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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对中央灰心:两次致信主席都石沉大海

2013年04月07日05:31
来源:今晚网-今晚报

  自庐山会议上被打倒后,彭德怀曾经多次上书中央和毛泽东,希望能够向中央和毛主席阐明实情,为自己洗清罪名。在那段痛苦不堪的日子里,满心愤懑的彭德怀写下了大量的文字,可是彭德怀每写下一个字,都被专案组和造反派认定是“翻案”文章。彭德怀被平反后,他所写的这些文章被收编成集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波澜,甚至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回忆录销量的最高纪录。那么这部名为《彭德怀自述》的珍贵文稿是如何在人人自危的浩劫中幸存的呢?

  

  1959年7月中旬,在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根据他深入群众、实地视察的所见所闻,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给国家带来的困难,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接受,彭德怀因此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紧接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等职务。

  1959年秋,彭德怀成了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校长杨献珍十分同情彭德怀的不幸遭遇,特地安排了两位教员,到吴家花园为彭德怀辅导。每周彭德怀还要亲自去党校两次,参加集体学习。彭德怀为什么要进党校学习呢?这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大懂”,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彭德怀。他下决心要弥补自己在理论修养上的缺失。当彭德怀看完列宁分析唯心主义的一节,联想到《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的“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之类的虚夸报道,不禁感慨万分,于是写下这样的感想:“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从1960年起,彭德怀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哲学著作基础上,开始冷静思考毛泽东对他的批判。

  1960年4月,彭德怀重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他长久地凝视着这份彻底改变了他人生命运的红头文件。这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以党中央的名义发给全党、全军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是要永远保存在他人生档案中的。在那一刻,彭德怀决定要勇敢地回答它。于是,他不分昼夜,伏案疾书,整整两个月,倾尽心力,写出一本长达五万余字的笔记,总题目是《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彭德怀首先对《决议》作出一个总的评价:“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事实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账、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已经存在的‘左’的东西更加严重……”彭德怀分析道:“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许多无根据的计划,就造成了严重损失。庐山会议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而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0年这种形势仍将继续”,“庐山会议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反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彭德怀还严厉地批判了当时那些时髦的口号和做法,什么“‘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大办”、“大搞”、“大上”……他认为:“这些全民大办并不是人民群众多数自觉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彭德怀还痛心地列举了“大跃进”中他亲自调查到的不能容忍的现象:“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人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

  在庐山,林彪给彭德怀扣上几顶恶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决议》也在“伪”字上大做文章:“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对这种肆意诬陷,彭德怀愤然批驳道:“真的是‘伪装爽直、伪装朴素’吗?”“我认真回忆了自从加入共产党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对党和对同志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言论和行动,就根本没有什么‘伪装直爽’。在任何场所说话,从来也不看别人脸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在《看法》的最后,彭德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大局,他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而实际却不这样做。”“把人们引到避开现实去算旧账,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势必出现一个少慢差费的大马鞍形,真使人痛心!”彭德怀意犹未尽,他又在《决议》上面批道:“宁左毋右,再来一个宁左毋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

  1960年的春天,在全国上下一片“继续跃进”的鼓噪声中,有谁能听到彭德怀在北京西郊农村里发出的悲怆呼喊呢?

  

  1962年,彭德怀正在实施他深思熟虑后的一个大计划,他要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一封长信,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指责做个全面的答辩。他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功过是非,特别是错误和缺点,都和盘托出,请党来审查。

  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这篇长达八万两千余字的信。6月16日中午,彭德怀在誊清好的长信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驱车前往中南海,把厚厚的一个大信封交到杨尚昆的手上,请他把八万言长信铅印多份,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而后,彭德怀天天都在等候中央的回音。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仍然没有等到回信。彭德怀为此愁眉紧锁,焦灼不安。8月22日,彭德怀实在忍耐不住,他再次伏案挥毫,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阅读了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我对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彭德怀郑重地重申:“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在信的最后,彭德怀泣血写道:“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9月24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他要求全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次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诉信被认定是“翻案书”,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全会除了继续批判彭德怀、批判“翻案风”这一当前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外,又增添了邓子恢“刮单干风”和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两个新冤案。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全面的秘密审查。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立即感觉到,他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的迹象,反而莫明其妙地“升了级”。首先,他原来可以阅读中央文件和通知的政治待遇被剥夺了;其次,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增加了,警卫荷枪实弹,高度戒备。本来和彭德怀相处融洽的战士们,也被迫收起笑容。一名平时跟彭德怀走得很近的战士朱广惠也被提前复员。每天哨兵要作岗位记录,记事本上有三条任务:保证他(彭德怀)安全,防止被反革命分子杀死,不让他跑掉。此外,彭德怀每天的言行要记录下来,来吴家花园的人员和信件要做好登记;彭德怀白天出去散步,身后要紧跟两个战士,随时监视和劝阻彭德怀接触外人;在国内形势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求注意彭德怀的动态,他经常接触谁,说了些什么,都必须记录在案。战士们奉命行事,不敢有丝毫松懈,彭德怀晚上就寝以后,哨兵把屋脊角上的电灯打开,以便观察动静。

