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敦煌研究所成立，常沙娜临摹敦煌壁画由此开始。日前，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年艺术与设计展”，以此纪念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致敬常沙娜80年艺术生命长青。
常沙娜：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设计家。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80年，从敦煌临摹、花卉写生到十大建筑的新应用、科技与艺术，“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年艺术与设计展”展出了常沙娜在莫高窟学习时临摹的30余件作品、35幅花卉创作，还有60多年的教学、研究内容，以及与父辈的往来书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筑手稿……
在开幕现场，94岁的常沙娜说：“‘花开敦煌’的展览是我对父亲常书鸿推广敦煌文化遗志的实践，因为父亲告诉我，沙娜，不能忘了你是敦煌人。”她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分享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之美。
展厅掠影
本刊记者第一次采访常沙娜是在17年前，那时77岁的她安静娴雅地坐在植物葱茏、暗香浮动的家中，坐在午后的阳光将绿植的影子在白墙上勾出复杂轮廓的背景前，将70多年的前尘旧事像手卷画轴一样缓缓打开。如今，常沙娜的表情里依然是一种天然与安静的美，一辈子浸润于敦煌造像的线条与色彩之间，形成了她“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净若无形”的气韵神采。她笔下每一个时期的作品，也都透着一种美到极致、静到极致的气息。她的花卉作品花叶婆娑、花瓣柔软，杂色光茂自然相和。那些花朵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她在敦煌文化的营养中美好自己，并将艺术应用于实践，努力传播美好。就像她的作品，“柔软光泽，馨香芬烈”，以最美的瞬间普照十方。
如今，鲐背之年的常沙娜对过往的记忆不再那么清晰而有条理，但对敦煌之于国家、之于她个人的意义却依然明确，那是她记忆中永不褪色的关键词。
常沙娜之子、担任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副院长的崔冬晖说：“敦煌对于我来说，一开始是新鲜的，后来就变成了情怀，包含着我们整个家族对于敦煌的贡献与感情。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它是抽象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工作的状态和方法。对上两辈人的学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
爱与幸运是关键词
《中国妇女》：您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来定义自己的人生？为什么？
常沙娜：爱与幸运！我爸爸当年在法国留学，因为在塞纳河边书摊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就仿佛看到了他的使命，不顾国内战火和我妈妈的不满，毅然奔向祖国，奔向那冥冥中的使命。1943年，我爸爸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带领全家进驻他心里真正的家园——敦煌。那一年，我12岁，就有机会跟着爸爸欣赏莫高窟的壁画之美。我每天进出洞窟，从当爸爸的助手到拿起画笔，那些美妙的色彩和线条一笔笔从心里流淌到笔端。几年后，我和爸爸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引起很大轰动。我后来想，一切都是因为我有一个“敦煌守护神”的父亲，他给了我满满的爱和贡献社会的能力。我很小跟着父亲到敦煌学习敦煌艺术，有点像是命运的安排。不是早或晚的问题，而是刚好就被我遇上了。我因为父亲而有了不平凡的人生，让自己成为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的人。这就是我的幸运！
1933年常沙娜与父母在巴黎的合影
《中国妇女》：您如何定义敦煌对于您的意义？可不可以说，敦煌决定或滋养了您的一生？
常沙娜：回顾我这辈子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和敦煌艺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我还记得父亲病危时跟我说的话：“沙娜，我画的东西、临摹的东西，一定要回到敦煌，而且要捐给敦煌。另外把我一部分的油画捐给家乡杭州。”他最后写的一本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50年》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敦煌啊敦煌，是我永远的故乡。”1994年6月24日，他在北京离世，遵循他的遗嘱，我将他的骨灰带回莫高窟安葬。我父亲当年怀抱的一个理想是“誓把青春献荒滩，献罢青春献儿孙”，因为守护敦煌是一项需要代代相传的事业。所以他曾写信和我说：“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我临摹、创作了不少敦煌艺术作品，向世界宣传敦煌的文明，都是对他这句话的践行。我在敦煌的时间只有几年，但是我这辈子最想念的地方就是敦煌。
1948年夏，常沙娜在南京和爸爸鉴赏敦煌摹本
《中国妇女》：回望来路，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常沙娜：最大的遗憾是母亲的离开。那时的我太年轻，不懂她的苦，等到我懂事了，她已去世了。
我母亲在法国生活了7年，是非常摩登的，1936年，我父亲放弃法国的一切要去敦煌时，我母亲不想去。她说，儿子才两岁，体弱多病，到那个天寒地冻荒凉彻骨的地方该怎么活啊！但她拗不过父亲，流着眼泪，坐着敞篷大卡车，冻得直打哆嗦去了西北的苦寒之地。其实我母亲是爱敦煌的，毕竟她是雕塑家，她懂得美。但她要忍受用红柳枝当筷子，忍受没有蔬菜、天天一碗醋、一碗盐拌面条的生活，忍受住在茫茫戈壁低矮的黄泥小屋中，忍受我父亲全心埋头壁画保护，心里只有那些洞窟，而且在外受了委屈回家还要冲她发泄的日子。我父亲急躁，没有很好地安抚她，所以两年后她出走了，丢下了我和父亲，也丢下年幼的弟弟，说真的，那时我心里是有怨恨的。
