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超级星”与绽放的烟花
摄影：何俊杰
2025 年 12 月 31 日夜，广西阳朔糖舍把“跨年”托付给了一件悬在空中的木构装置。
它挂在泳池与漓江之间，背后是夜色中的喀斯特峰林，脚下是老糖厂留下的桁架与混凝土结构。装置名为“超级星”，由建筑师马岩松设计。7000 多份新年心愿在 12 月中旬通过“聚愿”小程序被收集，又被转写成一块块木牌，密密地悬到这颗“星体”之上。跨年的倒数尚未开始，新年的期许已经先到场了。
糖舍跨年艺文祭自 2020 年启动，每年都会邀请不同建筑师，以装置与点火仪式回应“跨年”这一时间节点。以往，燃烧往往是装置生命周期中被默认的终点。与往年不同的，今年的点火并非预设结果，也不再被视为跨年夜唯一的终点。是否点火？何时点火？都需要参与其中的公众来判断。
文｜李靖越
“它的出现，
就是为了消失”
“超级星”并不是一次凭空出现的形象。关于“星”的母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岩松多年前关于“移动的中国城”的设想——与其像世界各地中国城的牌坊那样，成为被反复复制的文化符号，他更希望把“中国城”理解为一个可移动的有机整体：它被想象为一座巨大的星体，可以在世界不同地点降落，内部承载真实的人之生活与行动，使功能与象征在同一结构中发生，而非仅仅作为某种被观看的文化标识而存在。
彼时，这个构想在网络上引发过争论：它被认为过于庞大、具有压迫感，甚至带着某种“入侵性”。
而如今出现在阳朔糖舍的“超级星”，显然已经发生了转向。它依旧是“星”，但尺度被重新调校低。马岩松形容它“有一点天真”——人们对星星的想象，不再来自宏大的叙事，而更多来自民俗、愿望和童年经验。星星不再意味着征服、抵达或扩张，而是承载想象的对象。
在糖舍泳池与江畔露台之间的“超级星”
摄影：田方方
在阳朔，“超级星”不再被设想为一座城市，而是一件悬浮的装置。它被安放在糖舍泳池与江畔露台之间，前方是水面，背后是山体。浪漫之处在于它不落地，也不试图与山水形成结构上的对抗，而是悬挂在柱廊与山体之间，夜晚也在闪烁。
从技术层面看，这是一件高度理性的作品。装置整体由白蜡木构成，重量被严格控制，通过精确计算受力与悬挂节点，使其在空中保持稳定。它并非视觉上的“轻”，而是在工程逻辑中被反复压缩后的结果。但在感受上，它刻意回避建筑常见的稳定感。没有地基，没有正立面，也没有明确的观看方向。它更像是一件暂时停靠的物体，而非从地面生长出来的结构。
马岩松与“超级星”
摄影：何俊杰
装置内部悬挂着大量由可再生木材制作的心愿木牌。它们并不是象征性的点缀，而是构成“超级星”的真正内容。这件装置本身就是由这些心愿一点点堆叠而成的。
也正因为如此，它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次性的存在。“我不把它当成建筑装置，它的出现就是为了消失。”马岩松说。悬浮、临时、可燃——这些看似彼此冲突的特征，在“超级星”身上被同时保留。它并不打算留下，也不打算被解释清楚，而只是为接下来那一刻的到来，提供一个足够明确、又足够开放的起点。
烧还是不烧？
一场被重新发明的当代仪式
在糖舍的跨年传统中，燃烧几乎是装置生命周期的自然终点：它既是结束，也是转化，是跨年夜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到了今年，这个动作第一次被放慢下来。火所承载的庆祝与破坏的两重意象，让点火不再只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而是一种需要被重新确认的选择。
跨年的方式早已不再稀缺。城市上空的烟花、广场上的倒计时屏幕、无人机编队拼出的年份数字，都是高度成熟、可以被无限复制的庆祝形式。它们准确、稳定、几乎不会出错，也因此越来越接近一种人们站在其中，被提醒时间正在翻页，却很少再被真正牵动。
夜晚的“超级星”
摄影：田方方
相比之下，火是一种始终带有风险的选择。它不可逆、不可回收，也无法被完全预演。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当代场景中，火逐渐被替换为更安全、更可控的光源与技术效果，成为一种正在退出公共庆祝空间的媒介。
但在更长的时间里，火一直是跨年、除岁与更新仪式中最核心的语言之一。从送灶、祭火、烧塔，到围火而聚、以火送旧，火所承担的并不是制造视觉奇观的功能，而是作为一种转化装置，让时间、愿望与记忆完成交接。
