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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五条人乐队:“土的掉渣”也是一种很酷的表现

来源:搜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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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在广东,“海陆丰”是一个远比汕尾更加如雷贯耳的名字,海丰和陆丰这两座毗邻的小县城,说着一样的闽南语、唱着一样的西秦戏、吃着一样的潮汕丸子,也都跟着“农民大王”澎湃闹过革命,而充满“土气”的五条人乐队就来自这里。“五条人”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恶作剧,他们大多数时候是“阿茂”和“仁科”的两个大男孩,演出和录音的时候也会加上鼓手邓博宇变成三个人。他们从2003年开始用母语海丰话唱歌,原汁原味的土语配上悦耳的旋律,不疾不徐地讲述着自己所熟悉的县城生活;而歌词的另一面似乎又隐藏着他们对时代生活的感叹与暗讽。

  2009年,五条人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设计成老式户口本样式的红色歌词本上写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八个大字,似乎想要借此表达他们用世界性的音乐和县城外的视角描述海丰的初衷。很多人都说五条人的音乐就像一部音乐化的侯孝贤电影,当他们的吉他和手风琴一响起,一段段有点神秘又有点有趣的旋律仿佛一阵从沿海小县城吹来的风,带给听者某种会心的暗语,让人爱不释手。

  海丰话更宜讲述小镇生活

  搜狐文化:五条人乐队有多少人?

  仁科:三个人。

  仁科 ;但一开始做《县城记》时只有我跟阿茂两个人。

  搜狐文化:广州的朋友2008年或者更早一点,给我了一个DEMO,大概是《春就很好听了》,那时候是几个人?

  阿茂:那时候两个人。

  搜狐文化:最早的那几首歌你们有没有用来出唱片?

  五条人:最早做了六首歌,算是我们俩录的一个小demo。

  搜狐文化:现在除了你们两位还有一位是谁呢?

  五条人:现在如果去演出的话,还有叫邓博宇的鼓手和我们在一起。

  搜狐文化:他也是海丰人吗?

  五条人:鼓手是内蒙古人,在深圳生活。

  搜狐文化:你们在演唱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语言?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有一点陌生。

  五条人:是海丰话,属于闽南语系。广东主要有三种语言,第一种是粤语或者叫“白话”、第二种是闽南语,最后一种是客家话。

  搜狐文化:你们当时为什么不选择用普通话演唱呢?

  阿茂:我们最早写情歌的时候,是用普通话的,但后来《县城记》和《一些风景》这些歌,讲述的都是发生在县城里的事,所以我们就觉得也许用海丰话来演唱会更合适一些。

  搜狐文化:台湾的交工乐队和阿淘、林生祥用客家话(方言)演唱,他们好像对本地的政治、以及社会有直接的反应,五条人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阿茂:我觉得交工乐队关注环境保护、乡村建设这种社会议题,所以在音乐方面会有一些反抗政府的东西。但相比之下,我们没有太多的反对。

  搜狐文化:你们做音乐的态度是什么呢?

  仁科:首先热爱音乐是我们做音乐的初衷。我们卖过打口碟,听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音乐,有很多小语种的歌我们听了很多年,唱的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们的发音和那些有意思的旋律都非常吸引人。

  在演唱的语言方面,我们没有局限于闽南话(海丰方言),只是有一些歌适合用闽南语来唱,但后来像《广东姑娘》这种故事背景不再是唱县城的歌曲,我们就用大众认为比较便于沟通的普通话来演唱。我们在广州说白话和普通话比较多一些。

  

(五条人乐队《广东姑娘》)
(五条人乐队《广东姑娘》)


  对海丰名人不是歌颂也不是调侃

  搜狐文化:你们乐队的三位成员,现在主要生活在哪个城市呢?

