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拉德被视为“海洋小说大师”，可与《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相提并论。不过显而易见，海洋冒险故事只是他们惯用的“题材”，无法概括他们的写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城堡》《押沙龙，押沙龙》《佩德罗·巴拉莫》这些小说一样，康拉德的作品之所以在后世成为经典，原因仍在于对人类心灵之幽深的探索，对人之存在的复杂性的辨析，以及对叙事和语言本身的贡献。
约瑟夫·康拉德，1857年12月生于波兰，后加入英国国籍。他出身于上流社会，少年时逃到了马赛，曾先后在许多船上做工，因而他精通英语并擅长航海，也了解水手。他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描写船员的作品中。描写在神秘的刚果河上航行的《黑暗的心》（1902年）是他最负盛名的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也是其代表作品。
1924年8月3日康拉德去世，距今已整整一百年，我们刊发《约瑟夫·康拉德传》中关于其代表作《黑暗的心》的相关内容，以示纪念。
原文作者 |杰弗里·迈耶斯
《约瑟夫·康拉德传》，作者：（美）杰弗里·迈耶斯，译者：付裕，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1年10月
1897年11月，年代悠久、受人尊敬的大家长式爱丁堡公司布莱克伍德，在其杂志上发表了康拉德的《卡瑞恩》，开启了双方长达五年的合作，硕果累累。就像在他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加尼特和亨利接受了《阿尔迈耶的愚蠢》和《“水仙号”的黑水手》，威廉·布莱克伍德连载了《青春》（1898）、《黑暗的心》（1899）、《吉姆爷》（1899—1900）和《走投无路》（1902），以图书的形式出版了《吉姆爷》，将三部关于青春、成熟、衰老的小说结集成《青春》（1902）。
《青春》基于康拉德在“巴勒斯坦号”上的真实经历，那是1881年，他开始了第一次朝向神秘东方的希望之旅。故事的叙述者是康拉德的另一个人格，即42岁的查理·马洛，那是他第一次在康拉德的作品中登场，意义重大，而后又出现在《黑暗的心》《吉姆爷》和《机缘》里。在叙述过程中，马洛讽刺地将二十年前青春时期的特质——考验自己的渴望、对他破旧的船的爱、对异域经历的向往、天真的希望、对力量不切实际的信念、浪漫的期盼——与历经苦难后幡然醒悟的现实相对照。
故事的结构围绕一系列灾难展开：10月的大风，与蒸汽船相撞，第二次大风迫使船员让泵一刻不停地工作，第三次回港，装载的煤炭自燃，沼气爆炸，被一艘汽轮拖走，因火势变大割断了牵引绳，燃烧的锚和链丢失，“朱迪埃号”被遗弃并沉没，烧毁的三桅帆船上遇难的船员请求搭乘汽轮。这艘船的座右铭是“干或死”（Do or die），但船上的人被迫既要干还要死。不过马洛年轻时的希望让他能保持乐观，逃脱所有的艰难险阻。他为自己在极端情况下的表现而自豪，一种全能之感油然而生。但他明白这种幻想只能存在于青春年代，经历会让他不可避免地对人的弱点有更现实的认识。
正如“一战”小说家花了十年来吸收、理解、阐释他们的创伤经历，康拉德也花了整整十年来思考刚果的悲剧现实，才能最终将之写入他最具震撼力、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黑暗的心》，即《青春》中的第二个故事。吉卜林的小说开始出版的大约十年后，帝国主义思想大行其道，英国即将开始布尔战争，康拉德批驳了读者大众根深蒂固的观念。他揭露了欧洲人及其文明并不比非洲人及其文化更高等；殖民主义本质上是伪善的物质利益至上；所有人心中都存在邪恶；只要有足够的自由，理想主义者会犯下最野蛮的暴行。虽然现在看来康拉德的观念很有说服力，但维多利亚晚期的读者无法接受。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误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天赋异禀的库尔茨是个精神错乱的异类，本就不应该被送去非洲；如果刚果能将一个文明的聪明人变成未开化的野蛮人，那它就应该尽快被殖民；虽然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很腐败，但英国是公正的。
