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12. 31 | 第 4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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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炮儿》:文革青年一代的道德遗产

导读 圣诞节后,电影《老炮儿》刷爆了微信朋友圈。它的上映似乎唤醒了老北京对提笼架鸟的集体怀念,影院场场爆满,人人热泪盈眶。冯小刚凭借角色“六爷”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而电影里的“小鲜肉”、北京方言、、富二代飙车、大院子弟、规矩、江湖等等,均成了朋友圈里话题的关键词。电影没火之前,“老炮儿”这词就已经流传开了,可正宗的老炮儿究竟是谁?血性、仁义、要脸、有公心,伴随着文革成长的老炮儿,借着管虎的镜头为自己的道德遗产树碑立传。


[我来说两句]

文革无政府主义与老炮儿的起源


  老炮儿的词源说法之一,是来源于北京有条炮局胡同,清末开始就一直有个监狱,是北京城区少有的两座监狱之一,吉鸿昌、川岛芳子、安子文、薄一波等都曾关押在此。1949年以后,监狱改成劳改局,专门收押打架斗殴之类的流氓。流氓们以进局子蹲号儿次数多为骄傲,因此“老进炮局”的狂言就简化成“老炮儿”成为这类人的称呼。

  老炮儿是个贬义词,是多年混迹江湖老流氓的意思。他们中的部分处于半退隐状态,但也会在有大事时作为前辈出来平事。他们打的都是些违法犯罪的擦边球。一般的学生打架,校门口堵着交女友,顶多是淘气和无知。而真正能打得起来的,以“切钱”满足自己开销的是少数。混混是天津的说法,哪的混混都有当地的玩法。过去天津卫混混斗殴,能派一个人出来挨打,认怂了就栽了。或者出人比剁自己的手指头,往腿上放烧红的煤球。双方比狠,非死即伤,胜了一战成名,败了地盘给人家,死了有被“保护”的商店铺保抚恤家人。

  电影描写的老炮儿特指出没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一群人。1966年“文革”爆发,一些高干子弟成为红卫兵,在“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红八月”里除了抄家、批斗,还有一项“革命”内容就是“镇流”,甚至还在工体召开过十万人大会,将铁拳挥向流氓地痞。孰料很快他们的父辈也被打成“黑帮”,他们一下子从“革命小将”沦落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失去革命资格的他们仍以老资格红卫兵自居,自称“老兵”,在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双重管教的情况下,整日游手好闲,自恃“血统”高贵耀武扬威,终于引来平民子弟的不满,于是胡同顽主与老兵成了两股彼此为敌的力量,在那个公检法缺失、时局混乱、斗争成风又英雄主义当道的特殊时期暴力丛生。后来,北京在1968年底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集中处理了一批人,顽主们关的关躲的躲,加上上山下乡已经开始,许多人都成为知青被分配到不同的农村,也有的大院子弟参军,于是“江湖”就此崩解。再后来改革开放,世道大变,虽然知青回城以后一部人还想重操旧业,不过政府几次严打,这些老炮儿完全没有复苏的可能了。

  文革是这一代老炮儿产生的根源。新政权刚刚建立的50年代,包括60年代初并没有听说过什么老炮儿,因为那时候政府很强势,老炮儿很容易被镇压。同时,老北京基本是顺民文化,怕官怕事,强势政权很容易搞掂老北京人。但是文革起来,政权瘫痪,也就是整个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大院占尽资源可以无法无天,而胡同里的老北京却突然发现自己没人管了,经常处于被欺压的状态,就必须自己管自己、自己救自己。于是一些强横有力的胡同少年奋身而起,从对抗大院红卫兵开始,渐渐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和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不信任政府,因此老炮儿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在电影里我们看到,文革过去三四十年,六爷依然不信任政府,所以他打城管耳光,摊上事儿宁可自己搏命而坚决不肯报警。

  老炮儿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认礼、认理、认命,强调很多事情“不是钱的事儿”。先礼后理,两者皆不通,最后赌命。这同样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价值观,因为他们抱定的最终解决方案不是政府不是法律,而是自己的性命,用生命去做最后的证明。他们也需要钱,但是拒绝承认钱能够作为一切交换的等价物,甚至认为金钱是追求礼和理的障碍,扭曲了生活乃至生命的基本价值。这在电影里有许多体现,六爷认为讲钱那是你们的规矩,对方索赔10万或者贿赂100万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甚至都没经过计算,只要觉得合理或者不合理,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或者拒绝。

老炮儿年轻时干了什么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据说,小混蛋是什刹海到新街口一带的胡同玩儿主,是个很文静的男孩子。他看不惯大院子弟的嚣张,最后在1968年的6月24日,被仇家在动物园对面的回民餐厅扎死了。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怀念他,因为他敢于为胡同子弟去抗争。