  仁科:我和阿茂在广州,鼓手在深圳。

  搜狐文化:潮汕地区风土人情、语言和生活的方式和大都市广州的都非常不一样,也包括海丰在内。

  仁科:海丰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潮汕地区的生活都非常接近,每个县城的感觉都差不多。

  搜狐文化:我去过潮汕地区,记得当地的建筑都非常特别,还有宗祠。每个县城很小,都有步行街、肯德基、真维斯..县里的人都认识。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广州工作,有的打工,有的做生意,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到家里,听当地人说那里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

  仁科:海丰最近几年发展很快,也可以看到一些高楼大厦开始建起来了,所以也有一些年轻人愿意留在这里。但以前的状态跟你说的差不多。

  搜狐文化: 你们刚刚说到在广州会听打口带,在这之前,在海丰县会听什么音乐呢?

  阿茂:最早肯定是港台的音乐了,然后初中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中国的摇滚乐,之后有一些在广州读大学的朋友,偶尔会带打口碟回到海丰,这也就给了我们接触打口碟的机会了。

  搜狐文化:在海丰的时候你们认识吗?

  阿茂:2001年的时候,是我先来的广州,当时觉得这里是全国打口碟最集中的地方,可以淘到很多碟,然后到了2006年我就开始卖打口碟了。我和仁科是通过一个策划音乐会的朋友认识的,那个朋友偶尔会邀请我去音乐会演出,刚好仁科也在,所以就认识了。

  搜狐文化:邱大力开始“打口碟”的老前辈了。

  阿茂:是的,我第一次拿打口碟就是被邱大力带过去的。他当时在广州外国语学院附近卖打口碟。

  搜狐文化:仁科在广州做什么呢?

  仁科:我一开始是在华师大门口卖盗版书。

  搜狐文化:你们后来做乐队以后,这方面的事儿还会做吗?

  仁科:没有了。其实盗版书我只卖了半年左右,之后卖了一个月打口碟,后来还在琴行工作了三个月。

  搜狐文化:我某年在广州的时候,阿茂跟我如数家珍地说岗顶,哪一家是卖blue note的,哪一家买民谣。他对这方面这么了解。回到音乐的问题上,关于海丰题材的歌你们有《陈先生》和《澎啊湃》这两首?《陈先生》应该讲的是陈炯明,他也是海丰人。《澎啊湃》大家都知道是海陆丰澎湃这个革命领袖。当时你们是怎么想到做这两首歌的呢?

  仁科:其实很容易想到,你如果到海丰红场,就可以看到澎湃的雕像。而陈炯明的雕像在文天祥公园里,特别高大威猛。他们都是海丰的名人嘛。

  搜狐文化:很少像你们一样唱自己家乡的名人。感觉你们有点像当地文化馆的馆长,有点像歌颂但听起来又不像,当时你们写这些歌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仁科:好玩嘛,说起他们大家都比较有的聊。可能有的人认为唱起来很搞笑,因为澎湃在海丰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但私底下大家在讨论他的时候也会提到他的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也会加入自己的想象。当然歌里提到的很多事情也都是真的,比如澎湃在上海被国民党抓之类的。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想要调侃澎湃这个人物,只是想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表达,不带有任何贬低或者崇拜他的意思。

  搜狐文化:既不是歌颂也不是轻浮?

  仁科:对,这就有点类似拍电影,如果有个电影要塑造一个历史伟人的形象,可能导演和编剧也难免要添油加醋,他可能会选择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表现,也可能会站在一个很悲情的角度,但这些都是拍摄电影的手法。而我们所选用的不是那种教条的,我们想用民谣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把他唱出来。

  搜狐文化:你们和胡吗个,“野孩子”乐队以及后来的张玮玮气场很接近。

  仁科:胡吗个和“野孩子”乐队算是我们的前辈,在我们还没做音乐的时候就已经听他们的歌了。而张玮玮后来跟我们一起演出过,比如我们去北京演出时他是我们的嘉宾,他来广东时我们也一起玩儿过。

  搜狐文化:但张玮玮做音乐要早一些,而你们比较年轻,在音乐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冲突?

  仁科:不会,可能我们做的音乐都比较有营养吧(笑)。

  “土气”本身也是一种酷

  搜狐文化:《广东姑娘》音乐质感很轻佻,有现实主义的气味。你们的音乐题材大都是关于城市日常生活的,新唱片还是这样?

