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不是死水,未来也非确定。不管用何种话语,科学民主也好,仁义道德也罢,基本的真善美自有标准。一件好的事情既可以说它符合科学民主,也可以说它符合仁义道德。但善的就是善的、恶的就是恶的,不会因为文化、时代的差别而改变,此为普世价值。有些过往让人想穿越,是因为在现实的扭曲前,那一刻张扬了这种价值。
这些数字曾经存在,手足无措的时候让人心向往之,恨不相逢机器猫...
梦想是对现实的反抗和超越,穿越则是梦想的体现,穿越族常为不满族...
虽然历史决难重来,但是经验应该被总结,前人的肩膀该踩就踩...
不堪的年代里可能也有闪光的地方,哪个值得我们想象...
1919年鲁迅花3675元买下八道湾一座大院子。1924年又花不到1000元买下阜成门内一套四合院。中国历史上货币购买力以米价来衡量较可靠。1919年、1924年北京的米价每百斤均价分别为5.35元和7.94元。据此八道湾房产约值7万斤米,以现在米价2元一斤来算,大概值14万元钱。同理,四合院房价约值12500斤米,相当于现在的25000元。
现实凶猛,你是否想过要穿越?
梦想是对现实的反抗和超越,穿越则是梦想的体现。但现实过于凶猛,同时又失去对未来的信心,所以宁愿把梦想安放在过去,无力无奈之下,经常会幻想穿越。
大国争霸,小国图存,春秋战国是讲“里子”不讲“面子”的时代,务真求实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实事求是就是真理。统治者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不得他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花里胡哨的歌功颂德就得靠边站了。“士”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人格独立,见解自由,打造了学术思想自表及里的黄金时代。
张六朝余脉,合南北之长,唐代文学自有积淀。加之国力强大,中外融汇,风气开放,唐代文人普遍地有一种积极性和进取心。思想领域儒释道融合并存,儒家思想的影响给唐文学带来了进取的精神,佛教的影响丰富了唐诗的心境表现,道教的影响则丰富了唐诗的想象。在唐代做个文人是挺自然的一件事。
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宋代社会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官学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下层百姓有上升通道。两宋文化艺术灿烂,商业经济发达,除了不太能打,其余皆有可观。
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人才的井喷有目共睹,但“大师”和“名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社会文化风貌和制度建设保证才是真正的发动机。那个时节有视教育为“立国之本”的共识,有“愣头愣脑”热情奔放的新青年,中间更有学识与风骨并峙的教育家的推动。几种力量适时交汇于此,打造出了教育的美好时代。
宋朝经济是真牛,宋人在世界各地也受欢迎。《清波杂志》载:“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曰‘度种’”。这“度种”说糙点就是借种。洪皓在《松漠纪闻》说:“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虽不可尽信,但想来在宋朝娶个媳妇是不难的。
食品安全在什么时候都是大事儿。古代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都施“重典”,北宋强化食品监督,让商人成立行会,按行业登记,经营者名单入册,互相约束和监督,若出了问题,整个行业都要整顿。商品质量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是“法定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成色和价格,出了问题,会长要承担后果。加上一些客观的原因,比如没发明三聚氰胺等等,食品安全没有成为公敌。
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没有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纸笔都买不起。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录取进士601人,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后唐庄宗李存勖颁布过一道敕令:“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后唐明宗李嗣源也有类似规定:“诸色人等置到田地,并限三个月内修筑盖造,须见次第。”后唐地方政府不靠卖地吃饭,所以对高房价不感兴趣;那时也没有开发商,还不存在官员和开发商之间那种或明或暗的利益链。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房子最终确实便宜下来了。
唐宋时期,“廉租房”主要来源于寺观。白居易进京赶考,就一直租居在华阳观里,因为房租便宜。辛弃疾应试,为了省钱住的是现在北京的悯忠寺。《西厢记》张生租住的也是寺观。明清又多了会馆,为旅居在外没有住处的同乡们提供方便,租金非常便宜。顺治十八年清朝开科取士,各地进京应试的太多,致京城房租暴涨,若非会馆撑着,很多房客都得露宿街头。
民国二十年,广州西关的小洋楼,每平方米售价30圆,按银元一圆等于150元人民币估算,均价4500块钱。当时最低级教员月薪30圆,一个月工资能买到一平方米房子。民国二十一年12月2日,“中央日报”第六版刊载评论说:“最近数年之广州地价房租飞涨不已。”当时“优美住区”的小洋楼,每平方米要价125圆,刚好等于最高级教员一个月的工资。
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五节第一六四条明确规定了“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投入力度可见一斑。
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共八册,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编写,丰子恺先生绘插图。课本最值得让人称道的地方一是它所秉持的儿童本位教育理念,二是它所采用的儿童文学的方法。它的编写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就是渗透着公平、正义、自由、爱与被爱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处处体现生命间的微妙关系,展示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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