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救情结”，是我们对社会上一类情绪的概括。这类情绪表现为：对现状不满，盼望有高人来拯救自己。这种“盼救情结”弥漫在大多数中国人中。中国向来是重人治胜于重法治，人们习惯于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救世主身上。事实上，人是靠不住的。只有用良好的法规条例来约束和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益，拯救才有希望。
调查显示，有50%的初中生“十分自信”，而怀有这种自信的大专生只有12%...
一边忍受着欺负，一边盼望有强人可以逾越现有制度，惩治那些欺负他们的人...
只有让每个人都得到应有的保障，才能让人们不至于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文化评议员古哥认为，“盼救”源于人对现状不满，于是盼望大救星的降临...
在一份对80后年轻人自信程度的调查中，大专生选择“十分自信”的比例最低，仅有12%，“初中”最高，有50%。在每个人小时候，都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充满创新精神的。但中国的应试教育，让孩子只知正确答案，上学的唯一目的就是盼望老师给好成绩，把老师当成救世主，神马独立人格探索精神都是浮云，好好的孩子给教育成了自卑的废材。
你的心中，是否期待有人能来拯救你？
有“救世情结”的人，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简单概括就是三个字：“等、靠、要”。等别人出手搭救，靠别人满足自己的心愿，向别人索要希望。有这样心态的人不在少数。
因为总想着指望别人，时间长了就会形成惯性：这事我能干就干，干不了反正有人帮我收拾局面。这种“拐棍”思维最明显的是当今的青少年，没有主见，凡事要父母拿主意。
因为心中想着有人能给自己做主，所以外表显得很强大；因为心虚不知道那个“救星”是不是真能给自己做主，所以其实很虚弱。指望别人强大，最终只能是外强中干的假强大。
在“盼救者”心里，那个“救世主”是最大的神，是一切事物的主宰。如果用法制限制这个救世主的权力，盼救者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只有保证人治社会，盼救的情结才能维系。
盼救者有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不自信，认为只有别人才能救自己，自己却无法自救；另一方面却相当自信，认为救世主一定可以拯救自己，甚至可以用惊人的毅力来承受眼前的苦难，只为那虚无飘渺的被拯救的希望。
盼救者不相信制度可以限制人，而是相反的，认为制度都是人定的，是可以改的。他们一边忍受着欺负，被那些不受制度约束的人奴役着；而另一方面则盼望有强人可以逾越现有制度，直接惩治那些欺负他们的人。
中国人一大特点是：不患寡患不均。我穷可以，前提是你不能富；我倒霉可以，前提是你不能走运。当在现实中混的不如意时，盼救者往往会作回忆过去状：想当年多好啊，大家一起穷，哪像现在啊，真怀念那会儿…
中国人另一大特点是：不管身边的基层领导如何作恶，心中总还是怀着对大领导的无限憧憬：大领导是英明的，能为我做主。所以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总能看到层层往上告状的人，他们认为苦难都是小领导造成的。
指望出一个圣明的领导，然后天下太平。这是我们国家经历几千年实践，证明了的错误路径。那么多的家族企业，从红极一时到最终衰败，无不证明“一言堂”、“专制管理”这种人治管理弊端甚多。只有用制度规范人，我们才可能从内心驱除救世情结。
一个问题不容回避：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都要指望别人？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一无权二无钱，即使知道所谓“救星”不过只是一根稻草，救不了命，也只能抓住不放。只有让每个人都得到应有的保障，才能让人们不至于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人之初，性本真。小孩子都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欲的。但我们的生产线式教育，让孩子不知道创新，只知道正确答案。当小孩子都有了自己的主见，不用做完一道题立刻想到去找正确答案比对，一遇到困难先想着告老师时，中国人救世情结的初步改良就有了指望。
制度的改良需要时间，保障不会明天从天而降，小学的教育也已经过去。那么就从改造自己做起吧：对身边的不公，对自己受到的委屈，不再一味指望青天大老爷来为自己鸣冤，而是主动出击，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力去改变局面。争取未必有效，但不争取一定无效。
数以万计的灰姑娘渴望着一夜遇贵人，这正印合了中国人的“盼救情结”，其实就是又懒，又想过得好。贵人又不是傻子，想让他们来敲门，您也得有点本钱吧？[详细]
中国的父母、老师和领导都是救主样式的，似乎听他们的就行了。其实他们也是听别人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何如此行为。万千谬误可一言以蔽之：我是为你好呀！[详细]
“盼救情结”本来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普遍情绪，但由于中国现世在个体层面上的信仰匮乏，在社会层面的体制溃疡，遂使“盼救情结”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 [详细]
中国几千年来在经济上没有解决生存保障问题，在政治上没有解决依法管制公共权力的制度保障问题，盼望清官救星，便成为人们遭殃时永不可能实现的人生梦想。[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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