马岩松认为，这种迟疑并非来自技术层面，而是一种更直觉的感受。他并没有把这种停顿上升为判断，而是把它当成一种需要被尊重的状态。在他看来，如果仪式本身无法被轻易推进，那就不必急着给出答案。
被点燃的“超级星”
摄影：DONG建筑影像
今年，糖舍第一次把“烧与不烧”的决定权明确交还给参与者：每一份被提交的心愿，在被转写成木牌之前，都需要同时做出一个选择，是否愿意让它被点燃？最终，超过90%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烧”。
建筑评论家周榕并没有把这个结果理解为简单的多数决定，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作一种集体心理的显现。“火在中国文化里，从来不是用来处理掉东西的。”在他的理解中，燃烧更接近一种交付——重要的不是留下什么，而是如何送走。写下来的愿望，并不是被否定，而是被转移到另一个状态之中。
燃烧的“超级星”
摄影：田方方
在谈论火的不确定性之前，郭廖辉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的观察者位置上。过去几年里，他本人正是糖舍跨年艺文祭中多件火焰装置的设计者——从最早的“入木火塘”，到“玄鸟火塔”“凇明火塔”，他持续在同一片山水之间，反复测试火与结构、火与人群、火与时间的关系。
在这些实践中，火从来不是附加的效果，而是被纳入设计本身的变量：它决定节奏，也改变形态，甚至反过来塑造了装置最终被记住的方式。正因如此，他始终回避把火当作一个可以被精确控制的手段。“火是最不听话的材料。”他说，“它会走自己的路。”
跨年藏着日常里的悲悯
跨年夜当晚，泳池一侧始终处在流动之中。音乐从不同方向传来，火堆在夜色中升起，少数民族舞蹈与电台 DJ 的节奏交替出现，人群在装置周围走动、停留、排队，推杯换盏。热闹并不指向某一个舞台中心，而是分散在整片空间之中。
“超级星”悬在这片场域的中心，直到零点临近，随着烟花升空，它才被点燃。燃烧并没有迅速爆发。最初只是局部亮起，木牌在光中显现，又很快被吞没；火焰并不均匀，有的地方明亮，有的地方停顿。结构的轮廓随着火势逐渐显形，是照亮，也更是一种显露。
火光在泳池水面上反射、晃动，结构与倒影彼此叠加，边界变得模糊。没有人能判断下一秒会烧到哪里，人们站在水边，看火焰在木构之间游走、停下、再继续。漫天的烟花成为了背景，值得庆贺的时刻被拉长了当最后一批木牌化为灰烬，“超级星”不再以完整形态存在。它留下的不是空无，而是一种被火焰重新雕刻过的结构，焦色与痕迹，记录着时间经过的方式。
正在燃烧的“超级星”
摄影：何俊杰
跨年的火焰并未在这一刻结束。第二天清晨，寒气伴着小雨降下，燃烧后的结构被保留下来，自然美学艺术家凌宗湧在其上展开花艺创作《花缮》。花卉、苔藓与秋实被安放其间，并非覆盖火的痕迹，而是顺着它留下的状态继续生长。“火已经完成它的工作，接下来轮到生命。”在他的理解中，花并不是对火焰的装饰，而是一种延续——让已经被点燃、被送走的心愿，在另一种时间尺度中停驻下来。
策展人沈奇岚将这一前后衔接的过程视为糖舍跨年仪式的完整形态：火完成告别，而花让时间得以延长。在这一来一往之间，跨年不再只是零点的瞬间，而成为一段从夜晚延续到白天、从炙热过渡到静谧的经验。
凌宗湧进行花艺创作《花缮》
摄影：何俊杰
马岩松愿意创造这种直白而纯粹的体验，在谈到这次创作时，他刻意回避了一种常见的区分：专业与非专业、懂与不懂、建筑师与观众。他认为在这样的时刻，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被放回到同一个位置。不是被教育的对象，也不是需要被说服的群体，而只是会被打动、会犹豫、会期待的个体。“技术不重要，”他说，“如果一个东西能让人产生真实的感受，那就够了。”
马岩松与“超级星”
摄影：何俊杰
而关于跨年，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种近乎自嘲的说法：人们在零点前聚在一起，对着一块商场屏幕，倒数、欢呼、拍照，然后回去面对尚未解决的现实，在心里默默对新的一年说一句“对我好一点。”
即便是短暂地抽离现实，人们也需要这样的自我安慰，自我重启。所以我们才要写下心愿，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这样的时刻。
运营编辑：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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