  1962年年底,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对横加在他身上的所谓“篡军”等六个罪名一一做了回答。跟“八万言书”的命运一样,他的信依旧是石沉大海,仅为专案组增加一份新的“翻案罪证”而已。既然写信也是白搭工夫,彭德怀心灰意冷,此后三年,他再没有给中央写过信。从1963年开始,彭德怀开始总结自己的戎马生涯,写出了四万多字的军事文稿,可惜这部兵书只写一半就放下了。

  

  1962年7月底一天,彭梅魁(彭德怀侄女)习惯地走进彭德怀的书房,一直以来,都由她帮着伯伯整理房间。彭梅魁收拾完,彭德怀对她说:“你坐下,我和你说个事。”他打开办公桌一个加锁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纸袋。“梅魁呀,从现在的情况看,我的问题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彭德怀拍拍那个纸袋,低声说:“我这包材料放在这里不行,还是你替我保存吧!”彭德怀把纸袋打开,取出里面的材料,清点给侄女看:1959年《庐山会议文件三十六》000008号;有本人眉批和增删修改过的所谓“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原件;6月中写给中央的“八万言书”第一稿;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底稿;三份杂记。彭德怀神色冷峻,双目灼灼,眉宇间弥漫着凝重的忧虑。他说:“梅魁,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是对我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系到伯伯的政治生命啊!我的问题迟早要搞清楚,等将来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你是最了解伯伯的,务必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彭梅魁接过伯伯递过来的材料,望着伯伯信任的眼神,心里沉甸甸的。她说:“伯伯,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保存好的!”送侄女走的时候,彭德怀又反复叮咛道:“手稿绝不能遗失,如果到了外国人手里,那就真的变成里通外国了。”彭梅魁回到家里,用布把伯伯的材料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然后放到衣柜的最下层,上面压了一些平时用不着的衣服和破烂东西,为了保密,她甚至没有向丈夫张春一和孩子们透露一个字。

  这年秋末,八届十中全会的风暴再一次袭击彭德怀,他的处境越发险恶。彭梅魁来时,彭德怀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那包材料放到你那里不妥,还是拿回来吧。”1962年年底,彭梅魁把保存了几个月的材料又悄悄还给了伯伯。

  1964年,彭梅魁去见伯伯,她说:“我想趁这次回老家把那包材料带回去保存,总比放在您这里安全些。”彭德怀点点头:“这倒是个好机会。”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那你打算怎么保存?”“我把它埋起来。”彭梅魁胸有成竹,早就考虑好了这个最佳方案。彭德怀低头思忖一会儿,说:“好,就这样吧。”回家乡后,彭梅魁早早把孩子哄睡,关起门来,和妈妈说起伯伯交付的大事。她拿出那包材料,问妈妈周淑身怎么才能保护好伯伯视为生命的手稿,周淑身和女儿想到一块儿了,她说:“埋起来。”

  彭梅魁和母亲商量一番,觉得灶房里干燥,又不显眼,埋在那里比较稳妥。彭梅魁找来一个小口瓷坛子,把伯伯的手稿放进去,她又弄来几块生石灰,塞在上面,最后,再用自带的一块白蜡封好了瓷坛盖口。周淑身指指灶脚下的一块地方,示意在那里开挖。彭梅魁先准备一堆劈柴和一把斧头,有人进来的话她就装着劈柴。没用多少时间,彭梅魁就把土坑挖好了。她小心翼翼地把瓷坛子放下去,添土踩实,再用劈柴和稻草把那一块新土盖得严严实实。彭梅魁做完这件大事,长出了一口气。她接过妈妈递过来的湿毛巾,一边擦汗,一边低声叮嘱妈妈:“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了,千万千万啊。”周淑身会意地点点头。

  在家乡小住了几日,彭梅魁就匆匆返回北京。她把埋藏手稿的全过程告诉了伯伯。彭德怀满意地说:“梅魁,谢谢你了!这样做既防虫蛀,又防潮湿,真是万无一失啊!”1967年7月底,忧心忡忡的彭梅魁跟丈夫张春一商量:“给老家写了好多封信也不见我妈回信,我都要急死了。现在最不放心的是伯伯托我保存的手稿,再就是我妈和两个孩子,老太太耳朵聋了,反应又慢,一旦‘红卫兵’再来家里闹腾可怎么办呢?我真想回去一趟。”张春一说:“到处都在武斗、死人,铁路上也很危险,我哪能让你一个人走呢,要回去,得咱俩一起走。”

