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年》:给“城市胡同乌托邦”撕开一个口子

近百年来有多位作家的多部作品留下了他们对此地的珍贵记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大家耳熟能详、没齿难忘的,由于电影影像的传播,使得北京南城的印象和味道更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张恨水也是一位抒写北京南城的大家,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北京南城为空间背景,最著名的就是《啼笑因缘》,发表不久即红遍大江南北。他们笔下的南城都属于旧北京,对新北京南城的抒写,近年来肖复兴表现相当突出,他的《蓝调城南》《我们的老院》《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天坛六十记》等,在读者中反响热烈。这些作品,一言以蔽之,无非是想在读者心中构建一座城市乌托邦,把胡同建构成美好的童话世界。

宁肯的《城与年》,亦以北京南城为书写空间,时间则限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是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小说主人公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像荒野中的荆棘一样,顽强地生长,显示着年轻生命中野性力量的坚韧与疯狂。作者着墨最多的是黑雀儿和他的兄弟黑梦,以及他们的父母。这一家人,父亲在一家医院做临时工,母亲疯娘是家庭妇女,精神还有些缺陷,他们家的主业似乎是拾破烂儿,捡垃圾。黑雀儿兄弟就生长在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壤中。

物质生活的贫困伤害的可能只是他们的身体,而精神生活的贫困则造成了他们人格上的扭曲和变异。黑雀儿这个人物所显示的生长轨迹,很好地诠释了这一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环境的残酷。它不仅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联想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被批判,不能不被看作是反讽。实际上,黑雀儿他们所遭遇的生活现实可能要比《中国》所反映的更令人叹为观止。

《城与年》,宁肯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

《城与年》的三层叙事

我读这部小说,感觉黑梦这个人物比他哥哥黑雀儿更加意味深长。这还不仅在于这个名字给人的联想,梦是人的希望所在,而梦之黑暗,是不是比白天阴霾的昏暗更能给人一种绝望感?进而我们会看到,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设置,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在开篇特意写到一笔:“四十年后我在镜中看着他,他也老了。”我不认为这是个闲笔,在这里,作者提醒我们注意,黑梦既是小说的叙事者,也是小说故事的实际参与者,小说中两种叙事的转换已经到了水乳交融、自然天成的境界,尤可见作者驾驭小说叙事手段之高超。如果考虑到作者的存在,以及作者为黑梦安排了房顶这一视点,可以说,这部小说具有三层叙事角度,这无疑大大扩展了小说的叙事时空,在此,《城与年》就不仅是一部怀旧之作,还是一部现实的思考之作。

还是回到黑梦。他在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是个侏儒,但他看到的东西最多,他的“房顶视角”虽不能等同于作家的“上帝全知视角”,却大大地帮了作家的忙,当作家在叙事中称“黑梦”而不称“我”时,往往是他跳出历史情境而思考的时候。全书十篇作品,《黑梦》一篇最长,近一百页,而其他九篇作品中也时时可见黑梦的身影,他在这里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说明作家对他的重视。在他身上,寄托着作家复杂的情感和期待。黑梦在这群孩子中无疑是个另类,他是他们中唯一一个对文化有“追求”的人。小说写他对阅读的痴迷:

昏黄灯光下,煤灰中央,我读烂报纸上的字,香烟上的字,鞋盒子上的字,药瓶、药盒、药膏上的字,罐头上的字,实在无聊会读出声。有一次读避孕药膏上的说明,被刚果一个耳贴子打得眼冒金星,失明好一会儿。读得最多的是皱成一团的烂报纸,有的擦过屁股,血,什么都有。

我读到这段文字,真的相当震惊,悲凉之气,遍被全身。这一笔写尽了那个年代精神世界的荒凉。能捡到一本书就是他的福音:“极偶然捡到过一本书,黄色竖版繁体字,整个书都卷了边,像一种奇怪的刷子,没头没尾,中间穿了一个大洞。”就是这样一本书,对他来说也是十分珍贵的,他“甚至修复过这本书,做了封面,重新起了书名,做了目录,文内有若干卷,有小标题,有的小标题被洞吞噬,但都被我成功修复”。有了这样的铺垫,我们便不难理解《十二本书》中的描写,那个叫秋良的孩子,为什么要用小闹钟换小人书。在那个贫瘠的洪荒年代,对知识和外面世界的渴望,不止黑梦一个人。书中写到,因为有小人书,秋良家成了真正的“少年之家”,“我们不仅自己看,还带来了同学看,同学的同伴,附近的孩子,一本小人儿书总有四五个、五六个人围着看,反反复复地看”。这个戴鸭舌帽的黑脸人仿佛就是暗中输送希望的文明大使。