  八十年代,玩儿主也随时代大潮下海经商,他们的资本尚可为自己壮胆,但很快就不行了。北京玩儿主来源很广,阶层分明,不仅不抱团,还总认死理、畏官、不灵活,有着息事宁人的本分。南城和北城在承包地皮经营小商品上打了多少年,一夜之间都被浙江人打跑了,老炮儿的战斗力再高,狠劲儿远赶不上东北内蒙,新疆西藏。

  时至今日,玩儿主们都发现,玩儿得小了,多是被狠揍过后渐渐收敛,但找不到好工作,难以上升;玩儿得大了,只有古城的工读学校或少管所在等他们。而那些牛气哄哄的岁月,也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了。如今北京到处都有释放过多青春荷尔蒙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忙,用不着寻衅滋事了。

  五十年代以来,北京的玩儿主分为“胡同”和“大院”两派,直接导致了两派红卫兵的形成。胡同落寞,大院嚣张。红卫兵运动先是大院子弟闹起来的,是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强调“血统论”,认为自己最革命,都知道谁家是什么级别,一般不带胡同里的玩。他们有紧俏和特供的商品、食品,家里工资比地方上同级别的干部高上两三倍,父母又经常在外,他们打架打不过就往大院里一跑,院里抽冷子再出来一拨人,这架就没法打了。而身处弱势的胡同玩儿主若能打赢了大院子弟则更为光荣。他们有时只是眼神犯照,用不着谁真惹了谁,心里头说一句:“递葛(冒犯、挑衅。犯欠),是吧?行,口里口外,刀子板儿带。”常用武器是长条型的砍刀、菜刀、弹簧刀、三菱刮刀、军刺、木棍、车锁、鱼叉、管叉、板砖等,板砖车锁算不上管制刀具,真折进局子没两天也就出来了,而“文革”中也没人管。地点多在东单、北海、什刹海、地坛,甚至街心小公园等人少的地方,像影片中的颐和园野湖,多是干大仗的了。

  北京玩儿主的历史悠久。清末就有玩儿主会把辫子梢拴个铁丝翘起来,或系上个铃铛,歪戴着帽子,再蹬个自行车。也有职业当打手的,多是八旗子弟无以为生,世代只会承传表演撂跤。他们把头上的锅圈剃掉很多,只留中间一小根辫子盘在头顶,走路都是横着出来。那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很多人是混混出身,否则无法在江湖谋生。

  那时候,讲究的是头戴剪羊绒的帽子,身穿将校呢或美国苇子绒的皮搂儿,三节头的皮鞋,骑着永久牌二八锰钢13型的自行车。“文革”时新衣服少,多是五十年代甚至再以前的,以显示有家底儿,这些在电影中都有反映。六爷最后的着装是一种仪式,日本武士刀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家底是以前切下来的,显示老炮儿当年的江湖地位。它在表明北京人的思维方式:老子有家底儿,我玩儿的时候,你们算什么?那年月没有什么娱乐,但有健身的风潮,也流行练肌肉,也有人为了打架占上风,练过两手拳击或撂跤。玩儿主们大多会在什刹海冰场滑冰,只有大院子弟才会每人花上三块,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上一顿。

  北京理论上叫顽主,生活中叫“玩儿主”,但一般不这么用,只说你在哪里玩儿。北京城自古以来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南城狠,北城恶,南城人敢到北城混,北城人一般不敢到南城混。人的关系以地域和血缘的远近分亲疏,胡同东口和西口打,若遇到其他胡同的则一致对外。玩儿主讲的“戳”哪儿,“震”哪儿,认谁当哥或当姐,由谁罩着或罩着谁,即表明哪一片是你混迹的地方。东单、北新桥、地坛、和平里一路都有各自的玩儿主,多是干一些打篮球、打台球、争夺地盘或泡吧、争女友的事。交女友在文革时叫“拍婆子”,后来叫“嗅蜜”。《古惑仔》的流行为各地培养了一代工读生,但“马子”这个词始终没在北京流行开。也有女玩儿主为了争爷们动手伤人的。若是惹了事必然去学校找,很多学校一放学,门口都蹲满了染着黄杂毛,穿着大肥裤子,叼着烟同时往地上啐着痰,打着耳钉,胳膊上纹着“带鱼”的人,不像电影里的那么娘,一般假充样子的居多,越咋呼越不敢打,悄么蔫的都狠。那时的飙车党还以摩托为主,流行的是趴赛。影片中“三环十二少”这样的倒有,好像有个东城十几少,也会像武侠小说一样起个绰号,叫什么东单几条狼之类。多是道听途说,不可考证。

终归是英雄主义的一场空梦


  电影虽然美化了老炮儿,但英雄情结仍然掩盖不了老炮儿实际生活的困窘。六爷当年的兄弟们在修自行车,摆小摊,家庭窘迫或重病在身。发家的不过是个别人,仗义和友情虽在,但心却越走越远。这一次,管虎替胡同老炮儿们立了回传,但不知是未曾亲历的偏差,还是缅怀压倒一切,往事被记忆修正,许多地方显露出一厢情愿的可堪质疑的味道。

