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困在体系里的年轻人

电影《下一个素熙》改编自一起韩国少女自杀事件。

高中生素熙进入公司实习后,却最终选择了自杀。

人际的冷漠,职场的压迫,社会的规训。

影片所揭露的东亚社会困境,引发无数观众共鸣。

《下一个素熙》

影片结构清晰地分为前后两段,前半部分讲述素熙之死,后半部分的主角则转为警察吴宥真,叙述吴宥真追查素熙死亡的真相。

尽管影片用一半时长讲述吴宥真的追查过程,但这并不是一部悬疑片。素熙的死亡在影片前半段就已明了地展现给了观众,没有任何悬念。

电影开头,素熙独自在舞室中练习舞蹈,她带着耳机,几次跌倒又爬起。在外吃饭,隔壁桌的男人对正在直播的朋友指指点点,素熙毫不畏惧,正面回击。一开始的素熙,脾气火爆,坚强、开朗。

《下一个素熙》

入职前,素熙抱着极大的期待与热情,但所谓班主任极力为她争取来的大公司资源,却是去当外包公司的电话客服。工作的全部内容,是在客户打电话要求解约时,极尽话术拖延时间,防御客户的解约需求。而“防御率”,就是衡量绩效的唯一指标。

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提出了“狗屁工作”的概念:“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毫无必要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显然,素熙的工作是违背人类情感的,他们所做的就是回避客户的需求,并压抑个人情绪,忍受客户的辱骂和骚扰。

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年

有客户为了解约,一共打了28次电话,还是没能成功;有人深夜打给客服,进行言语性骚扰;一位父亲因为孩子去世,要求解约,素熙在短暂的僵硬后,仍然用甜美而机械的语气继续推销其他服务。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上层的压迫。组内每个员工的防御率按高低排表,张贴在墙上,排在最后的员工会被组长叫去谈话。在公司的例会上,领导会对每个小组的业绩排名,责骂业绩垫底的小组,“拖累了别的小组”。而更上层的公司总部,则会对各个外包公司的业绩排名,业绩垫底的外包公司,就可能会被整个取消。

评价被量化成冰冷的数字,总部的领导用数字压迫外包公司的领导,外包公司的领导压迫各小组组长,组长压迫组员。压力一层层传递,最后落在一群刚步入社会、懵懂无知的年轻人身上。

《下一个素熙》

素熙所面临的还有永远低于合同规定的工资。实习生们毫无戒备地签了公司的阴阳合同,在讨要工资时被组长指着其中的条款钻空子。

素熙并不是没有努力过。在最初讨要奖金无果、绩效垫底时,素熙开始积极地适应、融入这套系统,她认真工作,熟背话术,业绩很快成为全组第一。但努力的结果却是,奖金依然被组长以实习生容易辞职为由拒绝发放,她与同事聊天才得知,自己被组长当成了刺激其他员工的靶子,自己的业绩提高,整个小组的业绩要求也提高了,所有人都因此变得更累。

《下一个素熙》

素熙尝试融入这套体系,努力的结果却导向更大的绝望。

于是,素熙开始消极怠工,与组长争吵,在再次索要奖金、被组长嘲笑“瞧你这穷酸样”时,一拳打向了组长。

她被停职三天。在见过父母、朋友和班主任后,独自来到水库边,一步步走入了冰冷的水中。

镜头几次特写素熙的拖鞋,在寒冬,素熙穿着拖鞋,双脚冻得通红,传达出颓靡与无望。她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镜头里,安静的长镜头中,强烈的绝望与悲伤扑面而来,开朗活泼的少年最终选择在冬天刺骨的水中死去,她没有等到春天。

《下一个素熙》

影片后半部分,从警察吴宥真的视角,讲述素熙之死的全貌。

吴宥真的追查并非破案,而更像一把手术刀,将少女自杀事件的表面剖开,审视与质问与之关联的人与事,追寻更深层次的病源。

而吴宥真的追查注定是令人绝望的。在素熙之死中,上级,同事,父母,朋友,每个人都之有关,每个人却都是无辜的。

《下一个素熙》

父母见到女儿的尸体后伤心欲绝,却在女儿生前询问自己能不能辞职时,装作没有听到,甚至从不知道女儿有跳舞的爱好。

公司领导层事不关己,面对刑警询问,摆出劳动合同推脱,抱怨素熙性格恶劣,认为此事严重损坏了公司形象,将责任推给输送学生的学校。

而给素熙所在的职业学校自觉委屈,因为学生的就业率是教育厅评估学校的指标,就业率达标,教育局才会向学校发放资金。校方只能想方设法将学生送进各个公司,而不顾学生的工作环境。于是,一批批学生被送进工厂、外包公司,被挤压和剥削。

宥真只能找到教育厅。而教育局的负责人告诉她,教育厅也要与其他教育厅竞争,教育部以就业率为标准,向各个教育厅发放预算。

《下一个素熙》

链条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各司其职,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一个高中生去工作然后自杀了,“没有一个人认为是自己的错”。

影片并不给人以任何希望,个体无法挽救社会的悲剧,片名“下一个素熙”就已揭示了这一点,“素熙”是一个群体,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正在经历相同的痛苦。宥真的追查自然无果,结尾,作为另一个“素熙”,宥真看着素熙跳舞的视频流下眼泪。

《下一个素熙》揭示了年轻一代在结构性困境和劳动体制压迫下的残酷现实。导演用纪录片般的手法,将整个社会的冷漠与畸形展现在观众眼前。影片的配乐克制而点到即止,更多时候,镜头只是冷静地对准人物,仿佛对准我们的生活。逼仄压抑的格子间,灰蒙蒙的空气,被工作折磨过后疲惫而毫无血色的面庞。

《下一个素熙》

许多中国观众对影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电影展现的并不只是韩国年轻人的现状,更是东亚年轻人所面临的一致困境,关于加班,关于工资,关于庞大系统中被困住和异化的年轻人。

影片不仅揭示了社会的结构性困境,而且展现了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孤独。同事间最多只维持着工作间隙聊聊天的关系,还时刻面临勾心斗角的危险。理应与素熙最亲密的父母,却对女儿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无知,在素熙被压迫到抑郁时,父母竟没做出任何关心或安抚的举动,只是在素熙提出想辞职时装作没听到,从头至尾忽视女儿的情绪。素熙拥有几个高中好友,但朋友们都在工作的折磨中日益疲惫,聚会的次数也逐渐减少,素熙自杀前打给男友的最后一通电话,传来的也只是那头忙于工作的杂音。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

素熙看似拥有正常的人际关系网,却仿佛置身孤岛。最终,她在孤独中走向了死亡。

孤独同样是现代人难以言说的隐疾。面对复杂的社会难题,作为个体的我们或许感到无能为力,但面对个人的绝望时,正如导演郑朱莉在映后所分享的,至少“不要失去语言,不要不想说话”。尝试与身边的人沟通,不在沉默中失语,是年轻人对抗孤独、不再成为“下一个素熙”的自救。

文/WJ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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