  仁科:新唱片的内容还是留一点悬念吧,可以肯定的是这张唱片在音乐和传达的内容方面都会更生猛。

  搜狐文化:有一些乐评人或者精英听到你们用方言去演唱,就会认为你们的音乐里是有民谣的,或者你们是属于民谣摇滚乐的,再或者说你们是有人文主义的,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评价呢?

  仁科:怎么评价都无所谓的,但像《县城记》和《一些风景》这种歌,确实是海丰话居多,所以他们这么说也是比较中肯的,所站的角度也没什么问题。

  搜狐文化:但还有一些一般的听众,他们听到《广东姑娘》这种歌时,可能会觉得比较轻浮。你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反应?

  仁科:其实外界对这首歌的看法或者反映我们都不是很在意。对我来说,创作歌曲是一种探索,我们想用一种新的歌词或者音乐的方式,来保留早期那些歌星、打口唱片,还有地方戏曲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

  

(排练中的五条人乐队)
(排练中的五条人乐队)


  搜狐文化:直接说吧,你们的音乐很土,一点都不很酷,你们怎么看?

  仁科:别人认为你很土,这是很酷的表现。

  搜狐文化:有些人觉得你们既不朋克又不metal,不像现在音乐节上的很多乐队,有后朋克这种很西化的风格,也不用英语来演唱,也不像二手玫瑰那样中西结合。

  五条人:但当他们弄懂什么是酷的时候,肯定会一拍大腿说原来五条人那才是酷。我觉得酷是一种完全说不出来的感觉,可能是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这种状态哪怕是土到掉渣都没关系。

  搜狐文化:其实你们是有一些现实生活底子的,如果说得直接一点,你们的音乐描述有点偏屌丝味道的感觉,不知道这样理解有错误吗?

  仁科:可以这么说吧,因为现在“屌丝”的称谓也是越来越正面了。

  搜狐文化:作家曹寇就是很“屌丝”,很有力量。

  仁科:对,他就很酷,很“屌丝”。

  搜狐文化:你们为什么没有想过去上个《中国好声音》之类的选秀节目?

  仁科:我觉得歌曲比赛说白了就是一种广告代言,没有什么意思的。

  搜狐文化:舌头乐队和崔健都上《中国之星》了,你们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仁科:上电视去唱歌是很正常的啊。

  搜狐文化:如果有人邀请你们,你们会去吗?

  仁科:其实也有人邀请。但暂时我们还不想,因为现在手头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搜狐文化:有些乐队很酷,很讨女孩儿喜欢,会有很多姑娘追他们,你们有吗?

  阿茂:我们是男女老幼都喜欢。

  搜狐文化:你们挣到钱了吗?

  阿茂:也没有很有钱,就差不多吧。

  搜狐文化: 最近几年你们去过云南、北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演出, 你们觉得跟广东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仁科:其实无论去哪里演出我们都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很想到不同的地方去演出,但在风土人情和观众反应方面跟广东确实不太一样,不过我们都挺喜欢的。

  

(五条人演出现场)
(五条人演出现场)


  搜狐文化:好像你们二位还穿着戏曲的服装演出过?虽然看起来很古怪,但挺有意思的。

  五条人:那个不是演出,只是在拍《像将军那样喝酒》这首歌的MV。

  搜狐文化:我看过一张仁科拉手风琴的图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用手风琴的元素的呢?

  仁科:2008年的时候吧,我从2006年开始学的。

  搜狐文化:手风琴好像比吉他还要难学,它的各种乐理什么的都要更严谨一点吧?

  仁科:对。

  搜狐文化:新专辑里你会放手风琴这个元素吗?感觉它也是你比较固定的乐器了。

  仁科:会,多多少少都会用到。

  现在的摇滚乐队比早年的更小众

  搜狐文化:现在乐队是三个人了,和之前两个人的时候相比,音乐方面的变化大不大?

  仁科:其实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也有一个合作的鼓手叫朱芳琼,只是没有把他当作成员来算。现在三个人一起来编,就更加像一个乐队的形式了,当然也会加入一些新的想法,从而改变整个歌曲的框架。

  搜狐文化:朱芳琼在民族音乐方面的探索会更深一点,他是比较偏实验,后来进来的鼓手也是这样吗?