《黑暗的心》，作者：[英] 约瑟夫·康拉德，译者：黄雨石，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黑暗的心》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统治欧洲思想长达四百年的进步观、质疑西方文明的根基的重要之作。它展现了文明和殖民的利益冲突，描绘了白人和非洲人的灾难性碰撞，提出了从这场争斗中全身而退所需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马洛代表了库尔茨抛弃在丛林深处的欧洲良知，他从人性和道德层面衡量了殖民现实。他和库尔茨不一样，他对西方物质主义能为非洲人民做些什么持怀疑态度，他认识到殖民主义是彻头彻尾毁灭性的实践。他蔑视见过的所有白人，一直与他们保持距离。但他同情他在深入腹地之旅中遇见的非洲人，选择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的受苦受难映射了白人的残酷入侵，而他们可敬的克制代表了欧洲人没能达到的道德标准。
随着马洛向上游深入，非洲人——靶子、奴隶、骨架、尸体和受害者——标记了其受难之路（via dolorosa）的各个阶段。罗杰·凯斯门特的领事报告和埃德蒙·莫雷尔掷地有声的论著《红色橡胶》（Red Rubber）证实了装饰库尔茨的篱笆的人类骷髅头确有其事——“有人带了21颗人头去斯坦利瀑布，”莫雷尔写道，“罗姆船长用它们来装饰他家前面的花坛。”
在《泰比》（记述了梅尔维尔的南太平洋之旅）中，对于欧洲对热带地区的残忍入侵，以及给传统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梅尔维尔深感遗憾：“哎呀，可怜这些野蛮人暴露在这群乌合之众面前。他们淳朴轻信，很容易上当受骗。欧洲的文明使者毫无悔意地让他们遭受毁灭，人性在这片废墟之上痛哭。相比之下，生活在海洋深处未被发现的岛屿上，从未受到白人不良影响的人们会幸福许多倍。”但是正如J. A.霍布森（J. A. Hobson）在《帝国主义》（Imperialism, 1902）中所写，理应文明的欧洲人通过殖民统治发泄他们本能的侵略性，而且“追逐猎杀不管是大型猎物还是其他人的欲望，只能通过扩张和尚武好战来满足”。威廉·康沃利斯·哈里斯（William Cornwallis Harris）的《南非的野外运动》（Wild Sports of Southern Africa，1838），第一本广受欢迎的非洲狩猎指南，以启蒙之名，残忍地为库尔茨“斩绝土人！”的号令辩护：“受理性、正义、人性支配，迫切需要让这一［非洲］野兽种族消失在地球表面，他们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者，是女王陛下的基督教臣民无法和解的仇敌，他们不配受到怜悯或关心。”
《黑暗的心》中，除了马洛，唯一表现出道德约束的，就是他的食人族船员。他们的工资是铜丝，他们少得可怜的食物是腐烂的河马肉，这些食人族在慢慢饿死。白人“朝圣者”即使将大部分腐烂的河马肉扔下船也无法消除的恶臭，是康拉德在隐喻刚果的腐败。就像蒙田的高贵食人族，这些人保留了原始的荣誉准则，这给了他们对抗饥饿的力量，他们的行为驳斥了欧洲人所声称的自己拥有更高等的文明。马洛唯一能与之建立人类关系的就是和他的非洲舵手。当舵手被库尔茨狂热的崇拜者刺死时，马洛的鞋里装满了他的血。虽然受同伴之死触动，但马洛病态地急着去换鞋袜。
