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华 |
文/羊城晚报记者 郭子扬 图/受访者提供
在学术界，谈及唐代诗学研究，几乎绕不开戴伟华。这一生，他与唐代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治学成就斐然，如今已逾花甲之年，依然笔耕不辍。长期与古籍文献中的人物促膝对话，让戴伟华拥有了“一心为学，静观自得”的人生诗意。
醉心苦读结缘古代文学
戴伟华出身农村家庭，受父亲影响，少时便开始练习书法，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中学毕业后，他曾在村上民办小学做过两年代课老师。一次，他从同事处借来一本破损的《古文观止》，沉浸其中，逐字逐句研读，不到一年已能背得古文十多篇。
1977年恢复高考，戴伟华还记得，当年作文题为《苦战》。在写作时，他活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句子，写下“关山难越，谁为苦战之人？萍水相逢，尽是攻关之士”，结果作文得了高分，而他也顺利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求学过程中，戴伟华逐步培养起对文献与诗学的爱好。戴伟华回忆，那时自己每月生活日用两三元，而一部《杜诗详注》则需8元6角：“四年来在吃穿用度上花费极少，在买书上掏了不少钱。”
1980年，84岁高龄的任中敏先生来校任教，并推动该校增设了全国第一批古代文学博士点。任中敏一生治学坚韧，曾于时代变革中坚持做学问，这深深鼓励了戴伟华：“这么多年来我一旦稍有懈怠，一想到任先生，就有了动力。”
冷板凳上做出传世学问
在扬州师范学院，戴伟华完成了自己的本科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职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在那二十余载光阴中，戴伟华深耕学术，先后完成了《唐代幕府与文学》《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多部著作。
在扬州师院办公楼旁的筒子楼里，一间仅容一张床铺、一张书桌与一个书橱的斗室，便是戴伟华早年间休憩、读书的居所。在这里，戴伟华完成了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更迎来了《唐代幕府与文学》这一重要著作的付梓出版。戴伟华自述，自己正是带着“幕府中人”的视角，透过文人入幕这一窗口，重新观察、认识唐代文学。
《唐代幕府与文学》出版后，戴伟华决心对唐代进入幕府的文人进行逐一考证。然而，针对方镇的史料记载虽多，对其属僚史料记载却是十分稀少，要对其稽考编年，难度更大。他花费六年时间翻检大量文献，遍阅各类史书、文集、笔记、杂纂和出土的碑志。1994年，《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正式出版。该书以任职方镇为单位，从唐史料和墓志中挖掘考证出节度使、观察使府中的文职僚佐近4000人次，既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更是为扭转彼时“重理论轻考据”之风起到重要作用。
戴伟华心中时常感念前辈的奖擢之恩。“傅璇琮先生在百忙之中对我多有提点，拙作亦有幸由先生写序；卞孝萱先生听闻我在做《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研究，非常欣喜，慷慨引荐程千帆先生予我认识。程先生更是待人温厚，常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提及我，说有年轻学者在做扎实的学问。”也有学者鼓励戴伟华，“要坐得住冷板凳，才能做得出传世的学问”。这几字箴言，切实成为了戴伟华多年来求知治学的写照。
迁居岭南开拓新的研究
在扬州师范学院任教多年后，戴伟华南下广州，先后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任教。从江南到岭南，戴伟华在地域迁移之中，思考文人的空间聚合与分离为文化与文学发展所带来的生机。在此背景下，“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应运而生，并于2004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获得结项“优秀”成绩。
“在山言山”，戴伟华关注到了岭南文化发展史上张九龄、刘禹锡两位文人代表，并推动相关研究。戴伟华认为张九龄实属唐代科举登科的“岭南第一人”，“自张九龄走进中原，天下始知岭南有人”。他还组织成立了中国刘禹锡研究会，并担任会长，与一众学者共同发掘先前对刘禹锡研究的遗漏，目前，《刘禹锡研究》已出版到了第四辑。
如今的戴伟华，常会在大小场合劝勉后辈读诗品诗，心有所感时亦作诗题字。在他看来，唐诗虽已走远，然诗人的精神风骨与生命体悟，犹借诗韵鲜活眼前：“在故事中收获感动，学习古人用诗意治愈生活，我认为这是唐代诗人为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
学人寄语
岭南文脉，源远流长，珍惜当下，诠释经典，薪火相传，代代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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