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可怕，更可怕的是机会不均等之下的贫穷制造贫穷。没有机会让人煎熬，更煎熬的是对关乎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没有发言权。生存被漠视，到机会渺茫，至权利诉求劣势，最后是组织、文化资源赤贫，成为社会结构中‘看不见的人群’，离奇案件中的失足姐妹自是无人问前生来世，医改口号下医生的权益照样无人问津。
总是在被那些冰冷的数字刺疼之后，他们才被冷静地关注...
为什么我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才有人在对面和我对话...
医改中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民粹主义要求，把矛盾转嫁在医生身上...
只要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存在，就会有权力的傲慢，就会存在“目中无人”...
案发地点是在居民小区一地下室，几年时间无人察觉。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受害女子工作的地方以及其家人和亲属向有关部门报案。“失足妇女”从事的灰色职业可能不让人接受，以致她们被人忽视，但社会管理的缺失却会使她们作为一个人的人身权处于时刻可能受到侵害的境地。无论她们是干什么的，首先她们是一个“人”。
你是否觉得自己被漠视？
机会均等，竞争公正，然后才能甘心承担竞争的结果。一个人可能不是社会的底层，也能维持生计，但只是跟班社会发展的洪流，自己的权益、多样的诉求并未被关注。
比较过往的时代，个人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社会的发展还有诸多的不如意，但是政策上还是看到很多改变的希望，各个人群的被重视程度都在提高。
农村人进城打工，相对来说，其收入比务农多，就业机会也好一些。但是看实际情况，他们干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拿最少的工资，并且常被拖欠。
她们的职业可能为人不齿，但是作为一个人的人身权要受到公权力的保护。她们没有叫“李刚”的爹爹，人生如此，可能是结构性资源缺失的一个缩影。
仅在城市管理上，为方便残疾人出行而建的无障碍设施就有太多的细节问题，比如无障碍公共厕所的管理不当、盲道被人为设障等，都侵害了残疾人权益。
他们可能是从国企下岗，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给私企打工，或经营小本生意。他们在就业上失去了竞争力，而上社保的时间比实际工作时间要短。
户籍制度加上执法环节对人的漠视使很多大学生成了弱势群体。当下切身的权益都不能保证，何谈对未来的向往。大学生群体遭遇结构性的尴尬，消磨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潜力。
迷雾重重的聂树斌案在王书金归案之后仿佛要出现转折。王书金表示不希望别人给自己背黑锅。但即便如此，聂树斌案仍陷僵局。在神秘的规则面前，很多人是不会被看见的。
医疗资源供给短缺，社会保障有限，很多患者为求医问诊倾其所有，一遇难测便无力承受。同时全民健康知识匮乏，医患冲突中调节和诉讼机制缺失，最后可能被逼到“鱼死网破”。
新医改政策实施三年，有医生认为“已有改革多以取悦民众为导向”，“医改中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民粹主义要求，实际上在撕裂社会情绪，把矛盾转嫁在医生身上”。
住房、教育、医疗已成很多家庭负担最重的部分，让人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最急迫的问题。民众心里有底，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
农民工、刚毕业大学生有时候被当成是“外人”。这要求破除行业间的垄断与地区间的阻隔，让农民工、大学生等能在城市居住下来，给他们发展起点。
“能让弱者生存的城市才是好城市”，让人有通过辛勤与努力能改善生活的预期才是好的制度设计。开放的社会加公正的秩序，让人对自己的竞争负责。
让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各个群体的实际生存状况和迫切利益诉求能及时上传，进而每个群体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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