马洛和库尔茨是正好相反的两个角色，故事开头，罗马统治下的英国被比作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他们的帝国主义原型就影射了两人的关系。而康拉德对吉卜林的有力呼应——“这个地方……也一直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暗示了英国曾经和非洲一样野蛮。三桨战船的船长和马洛一样，罗马帝国最偏远地区的沼泽、森林、土人也让他心生厌恶；他没有上岸就察觉了黑暗的威胁。然而身穿托加袍的市民和库尔茨一样上了岸，感觉被荒蛮包围着，“憎恶的魔力［席卷而来］……那不断增长的悔恨，那逃走的渴望，那令人彻骨地疲惫的厌恶，那自暴自弃和那怨毒”。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Life of Agricola）讲述了罗马征服英国的历史，在这本书里，一个高贵的苏格兰酋长——按罗马标准是“未开化土人”——对入侵者的看法是（就像康拉德对比利时人的看法）：“你无法通过服从和自我约束躲开他们的傲慢无礼。”
库尔茨长期独自一人身处荒野，这唤醒了他对野蛮的激情和残酷的本能的返祖记忆，亨利·梭罗在马萨诸塞州的森林里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瞥见一只土拨鼠偷偷地横穿过我的小径，就感到了一阵奇怪的野性喜悦的颤抖，我被强烈地引诱了，只想把它抓住，活活吞下肚去，倒不是因为我那时肚子饿了，而只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野性……［我］发现自己在林中奔跑，像一条半饥饿的猎犬，以奇怪的恣肆的心情，想要觅取一些可以吞食的兽肉，任何兽肉我都能吞下去。但不同于梭罗，库尔茨最终屈从于疯癫；荒野进入了他的“血管，吃净他的肉，通过某种邪恶得不可思议的入会仪式，把他的灵魂牢牢地据为己有”。由此，18世纪由《鲁滨孙漂流记》建立的与世隔绝之人征服大自然的神话，被康拉德逆转，他指出其实是狂野之力释放了人类邪恶的本能。库尔茨失去了精神信仰、道德感和理智——这些都是区别人与野兽的特质。
如果如卡尔·荣格所说，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关键“在于逐步压制人性中的动物性”，那么库尔茨的退化则代表着“渴望自由的动物本性的反叛”，以及文明人屈从于本能冲动所导致的混乱和侵略。荣格写道：“与本性分离，不可避免地使文明人陷入意识与无意识、精神与自然、知识与信仰的冲突中。一旦意识无法再忽视或压制人本能的一面，这种分裂就会变得病态。”库尔茨的本能压制他有意识的意志，库尔茨屈从于野性，这象征着对进步观的反转，以及现代人向《黑暗的心》里古代英国人所代表的野蛮和无序的回归。库尔茨的自我谴责，即他简单但充满含混意义的“好可怕！好可怕！”，展现出关于他自己，关于侵蚀了他人格中文明一面的黑暗的真相。他最后的话表明他虽然仍保有良知，但行动已失控，同时也是在指涉那片黑色丛林、他对那可憎之物的着迷、他的声名狼藉、他即将到来的死亡，甚至马洛被误导的忠诚。
尽管库尔茨很残暴，割下了人祭的头，尽管他是马洛在刚果亲眼所见的恐怖的化身和原因，但马洛仍能称库尔茨的自我谴责为“一种肯定，一个道德上的胜利，用无数的失败、可憎的恐惧和可憎的满足作为代价换来的。但它是一个胜利！……他那滔滔雄辩的回响，仿佛是一个像水晶悬崖般透亮的灵魂向我发出来的”。他认为库尔茨毫不遮掩的邪恶比同事的虚伪和恶毒更让人舒服，于是继续忠诚于他“选择的噩梦”。马洛看到了库尔茨最糟糕的一面，并通过库尔茨看到了所有人心中的邪恶，他欣赏库尔茨为道德意识和自我认识所做的努力。
不过在小说最后，马洛再也无法评判库尔茨最后的呐喊。马洛相信，库尔茨的道德观并不能赦免他犯下的恶行。马洛也在丛林里变得精神错乱。他一直在发烧，通过凝视库尔茨疯狂的灵魂，他遭遇道德冲击，经历精神崩溃，濒临死亡。
《在西方目光下》，作者：(英)约瑟夫·康拉德，译者：赵挺，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3月