  从天而降的女儿、女婿把周淑身吓了一大跳,她嗔怪道:“梅魁,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连一封信也不给我回?”彭梅魁这才明白,双方都没有收到信,是因为邮路中断了。周淑身放低声音:“梅魁啊,我就担心那个东西,要是‘红卫兵’把这老屋子给占了,可就不好办了。”彭梅魁和张春一商量后,就去找堂弟彭康志,说明手稿一事的来龙去脉,让堂弟参与保护这些浸透着伯伯心血和泪水的珍贵资料。彭康志听罢,没有任何迟疑地就爽快答应了。姐弟俩研究的结果是,手稿还是不要藏在家里。

  第二天,彭梅魁和彭康志到屋外物色埋藏手稿的地点:一是家门左边有几棵枇杷树的那块平地;一是从屋子右边向上走到山脚,在彭家两位烈士坟墓旁,有块自留菜地。这两个有记号的地方都行,彭梅魁让堂弟择其一挖洞。“这个地方只有你、我和妈妈三个人知道,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彭梅魁叮咛彭康志,“这可关系到咱们彭家人的生死啊!”

  1968年春天,乌石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再次掀起批彭高潮。7月,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村里。有一天,他们押着一大群所谓“彭德怀的黑爪牙、辩护士”和“五类分子”,敲锣打鼓到彭家围子游行示威,宣传队员喊着口号,进屋子里四处搜查,但是一无所获。

  1969年4月,彭梅魁送妈妈回老家,她决定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北京保存。彭梅魁看了几份手稿,纸页边角处有点磨痕,个别纸页有受潮留下的小斑点,但整个材料完好无损。她把伯伯的手稿贴在胸口,欣慰地说:“康志啊,真难为你了,伯伯的材料保存下来了。”彭康志说:“也不知道伯伯现在怎么样了,这些材料是伯伯交给咱们的,拼死拼活也要保住,梅魁姐,今后就靠你了。”彭梅魁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北京后,专门做了一个带夹层的樟木箱子,她把手稿小心地放进夹层里。

  

  秘密保存在彭梅魁家中的彭德怀手稿和它的主人一样,经历了一次次磨难。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城里一片狼藉,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防震棚,人们在惶惶不安中度日如年。彭梅魁一家也搬到防震棚里躲地震,她将手稿放到一个旧书包里,昼夜包不离身。睡觉的时候,把书包带缠在手腕子上。张春一知道,那里有妻子视为命根子一样宝贵的东西。

  1978年春天,彭梅魁从报纸上看到黄克诚复出的消息,她欣喜异常,与伯伯一起蒙难的黄克诚是她最信任的长辈。几经周折,她在医院找到了黄克诚。彭梅魁告诉黄克诚关于秘藏伯伯部分书稿的来龙去脉,黄克诚听后感叹不已,称赞彭梅魁姐弟有勇有谋,做了一件大好事。

  彭梅魁问:“这些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自己保存?”

  黄克诚说:“自己保存难,容易损坏,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现在中央很忙,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交吧。”

  彭德怀被平反昭雪后,黄克诚认为上交手稿的时机成熟了。

  1979年1月3日,彭梅魁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附在伯伯的那包手稿里,请黄克诚交给胡耀邦。翌日,黄克诚神情肃穆,缓步走进胡耀邦的办公室,他手里捧着一个纸包。

  “黄老,这是什么?”胡耀邦站起身来,接过纸包,看着黄克诚。

  “你先打开看看。”黄克诚坐到沙发上,接过秘书端过来的茶杯。

  胡耀邦轻轻打开包在外面的60年代的旧报纸,看到笔记本和泛黄稿纸,那上面的笔迹苍劲有力,原来是彭德怀元帅的手迹。他伏在办公桌上,急切地浏览起来。读罢,胡耀邦拍案叫好道:“说得多么透彻,多么准确!”胡耀邦又疑惑起来:彭老总逝世后,除了“罪证”,一切带有他笔迹的书籍纸张都难逃火劫,不准留在人间。在如此严密的罗网下,彭德怀的这些笔记手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黄克诚笑着说:“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在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算来有17个年头喽,不容易啊!本来在你主持中组部工作的时候就想交给你,彭梅魁同志怕你忙,让我在方便的时候再交给你。她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

  “好,我这就写。”胡耀邦边说边铺开纸,写道: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5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1979.1.4上午

  1982年3月,以彭德怀“八万言书”和囚禁中所写的交代材料为基础,整理编辑的《彭德怀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3万册运到各地书店,不到半个月就被抢购一空。人民出版社紧急决定,日夜开机,加印200万册。这本书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回忆录销量的最高纪录。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书市罕见的现象。

  人们无法不感叹,作为“首号钦犯”的老元帅,在“专案组”的威逼声中,是如何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趴伏在阴暗的囚室里,一字一句写出一部我军数十年的征战史,写出一部从深山的贫农之子成为开国元勋的奋斗史。读者们在给报纸杂志的来信中说:“彭老总丹心照日月,刚正垂千秋,他至死都惦记着人民,人民永远缅怀他。”(摘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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