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建设广东文化的独有品质

约1820年的十三行商馆 香港艺术馆藏画《香江遗珍》

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沿江西路29号的粤海关旧址 郑迅 摄

□ 黄仕忠  

小雪方过,北京友人传来照片,西山栌树正红,银杏黄叶已落。孔夫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九严寒,百草凋零,万木摇落,唯有青松翠柏未改其色,昂然挺立于天地间,所以松柏被视作品行高洁的象征。然而在岭南,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横亘的秦岭和南粤五岭群峰,如同层层屏障,阻断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虽届隆冬,这里依然繁花盛开,绿草如茵。苍松翠柏,隐身于重重叠叠的植物群落之中,毫不显眼;反倒是细草灌木,漫山遍野,怡然自得。在这里,万物平等,生而自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江南来到岭南,最直接的感受便是这里的独特气质:尊重个体,众生相等;毋须傲慢,也不觉卑微。邻里之间,保持距离;自力更生,自在生存。生活的压力也许不轻,却又简单明朗:为“钱”而努力。有了钱,便可解决生计,自在的生活也就触手可及。

在广州这座商业城市里,人们视赚钱为头等大事,但也不妨碍读书做学问成为个人志趣。在北方和江南,闻是大学老师,路人也会肃然起敬;而在广州,这种职业光环却黯淡无奇。1991年冬,我陪一位北大知名学者坐出租车,那时北京人喜欢“侃大山”,而广东司机沉默寡言,见说得了,便回问一句:“你哪里的?”教授自豪地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司机愣了片刻,随口回问:“北京大学?是在北京的吧?”学者顿时语塞,竟无言以对。

那时北方学者常说广东“没文化”、称香港为“文化沙漠”,广东的媒体曾有过回击,逐一列举岭南的才子文人、历代名流,以彰显其文化积淀;北方学者见后,笑而不语。我觉得,按“否定论”的标准来列举广东“有文化”,就已经陷落在别人所挖的“坑”里了。

中国幅员辽阔,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从中原向四方扩散的,延展到各个地区,其文明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广东人争辩说岭南古代亦有诗词名家,但江浙人会嘲笑其诗不过三流;我们可以说广东也有学问家,但北方人会讥讽其学识粗浅。人们总说这里有粤剧,有粤菜,可是,哪个地方没有地方戏,又有哪个地方没有美味呢?人家只会淡然一笑,不予置评。

因此,我们须从一个更开阔的视角出发,寻找广东文化的独有品质,发掘其中引领潮流、指向未来的元素。广东文化的重要性,不在于寻其“古”,而在于求其“新”。这片土地,最早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在激烈的碰撞之中,被动或主动地接纳外来文化,进而萌生出新质。世界的未来,是全球化,是种文明之间的挑战和回应、接纳与融合。从这一角度看,广东文化是指向未来的。岭南文化真正发生全国性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清末民初,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广州成为革命的发源地,带动古老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一个是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之时,广东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成为走向世界的窗口,最早接上了国际的潮流。

1986年秋,我到中山大学读博,三个月后再回浙江,跟师友畅谈在穗的见闻与感受,有师长故作不满地说:“你才去了三个月,就被广东人同化了!”昔日同窗则不服气地说:是中央给了广东好政策,才有广东的发展;要是能给浙江,浙江肯定会做得更好。我却持异议。据我所知,那是广东人主动“争”来的。小平同志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因为谁也不是先知,能够预判未来。广东人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深感旧有的政策阻碍了经济建设,所以提出诸新的要求;也因为这些要求从无先例,且与旧有规则冲突,要获得支持并不容易,所以说,这是“争”来的。是广东的实践提供了证明,新政策才得以在全国推广。

正因为新政策来之不易,广东人才强调“用足政策”,十分要用出十二分。

为什么广东能“先行一步”?这里就有文化的因素。区域文化的差异,一是因为地理气候,二是因为历史积淀。古代的岭南,久处“化外”,与中原关系相对疏离,儒家传统虽在,却没有背上“轻商”的思想包袱。清代以降,广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东有几百上千万华侨去了海外,与家乡仍保持密切联系,这使得广东人接受了很外来的思想观念。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和澳门受殖民统治,直接与西方发生了碰撞和交流,岭南之地,也借此得风气之先。和中原相比,广东传统的积淀较浅,同时传统所带来的“包袱”也轻,没有那么“祖宗家法”来掣肘。所以广东文化开放包容,在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萌生出许新的特质,它们符合现代潮流,并且指向未来。

那时在经济领域存在“姓社姓资”的争议,不能名正言顺地搞经济建设。所以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枷锁”。儒家传统轻商观念和当代一些政治经济学理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也成为一种心理的桎梏。知识阶层向来闭口不言“阿堵物”,不好意思谈钱,那时放下“铁饭碗”去“下海”,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广东人认为赚钱天经地义,本来就没有“枷锁”,哪还用得着“打碎”?做生意,要务实,最好是悄悄地赚钱,不要空头名声,那只会带来麻烦。所以广东人常说“先生孩子,后起名字”,直到北方人说你这孩子养得不错,再给起个好听的名字,于是皆大欢喜。然而在文化学术领域,虽然“北上广”并称,但广州的做法,大抵拘于本地,而很少有京沪那样的全国意识,这是广东在主流文化领域相对落伍的原因之一。

当然,就“文化”的评价而言,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标准。我觉得既不能简单地以北方传统为准则,也不能只从广东角度作自夸。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来展望现代社会、未来发展。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全球化的,而全球化,必然带来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需要在持续的挑战与回应之中,建立具有普适性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许方面都可以为中华文化融入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全国越来越一体化,高铁、互联网、城市化等,缩短了时空距离,抹平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50周年的今天,广东经济如何继续保持领先?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为中华文化贡献更深远的价值?将成为重要的命题。广东当年利用“先发”条件,吸聚内地人才,兼以全国市场为依托,取得了先行一步的优势,如今到了拼内力与后劲的时刻,文化的“厚度”很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仍满足于现有优势,而无思想创新和文化自觉,岭南文化将难负厚望。

《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岭南文化,唯有秉持开拓精神,立足全球化背景,在传统与现代中不断求索,方能于百舸争流中继续先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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