  胡同玩儿主和大院子弟都被上山下乡的洪流所裹挟。大院子弟能当“后门兵”参军,当工农兵大学生上好学校,但也曾因不再备战和裁军萧条一阵。有一段部队待遇赶不上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少人才流失。胡同玩儿主多是实实在在地在荒蛮中劳动十年,返城后才发现城里已无容身之处,继而沦为底层,时至今日。生活中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贵族。老炮儿不是被社会所抛弃,而是社会始终不接纳他们。非主流游戏规则的破坏,不仅是新一代非主流所希望,更是主流社会所不屑的。

   老炮儿要找回青春,他们还能在什刹海冰场上滑冰,但已无法重归江湖舞台的中央。张涵予演的闷三儿还能打,但没给他上战场的机会。六爷永远停留在他的八十年代。他持着武士刀,身着将校呢,一个人跨过颐和园结冰的野湖并摔倒在冰面上。这种对英雄的向往和对贵族的契约精神的膜拜,都将是一场空梦。

  电影一开始就是六爷教育小偷,但实际上当年顽主的一大经济来源就是“吃佛”(北京方言里管小偷叫佛爷),只要小偷们乖乖认怂、老实上供,顽主们才懒得管。再比如闷三儿说“咱什么时候受过这个”,话匣子说“当年你爸一个人拎着刀对十几个”,好像顽主都是以一当十没吃过亏的主儿,但其实当年约好的茬架绝没有单骑闯关的玩法,而且大规模茬架真正打起来的并不多,因为双方都有互相认识的人,一讲和就不打了,即使真打起来,插子(顽主们管刀子叫插子)一般也只往大腿上招呼,放放血就得,绝不要命,通常放倒一个其余的就全跑了。

  电影想表达的很多,其中一点是时代变迁、新老更迭,于是余威犹存的六爷只能在身居一辈子的后海胡同里享受尊敬,出了自家地盘便处处显出无力和生疏。但其实,当年的他们也不过只在各自的区域里横行,无论大院子弟还是胡同少年,轻易不会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算名震一时的小混蛋也只是名义上统一南北,实际上仍只活动于德胜门到新街口一带。

  至于插手城管执法、对抗官二代则完全是投观众所好、发泄社会情绪的廉价把戏。当年的老兵们都已接过父辈的枪,犯得着雇佣一帮闲散打手还用原来的简单方式来要回罪证吗?而寄材料给中纪委这种桥段,就真的是拿小老百姓的智商逗着玩儿了,也说明这帮老炮儿真实的思维里早就不拿自己当老百姓了。这里可能会有审查的讨好之谋,但尚不到只此一招的地步吧?

  这些还都是边角,最核心的是从人物塑造的起始就脱离了真实。六爷被刻画成一个有情有义、尚规崇礼、每天端范儿活着的老英雄,弄得好像一百多年前破落的八旗遗老似的。事实上,他们都不过是喝着阶级斗争的奶、揣着造反有理的心、砸烂一切旧世界的革命小将。他们是最反规矩的,他们的“理儿”其实是“面儿”,他们的“规矩”只是参与江湖的准入标准和身份认同(顽主们有过一个简单的四条道规,拟定的初衷是避免再次被连锅端掉)。“文革”局面一变,上山下乡一走,这个江湖就解体了,“规矩”也无处适用,理也好勇也好,全不如知青点里面临的生计和前途来得真实。再后来改革巨变,这代人站到了时代的崖边,精明的占得先机,迟木的被淘汰到边缘,他们的“规矩”早被权力市场规则同化。六爷看不惯当下的这个那个,但这个那个正是他们这代人走出来的,如今掌握资源和权力的是他们这代人,失语失势、世故逾则、油滑算计的也是他们这代人。何况当六爷提笼架鸟养起了“不文不武”的八哥时(“文百灵,武画眉,不文不武养八哥”是老北京养鸟的一种讲究),回归的是那个旗人的老北京,满嘴的仁义也都是老礼儿,他自己都在经意不经意间背离了红都的色彩。

  《老炮儿》是让人坠入快意的一场酣梦,却少了《美国往事》式对梦境的戳穿。它只负责缅怀,不负责反思。因此《老炮儿》只是一曲浪漫主义的咏叹调,而非现实主义的安魂曲。它不过是一群老男人的自恋春梦,用来安抚无可减慢也无可挽回的衰老之势。它用小鲜肉与老硬汉的刻板对比和昆汀式的单刀赴会、孤胆独行,完成了自我崇拜和动人煽情,没有也无意于剖析一代人的精神结构和探索解决困境的真正出路。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叔的刀法》、《书式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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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 间: 2015.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