一直到20年后，我在杭州再次见到母亲，她已经不是过去的她了，面容憔悴消瘦。她后来的生活很苦，靠在街道帮人洗衣服当保姆为生，但她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从来不向熟人求助。见面时我们谁也没有掉眼泪，但她的声音很凄惨，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沙娜我对不起你，但你不能埋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那时我才多少有点理解了她的不容易，从此以后，我每月给她寄20元钱，再后来，她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
或许我母亲的人生际遇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且是无法选择的遗憾。
1950年11月，常沙娜乘威尔逊号邮轮返回祖国途中
《中国妇女》：此生最让您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常沙娜：最有成就感的事应该是我参与了新中国重要建筑的装饰设计，因为这些工作，让我有机会被更多人认识，也让我有机会向大家推广敦煌的艺术之美。
《中国妇女》：您被誉为“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的重要推广者”，当年您负责设计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应该是最早将敦煌艺术运用于现代设计的实践。如今回看那些设计，您最先回忆起来的场景是什么？那个设计过程是怎样的？
常沙娜：1958年，新中国建设第一批“十大建筑”，我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设计组，负责设计宴会厅的天顶装饰。那年我28岁，跟所有参与设计的前辈比起来，我是最小的，但却是最好的年纪，也是最幸运的机会。因为从我开始画画，就是以敦煌临摹为主，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很多灵感就这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在设计过程中，是优秀前辈的悉心指导，让我打下了很好的设计基础。受敦煌藻井图案启发，我在宴会厅天顶中央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但我只考虑了装饰，没有考虑功能，当时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镈先生提醒我，得把通风口和照明灯组合在里面，而且仅中心的照明灯还不够，还要把外圈的那些小花和照明灯组合在一起，外圈也得设通风口。在他的点拨下，我修改了设计方案，他后来夸奖我说：“你把整体装饰效果和功能需求完美地统一起来啦！”
历时10个月，人民大会堂完工，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能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我也受邀参加，那天的情景我终生难忘。突然，宴会厅所有的灯全亮了，刹那间，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宴会厅神话般地亮相在众人面前，瞬间的震惊后，全场掌声如雷，大家都流下了眼泪。以这样的方式看到自己艰苦工作的成果，我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举杯向大家致意。此情此景，在我心中永远定格。如今再回忆，或是每次看见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我仍然会很激动，只要能让国家和社会更好的事情，我们很自然都会去做。
传承父辈精神就是传承敦煌之美
《中国妇女》：2019年您获得中国文联颁发的“终身成就美术家”称号，颁奖词中说：“作为敦煌艺术的女儿，常沙娜以自己特殊的经历承载了敦煌艺术研究与现代艺术设计有机结合的时代之变……”随着时代的变迁，您作品的风格与内涵是否也在随之变化？
常沙娜：周恩来总理曾提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要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这也是我奉行一生的艺术理念。敦煌文化艺术经过千年中西方的交融，不正是具备这样的特点吗？所以我的设计内涵是因为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实际需要而发生，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没有所谓的变与不变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实事求是，去做一件合适的工作。只要让我设计，我就一定会把敦煌之美融入其中。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设计（1958年）
《中国妇女》：您最新完成的作品是2024年央视春晚创意节目《年锦》，4位表演者分别穿着汉、唐、宋、明的服饰，演绎历朝历代的流行经典。每套服饰的衣、裙、领边、袖口都有不同的纹样，比如萸纹、瑞狮纹、牡丹纹、月桂纹和葫芦纹等，都寓意着吉祥，这个设计体现着您什么样的创作理念？
常沙娜：我这一辈子都在跟传统图案打交道，但给春晚设计纹样还是头一回。当时春晚节目组邀请我和儿子崔冬晖担任艺术顾问，想做一个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节目。讨论了好几回，决定以传统图案为主要元素进行设计。我儿子带着团队先从博物馆搜集文物原型，绘制出电子设计图，我再对每一幅图进行手绘修改，依据的就是我70多年的图案设计经验和敦煌研究的积累，该收的地方收，该放的地方放，让它尽可能饱满、完整而且舒服。传统图案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厚度，感受到感性的温情，更通过现代设计的形式体现出本民族的文化品格，这也是我一直遵循的创作理念——守正、创新。
《中国妇女》：您的儿子崔冬晖对敦煌的热爱除了从小耳濡目染，您是否对他有特别的教育和引导？您觉得他对敦煌艺术的传承和您这一代的传承相同的是什么？不同的又是什么？
