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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坛奇女子丁玲:唯一女子胜男 毛泽东赠诗(组图)

年轻时候的丁玲

中新图片:著名作家丁玲女士。 中新社发 中新社 摄

  《典型文坛》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发展历程,提炼出“文坛典型人物”概念,作为一种文学史视角引入当代文学史考察。书中书写了丁玲、周扬、胡风、老舍、赵树理、夏衍等十一位当代文学“典型人物”,既有作家诗人、理论批评家,也有文坛领导,具有广泛代表性。作者的解读透彻新颖,富于创见。本文在摘选时有大幅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1949年后,

  其声望“如日中天”

  在铁凝这一代女作家——包括王安忆以及更早的张洁等——之前,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跟男人在文坛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女人一度从风头上盖过了男人。
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

  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她恐怕都是实际上的第一人,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女”作家。到1949年后,共和国文学最初的五六年,她的声望倘不用“如日中天”,则不足形容。

  1953年,东德派作家代表团来华,到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访问。讲习所秘书长田间为此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相片,这四个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鲁郭茅之后紧跟着就是丁玲,别人看了无法不触目惊心。

  翌年,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团员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间他们去苏联文学馆参观,看见馆内也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照片,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同样的照片,同样的排列,出现在文讲所跟出现在苏联文学馆,含义和分量差得太远。这一回,仿佛不容辩驳地具有“公认”性质——国际的公认。

  再细细品味一下,四人当中,鲁郭茅基本或主要是作为“五四”那时代的新文学代表人物,走出“五四”的之后的文学新阶段,受“国际公认”的作家实际上只有丁玲一个人。对此,两位同行者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这真是难堪到无法表达的滋味。

  1955年以前,丁玲所给予别人的,常常就是这种滋味,它为后来发生的一切蓄足了能量。

  1

   这个女人心高气傲、

  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20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的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

  那么丁玲呢?

  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都有一些,唯一没有的是丁玲。

  这是一个奇女子与生俱来的格调,并非30年代“革命”了以后,或在延安聆听了《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转变。至今我仍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的基本气质“很不中国”。

  她的语言,来自性情,绝不来自临摹或者追逐。这是一个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性对生活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她的写作,不存在缺少现实针对性的问题,相反——在我看来——可能恰恰缺少一点点与现实的距离,增加一点点距离,她的作品也许就更悲悯宽厚,她的处世乃至遭遇也许就稍见裕和;然而困惑是,倘如此丁玲就不再是丁玲。记住,这个女人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回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这样描述1937年第一次见丁玲时的印象:“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不把任何权贵放在心中,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2

   毛泽东为丁玲赋诗一首,

  唯一一次以诗赠作家

  1957年夏丁玲落入命运谷底时,曾私下对儿子蒋祖林讲:“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微露悔意。“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少,周恩来、陈云、贺龙、邓颖超、康克清等;但首先是毛泽东。

  丁毛之间,除开同乡之谊,更有贴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延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均亲自赴会。毛泽东并且专为丁玲到来赋诗一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此系毛唯一一次以诗亲赠作家,荣宠莫甚。丁玲所受待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后来,1942年整风中,毛泽东将她与王实味区别对待,放过一马,也不能说与这层私交毫无关系。如此特殊关系,丁玲的表现是历来不加积极运用。

  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觉得一枝“纤笔”,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

  3

   “丁玲一案”

  将文坛变成大舞台

  丁玲一案,整整两年时间,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两年中,也将中国文坛变成一个大舞台。不论名满天下的前辈,还是初涉文坛的后生,纷纷扮演一个角色,万般生动。

  1955年丁玲事发,即因康濯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康由此进入中国作协五人肃反小组,继而再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但是,到了1957年鸣放期间,丁玲的案子眼看就要翻过来,此时,康濯心生悔意,在会上洗刷自己:“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此语引起郭小川极大不满,在日记中称其发言“令人作呕”,“此君的自我保护欲十分之强,斗争一尖锐,就又露出他的嘴脸来。”未久,风向转了过来,康濯急忙再度调整形象,作了另外一个重新严厉批判丁玲的发言。据说,韦君宜不顾压力,当即就“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

  另一个在斗争中与丁玲“反目”的密友,是陈学昭。她指证丁玲不单讲过检查《文艺报》即是整她,讲过“一本书主义”,讲过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甚至讲过“周扬卑鄙无耻”、“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

  郭小川在批判丁玲的过程中,态度是那样鲜明、坚决,即使自己关起门来悄悄写的日记,也没有流露犹疑和同情。

  中国影剧史上德高望重的夏衍,批判时出人意料地谈起了丁玲的私生活,称当年在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戏剧泰斗曹禺发言:“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

  老舍的发言:“丁玲同志,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

  也有另外的方式,例如孙犁。1986年3月7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下《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在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据认为一贯与丁玲彼此也颇有些“相轻”的赵树理留下了一个记录。那是1957年6月6日关于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对1955年的工作“失误”做了说明后,赵树理说了一句:“白羽谈起来,好像都是误会。”

  4

   “四十年沉冤,

  这次大白了!”

  时间越过了“大跃进”,越过了“右派”摘帽,越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0年后,不为人知的丁玲,从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老顶山公社嶂头村,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

  白发苍苍,两颊松垂,一个邻家老太太。

  老去的不仅仅是容颜和外表,逝去的也岂止是时间和岁月。

  1955—1957年挨整期间,丁玲认过错,却从未低过头。

  1963年,“右派”摘帽工作开展过程中,丁玲从北大荒给她的“死敌”周扬写思想汇报时这样说:

  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

  多么可怜的措辞和语气!这是那个傲人的丁玲吗?但是,命运的捉弄终于使这个人丢掉了骄傲。她竟然开始耍起了“心眼儿”!1978年,“四人帮”倒台两年后,为了能回北京,丁玲深谋细虑,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只身去北京“活动”的丈夫陈明,巧为布置。

  “这些文章(前一封信,她说打算去一趟北大荒,搜集素材,写写王震)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12月16日信)

  “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指周扬,此处是借用子女们对周扬的称呼)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12月21日信)

  1979年7月18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报》发表。重新亮相于党报,意义非常。她在里面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重新回来的丁玲,终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岁的时候。

  为回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了——为儿孙计,为亲人计。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

  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

  她随即取来录音机,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京逝世。

  “丁玲”这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短篇小说《梦河》);是年,她23岁。51岁以后,“丁玲”基本停止了写作。在全部82年人生中,作家“丁玲”,只存在了28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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