骂等。在一些地方是否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取决于父母对他们的付出,即“付出-回报”原 则,这一原则在父母和儿子(媳妇)那里则有着不同的内涵。传统社会中那种要求儿子无条件回报的“孝道”已经让位于当今有条件的回报原则了,而且这一条件的标准掌握在儿子(媳妇)的手中,可以指责父母行为的“不正确”。这就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儿子能改变这些,做到这些呢?调查发现,原因就在于当代我国农村家庭代际权力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迁。

父辈的权威全面失落 不少年轻人有看不起父辈的倾向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既是生活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家庭几乎承担了包括生育、教育、宗教、生产、消费、娱乐等在内的一切社会功能,家庭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存续,因此,这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该社会中的家庭伦理、国家法律以及家族法规从维系家庭的稳定出发,均赋予传统家庭中的家长以无上的权威。家长的权威集中体现在其对子孙拥有绝对的惩戒权、财产权和主婚权这三大权 力,其中财产权或经济权是家长权威的基础。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家庭代际权力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辈的权威全面失落。法律不再赋予父辈对子辈的惩戒权和主婚权,而是实行家庭成员平等、子女婚姻自由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原先父辈对家庭财产的控制权一步步丧失。

     表现之一为家产主体的消解导致无财产可控制。在传统社会,家产的主体是是田产和房产,法律赋予家长对家产的占有、使用、支配和处分的权利,家长对家产的控制 是其权威的基础。但是建国后的一系列社会变迁消解了这一基础,首先是田产的消解。从土地改革运动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公有制正式确立,原先由个体家庭所有的 土地逐渐收归集体所有,家长因此丧失了对田产的控制。表现之二为代际职业分化导致子辈取代父辈成为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以及子辈个人财产权利意识的增强。随着代际职业分化的加剧,子辈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个人财产权利意识急剧增强,导致家长对家庭财富的支配权被大大削弱。据一些村民反映,不少年轻人都有看不起父辈的倾向。

媳妇转变为强势的女主人 农村老人晚年生活十分悲惨

  家庭代际权力关系的变化还体现在媳妇地位的急剧上升,即从原来完全听命于公婆丈夫的“小媳妇”转变为强势的女主人。在子辈家庭内部,妻子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越来越明显,其家庭地位也有显著提高,传统时代的婆媳关系被彻底颠倒。这些变化必然对赡养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私有制经济条件下,富裕家庭妇女不参加农业生产,中等经济条件以下的家庭一般也实行男外女内的劳动分工,女性通常只在农忙季节参加田间劳动。土地改革后, 家庭占有土地财产的相对均等化使雇佣劳动失去了基础。集体经济时期,土地和大型生产工具都收归集体所有,农户家庭只能依赖劳动力换取工分获得收入。为了提高家庭收入,青壮年妇女普遍参加劳动,中青年妻子与其丈夫一样也成为家庭收入的创造者,男女平等观念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当代我国农村社区的老人和在传统社会中一样,都是在家庭中养老。调查发现,与传统时代相比较,当今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急剧弱化,老人的晚年生活十分悲惨。具体而言,首先,经济供养内容萎缩,丧葬费和口粮基本上能有所保障,但生活费和医疗费则难以保证,老人劳动自养的情况很普遍,生病后不去治疗等死的 状况也很常见。其次,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甚至出项反向趋势,老人不仅得不到子辈的照顾,反而要帮儿子做家务、干农活、照看孙子女,子辈不仅不能带给老人精神上的安慰反而经常让老人受气。

 
BRIEF 2

古人养老智慧多 社会底线不可碰

古代的养老制度在今天依然有可取之处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古代的“色养”:子女更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心情愉悦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重要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民间养老:古代富人出钱推动民间资本办养老

  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补充是民间养老或社会养老,这一点,明、清两个朝代做得最好。朱元璋时期,明朝政府就下令,或强制或引导,让富人出钱,在全国各地建立公共墓地,使那些死后无钱买坟地的老者能够落叶归根。还有,养济院和施棺局等救济机构的运行资金,很多都是民间大户人家和官宦贵族捐助的。

  明清时期,政府财政对养老的补贴和资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故而,养济院等养老机构必须由民间参与管理和运营,才能形成普遍的效应,才能有所保障。在明清时期,各类养老机构大都是民办的,养老资金得到了各地中产阶层以上人家的大力捐赠。如施棺局,在清代,90%以上都是民办的。

    养老事业本身具有较大的公益属性,并不能立竿见影地得到回报。这也就决定了,政府和民间要共同努力,在盈利性的养老市场之外,培养一个公益性的养老市场,互为补充,共建一个优质高效的养老市场和机制。