  仁科:现在的鼓手也比较偏先锋,他以前有个爵士乐队,自己做电子音乐。

  搜狐文化:我想到一个地域性的问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家乡话当成母语,但到了你们这一代,虽然生活在广东,但从小受电视机、新闻联播的影响非常大,会不会把普通话也当成母语?

  仁科:怎么可能,普通话对广东人来说是第二语言。我们在海丰,从小就会讲海丰话,包括读初中的时候,除了语文老师用国语,政治、数学、英语老师都是用海丰话上课的。

  搜狐文化:英文老师也用大量的海丰话?

  阿茂:他讲英文时肯定要用英文,但他给大家分析问题的时候还是会用海丰话。1998年以后,全国都要用普通话上课,但在这之前我们那边基本上都用闽南语。刚刚普及普通话时,就有个很搞笑的事,我读高一时的那个语文老师当时已经五、六十岁了,突然要用普通话来教学,他的思维是反应不过来的,所以他经常会把海丰话的词句直接用普通话的读音说出来,比如“搞错了”,他会说成“拉措句”了。“拉错句”在闽南语(海丰话)的意思就是搞错了。

  搜狐文化:你们对之前的广州音乐有什么印象吗?比如像早一点的王磊,或者晚一点的朱芳琼,再或者后来的沼泽乐队和与非门乐队等等,广州作为一个做音乐比较发达的城市,这十几、二十年内的变化大不大?

  阿茂:我刚来广州的时候,基本好的音乐人的演出都会去看,像你刚才说的王磊、朱芳琼还有盘古他们的演出我都非常喜欢。现在不光是广州,全国范围内的乐队也越来越多,还有live house也是遍地开花的状态,我觉得还挺好的。

  搜狐文化:现在广州做音乐的人多不多呢?

  阿茂:也挺多的。

  搜狐文化:大概都是什么形态的音乐呢?

  阿茂:年轻一点的玩儿重型的比较多,会有一些后摇乐队和

  搜狐文化:但现在的乐队好像不像早年的黑豹、唐朝那么有名了。现在做乐队的,包括你们五条人,还有刚刚说到的张玮玮,似乎都是很小众的。你们怎么看?

  阿茂:我也弄不懂,可能那个年代的乐队本身就比较少,再加上大公司推的关系吧。

  搜狐文化:你们现在签的是摩登天空?

  阿茂:对。

  搜狐文化:现在这个年代,像北京的PK14,或者后海大鲨鱼,无论是在国外演出,还是在国内巡演,都是在live house这种比较小的场所。你们也是在“喜窝”演出,为什么没有一些大型的场所呢?

  仁科:我们也有啊,我们和张玮玮在广州友谊剧院演出过。大概一千多个座位。

  做“会讲故事的音乐”

  搜狐文化:你们认为自己的音乐是摇滚乐还是民族管弦乐?

  仁科:我觉得都不是,就是音乐吧,或者可以把它当作会讲故事的音乐。

  搜狐文化:但是你们的音乐还是不酷,甚至很土啊?

  仁科:说不酷。其实你明白,这是才是一种很特别的状态。

  搜狐文化:什么状态?

  仁科:打个比方吧,钟永丰在我们《广东姑娘》还没出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很喜欢我们的音乐,但很奇怪的是,他觉得我们的音乐既不像西方的,也不像中国的、或者港澳台的。其实听完他说这句话我跟阿茂特别开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状态,我们想要自己的东西。

  起码你要尝试做一种新的表情出来吧,就像约翰•凯奇说的,一种风格有两个人演奏就已经很多了。我觉得音乐不是一种商品,它是一种人的状态,如果我的状态跟北方某个人的状态一样,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重要的是那些不一样的特点。

  搜狐文化: 同样的作品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和在录唱片的时候相比,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阿茂:比如《曹操你别怕》、《做梦》、《雨来淋秀才》这些,我们都有现场和录音两个版本,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半即兴的成份在里面,这样才好玩,也不会觉得疲乏。

  

(《县城记》歌词本)
(《县城记》歌词本)


  搜狐文化:好玩?