马洛对库尔茨的强烈认同促使他回到了布鲁塞尔，即《马太福音》23章27节所说的“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并去看望了库尔茨的未婚妻。康拉德告诉布莱克伍德，“最后的事件之后，充满细节描写的整个故事将尘埃落定——获得价值和意义”。就像帮马洛找到这份在刚果的工作的姨妈，未婚妻也受自己的幻想保护，远离非洲的现实。垂死之际，库尔茨要求一个公道，但是马洛——库尔茨罪恶感的秘密分享者，选择忠诚于他的回忆，给予他怜悯。虽然他讽刺地告诉未婚妻，“他最后说的是（‘好可怕’）——您的名字”，他相信可怕的真相必须隐藏，男人必须帮助女人一直活在纯洁的世界，“以防我们自己的世界变得更糟”。他对她说谎，保护她，不让真相摧毁她的生活，让她保留她那堕落的未婚夫最理想的形象。虽然V.S.奈保尔在他杰出的康拉德风格的小说《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中写道，“丛林足以掩盖屠杀的声音，泥泞的河流和湖泊足以冲走淋漓的鲜血”，但邪恶一直在刚果和布鲁塞尔阴魂不散。
刚果的比利时代理人乔治·安托万·克莱因和阿瑟·霍迪斯特据传是库尔茨的原型。但1889年H. M. 斯坦利着手营救的埃明帕夏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型。四种宗教塑造了埃明帕夏，他生于西里西亚（Silesia）时名叫爱德华·施尼策尔（Eduard Schnitzer）。他的父母有犹太血统，他受洗成为新教徒，上过天主教学校，最后成为穆斯林。他在布雷斯劳（Breslau）大上过学，在柏林获得医学学位。他看上去就像个教授，有着高额头，戴着钢圈眼镜。他是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博学多才，很会下象棋，也是个天赋极高的钢琴家；懂二十种语言（包括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在植物学、鸟类学、昆虫学、地质学、气象学、民族学、地理学等领域从事过专业的科学研究。他一路从查尔斯·戈登将军麾下的医疗官晋升为苏丹国赤道省（Equatoria Province）的总督，并且在丛林里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他是个探索者、外交家、“行政官、军队指挥、科学家；他还是自己的医生、积极的农业开发商”。斯坦利为埃明帕夏所折服，就像比利时人为库尔茨所折服。他发现埃明“极其善良、和蔼，有文学造诣，是令人愉快的交谈对象，还是一名尽职敬业的医师……尽管他有外国口音，但他声音洪亮，语气拿捏得当，所以［他的演讲］听上去非常舒服。我发现报纸上谈论的任何政策，不论是哪国的，他都了如指掌”。
库尔茨和埃明帕夏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想主义者、知识分子、演说家、作家、探险家、商人、统治者。“整个欧洲都为［世界主义者库尔茨］的横空出世贡献了力量”《黑暗的心》，第二章。，他是一个“全面的天才”，怜悯、科学、进步的特使，代表着“更高的智慧、广泛的同情心和团结一致的目标”。除了二人的背景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个人特质，埃明和库尔茨还有很多相同的非洲经历。两人都为外国政府工作，远离文明世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在欧洲有一个妻子或未婚妻，都传说他们储藏了好多珍贵的象牙，两人都开辟了自己的私人王国，成了食人部落的首领。两人都在经过了长时间危险重重的搜寻后获救，沿着同一条刚果河上的路线被带了出来。尽管他们的追随者激烈地想保护他们，他们还是被带离了丛林，留下了巨大的混乱和无序。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杰弗里·迈耶斯；摘编：张进；编辑：张进；导语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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