常沙娜：我年轻的时候工作特别忙，所以没有刻意去要求冬晖一定得跟我一样去做跟敦煌有关的事。但我会和他讲我父亲不平凡的一生，讲外公即使颠沛流离遇到种种不幸，都能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继续工作，这是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能力的体现。冬晖对美术对敦煌的喜欢或许是因为生活中时时都有这些影子，比如他小时候对天空、树叶感兴趣，我会找敦煌的一些相应的图案给他看，他也会经常旁观我和同事讨论修改设计稿。
常沙娜和儿子崔冬晖
我父亲对孙辈很呵护，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在冬晖过13岁生日的时候，那时我父亲已经85岁了，给外孙题了两个字：勤奋。这应该就是常家的家风，不能简单地说是敦煌在影响冬晖，或给予他人生意义，更应该说是我父亲常书鸿的身教与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全家。冬晖说过，感觉妈妈和外公的性格、做事方式都很像，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影响。
冬晖13岁那年，他的爸爸就病逝了，我一个人把他带大，虽然我对孩子的生活管教很严，但不会要求他功成名就，对我来说，我更希望他平安、健康。冬晖现在也是一位父亲了，有了他肩上的责任，我不会过度地把我的期望压在他身上，我只希望他正直诚信做人做事，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好，把作为师者的工作做好。
冬晖主攻城市空间设计，北京很多地铁站的室内设计都出自他的团队。虽然敦煌传承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但因为冬晖有一位“敦煌守护神”的外公，我当然希望他不要忘记推广敦煌，让更多中国人对中华文脉更理解也更自信。
《中国妇女》：作为艺术教育家，您如何向学生传达您对敦煌艺术的理解？
常沙娜：敦煌的文化艺术得以传递，是这一艺术文脉历经中国十个朝代没有断根，了解了这个逻辑关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敦煌经历了哪些变革，这些变革对中国整体文化、政治、经济等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当代有哪些地方可以借鉴，而不是简单从“敦煌”两个字去了解这一关系。
1952年，常沙娜为第一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的头巾——“和平鸽”
绝对不要忘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的文脉、血脉。我希望年轻人要结合当代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不断传承、创新艺术设计形式，好好地为祖国、为党、为人民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才可以称得上是没有遗憾的人生。
90只是人生的一个数字
《中国妇女》：您88岁时还在为人民大会堂很多地方做修补和局部更新设计，90岁时您仍然自己买菜做饭做家务，同时参与创作，您觉得您的能量来源是什么？
常沙娜：90只是人生的一个数字，我的专业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就退步，反而更有经验。这些创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工作经验的体现，没你们想得那么复杂。我面对现实，从不会去想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干了怎么办。这两年，身体没那么好了，但我还是要画画，默画一些石窟复原的图案，那是刻在我脑子里的图案。
《中国妇女》：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您觉得能够做成这么多事情会不会得益于您的个性？
常沙娜：我父亲说他是“杭铁头”，这是一句杭州话，意思是遇到困难不害怕，不退缩。我也有父亲的性格吧！我父亲的座右铭是：生命不息，跋涉不止。他常说，喜怒哀乐去经历就好了。能做啥就继续做啥，高高兴兴，这样心情就会很痛快。我自己也是，这一辈子什么都经历了，但我依然很乐观。人生天天都要快乐，也天天都是挑战，“C’est la vie”是我父母当年在法国常说的一句法语，意思是“这就是生活”。我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好坏，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
《中国妇女》：您曾经历过疾病，也经历过亲人的离去，今天，您如何看待疾病？您觉得岁月的礼物是什么？
常沙娜：我已经94岁了，所有的问题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敦煌艺术的弘扬推广。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每天快乐生活，快乐说敦煌。
“花开敦煌”展品
《中国妇女》：从2014年开始的“花开敦煌”世界巡展，已经在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举办了20多场展览，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花开敦煌”曾在法国巡展，讲述您的传奇故事的法语纪录片《敦煌情》正在播出。您如何描述您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努力和意义？
常沙娜：我出生在法国，在中国文化的养分中成长，这是我父母给我的恩典。敦煌是属于世界人民的文明，很多法国艺术工作者来到中国，走进敦煌。我希望通过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努力推广，让世界看见我们的文明发展伟大之处，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让世界更加和谐美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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