  仁科:对,因为你这样不会重复。当然有一些歌不用大改就已经很美了,但有一些就是演出现场半即兴玩儿的,这样的歌会比较有新鲜感。

  搜狐文化:我个人觉得,你们在唱歌的时候好像更关注生活本身,或者说你们自己。不管是《广东姑娘》还是《曹操》甚至《陈先生》这样的歌曲,你们都是拿事情来唱自己,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关心的问题?

  五条人:就是你身边的事吧。

  搜狐文化: 你们怎么看待汪峰的音乐呢?

  仁科:臭狗屎

  阿茂:汪峰之前叫鲍家街43号的乐队,我看过他们的演出,早期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情绪也很强烈。

  搜狐文化:你们日常会去关注微博上的这些公知或者精英,你们会觉得他们是真正关心底层吗?

  阿茂:惭愧啊,虽然我们用微博比较早,但还是比较少关注这些公知。

  搜狐文化:我个人理解,你们的音乐还是比较关心那些社会平常生活,也会反映那些人的心态,比如《县城记》这样的唱片,还是十分能打动人的。但在微博或者互联网这个社会里面,很多公知或者精英看起来好像是在关心这个社会,但他到底在关心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

  阿茂:我们用微博只是发一下自己的东西,或者转一下别的,没有真正关注过那些公知,所以不太好评价他们。

  搜狐文化:新唱片什么时候开始上市呢?

  阿茂:我估计快的话可能十月份就能上市了。

  搜狐文化:准备用多久的时间录完这张唱片?

  阿茂:五、六天。

  搜狐文化:这个速度和一般的乐队比起来好像很快了?

  五条人:我们录《广东姑娘》才花了四天半。然后《一些风景》这张唱片一共二十一首歌,就花了两个星期。《县城记》也就是八、九天的样子。我们到棚里面不是去浪费时间的,而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要很有感情,所以一定要非常快。

  搜狐文化:仁科跟我说排练的时间会长一点是吧?大概准备多久呢?

  五条人:对,准备时间很长。我们要慢慢修改,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段,反正现在就是一有空就搞,等到感觉差不多了,就准备出唱片了。

  搜狐文化:我看你们MV的意识很特别的,这些都是谁拍的呢?

  仁科:比如刚刚说过穿戏服的那首《像将军那样喝酒》,是顶楼马戏团乐队的贝司手梅二拍的,他本身也是个导演。另外一个模仿卡拉OK感觉的《晚上好,春天小姐》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导演拍的,他是一个广州的艺术家,在香港学过拍摄。

  搜狐文化: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仁科:MV制作费挺大的,但实际上录制MV时,好多朋友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务来帮忙的,包括导演也是因为很喜欢我们音乐,所以愿意免费帮我们做,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肯定是要耗掉一笔钱的。当然只要我们一有钱,也会给他们一些很微薄的酬劳。

  搜狐文化:你们录唱片的钱花得多吗?

  阿茂:需要一点钱,但就看怎么花了。因为我们找的都是很专业很贵的录音棚,它都是按天数算钱,如果我们时间短的话,在棚里面耗的钱也就少了。而有些乐队要录二十天的话,要花的钱就多了。

  搜狐文化:所以虽然你们的音乐形态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很草根,但实际上在制作方面是很精良的是吧?

  仁科:对,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其实是想把情绪录进歌里面,包括我自己弹吉他时,有很多音在别人看来不应该是这样弹的,可能要再软一点,但我并不是这样去演绎的。

  搜狐文化:前两张唱片卖得怎么样?

  仁科:都不错,《广东姑娘》可能会更好一些。但具体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摩登天空首版印完以后,没两天就卖完了,后来又加印具体多少我们还没去问。

  搜狐文化:你们两个人在音乐方面有没有冲突?

  阿茂:争吵、争议这些问题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但我们会很理性地去分析这个问题,如果双方观点僵持不下,我们就会停一下,过一会儿再来讨论它,如果仁科是对的,就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如果我是对的,就按我的办法去解决。

  搜狐文化:五条人里谁的才华会更高一些?

  阿茂:我。

  仁科:我是瞧不起所有的人,包括阿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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