而黑梦与七姐在屋顶偶然发现的藏满书的阁楼,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是圣地。我一直在想,作家设计这一情节的用意,他是不忍看到生活曾有的残酷,而给读者留下一点慰藉吗?无论如何,这是书中除《十二本书》外,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光。生活虽然残酷,但并不绝望,太阳照常升起,总有阳光温暖着我们。这间小小的阁楼就寄托着作家的善良,它显示着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顽强的生命力,黑梦和七姐在这里不仅享受着文明的滋养,也享受着人类之爱意的滋养。小说写到了黑梦与三个女孩的交往,七姐之外还有独闯新疆,寻找父母的小芹和张占楼的女儿张晨书。在那个性贫困,只能以《曼娜回忆录》或《少女的心》为性启蒙、性教育文本的年代,黑梦与小芹、张晨书的交往,在作家笔下,更多地表现为少年青春期萌动的性意识,暗示着爱的神秘与如饥似渴。而七姐更加不同,如果说阁楼里的书籍使黑梦的心智趋于成熟,那么,七姐的存在则使黑梦最终完成了从“猿”到人的飞跃。当他走出阁楼的那一瞬间,他已成为一个“人”!

撕开“城市胡同乌托邦”

宁肯在《城与年》中书写的北京南城的故事,区别于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讲述北京南城故事的文学作品,他给长期以来所营造的城市胡同乌托邦撕开了一个口子,使我们得以窥见这群孩子成长中的残酷青春。文学总是从处理个人记忆开始的,书写只是人们处理记忆的一种方式或工具。而文学写作的差异性恰恰源自作家记忆和处理记忆方式的差异性。实际上,作家只能写出他所经历的,他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他的感悟和想象。这是每个写作者的局限,也是每个读者的局限。而写作者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他的出身、学养和志趣,乃至他的眼界,始终限制和规定着他的记忆,以及处理记忆的方式。

电影《城南旧事》(1983)画面。

宁肯从小生活在北京南城的胡同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宁肯,就是他笔下这群孩子中的一员。这或是他用第一人称写作的原因。但他的《城与年》,不是一部纪实作品,不是非虚构,不是个人的回忆录或口述史,而是一部纯正的小说。

这是因为,他在小说中更多地直呼“黑梦”的名字,这时的黑梦就不是“我”了,而是“他”,是作家笔下的书写对象,是他的“他者”。恰如马克思所说:“人到世间来没有携带镜子,也不像菲希特派的哲学家一样,说‘我是我’,所以人首先是把自己反映在别一个人身上。”我与黑梦就是这种互为镜子的关系。

这也体现为宁肯写作的另一特点,即他处理记忆的方式——理性加诗性。既然是理性的,也就不是实录、写实,而是对记忆的反思、重构,表现为夹叙夹议,议论风生,以及他对历史、现实、人性、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他的叙事又是诗性的,但不是一味地浅薄地抒情,而是骨子里的脱俗向雅。语言不是市井化的,虽然借用了一些市井俗语,但不仅仅是用来记录或说明什么,而是被作家有意识地组织为一种传播模式,一种表现、存储、传达美学信息的符号系统,其中隐含着多层附加的、创新的语义。它不像一般语言只在连续的、线性的系统中呈现其意义,而是在断裂、不连续或并置中取得特殊的效果,就像我们在阅读“我与黑梦”互相转换的叙事中所感受到的那样。因此,小说叙事既是灵动而跳跃的,又是醇厚而沉郁的,没有那种轻飘飘的、不落地的感觉。而这正是宁肯的青春记忆经过在“八卦炉”中的熔炼,最后奉献给读者的。

作者/解玺璋

编辑/申璐

校对/赵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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