宋代的福利制度甚至超越现代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孝敬老人和赡养老人,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早在西汉初年,政府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养老福利政策,对贫穷老人赠与麻布、绸布等多种衣料。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还下令,对全国贫穷老者给予粮食补贴。

  三国时期,曹操曾下令,年满70岁的老妇,如果没有丈夫和儿子,或者已经死亡的,国家必须赡养。这大概是中国第一个针对女性老人的救济政策。宋代的福利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健全,甚至超越现代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延伸为从“养胎到祭祀”:当一个人还是胎儿时,就可以得到政府资助(孕妇补助),而死后的祭祀,也可以依赖政府拨款。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于平民家庭,深知民间疾苦,对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感受。他问鼎皇位之后,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其一个儿子的所有徭役。这个规定,其实就是把这个儿子指定为老人的专职供养者,让老人因此能够得到较为富庶的赡养。

    到了明代中期,对老人的尊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百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给他定制高级、华美的正装,给予极大的国家奖励和荣誉,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尊老、爱老、养老的风尚和氛围。对于正值壮年的人来说,养老不能仅仅等待政府和社会。养老最终还得靠自己,唐代的“色养”也好,清代对家庭养老的严苛法律也罢,养老还是要未雨绸缪,从现在开始,从个人开始,警惕美国式极端消费的恶习,在合理、充分消费的前提下,为即将到来的老龄,攒下每一分、每一厘宝贵的钱。

 
BRIEF 3

世界各国养老经验谈 文化与制度双管齐下

赡养制度背后有深层文化因素

   随着世界多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了让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各国推出了适合各自国情的法律法规和惠老爱老政策,保障老年人享有各项合法权益,值得学习和借鉴。

为尽孝的人减轻负担 美国赡养老人者可少缴税

  与许多人固有的印象不同,美国人的家庭观念并不淡薄,很多子女都照顾父母,政府也鼓励家人互相照顾,并将赡养行为列入税法、医疗保健法的优惠项目中,为尽孝的人减轻负担,希望更多的人效仿。

  美国人纳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所以国税局计算家庭的总收入后,还要减去这个家庭因为赡养老人所产生的减免额度。当一个家庭的纳税人负责赡养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以及双方的祖父母的话,那么这些被赡养人的减免额度可以列在年终报税表里,从而获得退税。

  不过,并非所有支持父母生活的人都能减税,比如子女偶尔分担一部分父母的房屋装修费,就不够资格。美国国税局对此有严格详细的规定,但只要符合条件,政府也绝不刁难。

日本鼓励大学生租住老年人房屋

  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本一些机构出台项目,鼓励大学生租住老年人的房屋,与老人共同生活,互帮互助,实现“双赢”。

  日本福井大学和福井地方政府共同发起一个寄宿项目,鼓励学生租借老年人的房屋,共同生活。项目要求,房东老人生活上必须能够自理;房东和房客自行协商宵禁和房客试住时间;月租金不超过2万日元(约合202美元)。

    福井大学副教授菊地义信说,寄宿项目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为老人谋求租金收入,而在于促进老少之间相互帮助。法国也有类似项目。2003年夏,不少法国老人受不住炎热,默默死在家中,因此相关机构鼓励年轻人与老人共同生活,一方面让老年房东觉得自己帮到年轻房客,有益身心健康,另一方面有助年轻人减轻生活负担,譬如项目规定,如果年轻人一星期中有6天陪伴老人共同享用老人准备的晚餐,就可免付房租。

欧洲:更重视“精神赡养” 居家养老和“以房养老”

  欧洲由于整体养老制度比较完善,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更多地指向“精神赡养”。在瑞典、芬兰等北欧福利国家的法律中,都有有关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以保证老人们晚年的幸福。这些要求以量化的方式具体规定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每年、每月、每周乃至每日应当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和次数;连子女与父母谈话的忌语都受到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从立法上保证赡养行为的质量。

  另一方面,在瑞典,政府大力推行居家养老的形式,争取让所有的人在退休后尽可能地继续在自己原来的住宅里安度晚年,这主要是因为居家养老比较人性化,也很个性化,而且更能给人以安全感。而为了使儿女照顾父母更方便,瑞典政府还为老年人提供住宅服务,在普通住宅区内建造老年公寓,或在一般住宅建筑中酌建便于老人居住的辅助住宅。凡领养老金的老人,都可以领到住宅津贴。

  在英国,“以房养老”是一种独特的养老方式。有房的老人可以把房屋抵押给有政府背景的养老机构,由机构负责老人的养老开销,直到老人去世后,机构收走并处置房屋。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把房产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每月用贷款作为养老金。另一种方式就是出售大房,换购小房,用差价款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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