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
杜骏飞著
商务印书馆 2024年6月新书上市
嘉宾推荐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新闻业和新闻学何去何从？读杜骏飞新著《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新闻价值的人本主义转向——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都是要让新闻和媒体回到人，而不是被技术异化。作者以全新的视野，阐述了新闻人本精神的基本意义，既深刻又易读，真是一本好书！
——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新闻活动是人的活动，新闻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人与新闻的关系问题是新闻学的总问题。这意味着新闻学从根本上是人本主义的学问，而不是简单的“事本主义”“技本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科学”。《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从观念上把新闻学看作人学，把新闻精神定性为人本精神，对于当今迷醉于数据、算法、算力而不可自拔的新闻学来说，无异于一服清醒剂。
一一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高铁上读完了杜骏飞教授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感到一股技术世界喧嚣中的清澈和沉静之力。新闻向何处去？新闻学如何研究？是业界和学界无法鸵鸟式回避的问题。新闻人本主义，关键就是新闻为人服务，为人类福祉服务。新闻作为对当下人类个体和群体道德、公正、秩序负责的行业，依然是其区别于其他行业最大的方面。“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新闻精神是人本精神”，深以为然。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思考新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向人文哲学的层次扎根，新闻要落实到和人的关系问题上，向新闻如何影响和改变人的本质、社会结构等人文层次的问题进军。新闻是伟大的人类实践，新闻学是伟大的学科。新闻实践和学术回归人本精神，是一座航灯。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在技术狂飙的传播时代，新闻价值感被严重稀释，杜骏飞教授始终是冷静、深刻的观察者和吹哨人，高擎新闻人本主义的旌旗，捍卫新闻尊严，为新闻寻求新的价值基点和理论支点。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院长）
读《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除了被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折服外，更为其深切的现实观照、悲悯的理论情怀、积极的理想追求所感动。在新闻被种种外力所宰制的时代，呼唤人本主义，体现了作者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批判精神。全书有对理论的宏观驾驭，如“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的论述；有从社会层面对新闻的中观考察，如新闻人本主义、交往社会的阐释；有针对新闻业内部的微观研究，如对新闻业“瓦釜效应”的批判、对价值算法的倡导、对“专业新闻”的再思考。所有这些，对当下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实践都有极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人本主义作为启蒙时代提出的一个概念，本身也还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因此，在呼唤人本主义的同时，也应警惕其局限性。
——芮必峰（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这确是最基本的新闻立场。新兴也好，复兴也好，理性中必有激情。呼唤也好，召唤也好，理想中必有情怀。感谢杜骏飞教授的灵魂发问。
——曹轲（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方都市报》原总编辑）
收到一本新书，《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1930年，后来跻身20世纪伟大哲学家的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写道：“这个阶层（新闻界）的命运，同时就是这个世界的命运。没有新闻界，现代世界是不可能生存的。”谢谢杜骏飞兄！
——朱学东（文化学者、作家，《中国周刊》《南风窗》原总编辑）
拜读杜骏飞教授的新著，《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新闻学、新闻业如果不关注人，专业就是空心的。新闻，是人的新闻，关心众人的命运，并相信那些最终都与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新闻学界与业界共同体研究，没有“人”这个纽带，学界、业界终究没有专业共同体，只有自娱自乐的小圈子。而新闻这个专业如果缺乏灵魂，必得不到公众的尊重！
——曹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中国青年报》原编委、社评部主任、首席评论员）
媒介化、可沟通性与交往社会
考虑到数字交往时代的脱域融合，那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必然是向“交流一行动”的扩展与转移。我此前也提到过，ANT 是对塔尔德(Gabriel Tarde)联结原则的延续，即：社会的本质在于“association”，站在数字交往的立场上，那种着眼于未来的传播学也必将转向对“association”的整合与解析，而“交往”才是对它的最好翻译，并且也是这个词在传播学中的真正涵义。
”交往的社会”是为了善治的传播。交往社会的建设虽然不限于传播，但始于传播——或曰，始于社会的可沟通性，而终于良好的治理。冈伯特和德鲁克在讨论“可沟通城市”时，认为这一命题有两个主要面向：（1）一个城市是如何沟通的；（2）如何促进这种沟通。受此启发，关于“交往的社会”的传播学讨论，我也将讨论下述这两个面向：（1）一个社会是如何交往的，或一个社会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为“可交往性”；（2）交往社会建设的阻滞何在，或如何促进一种朝向善治的交往。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在媒介的议题下讨论善治，指涉传播公正与社会公正，都出自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社会已经充分导入了“媒介化”，媒介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沟通协调的神经网络，按照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来看，媒介还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人类发展的中枢神经。因此，对媒介化问题的准确理解，是传播学指涉社会治理的前提。
“媒介化”值得重思，如下文将谈到的那样——传播学应正视媒介一社会的共同演化，并以一种朝向善治的交往运动，让公正传播回归社会的总体。在“共同演化”那样的语境里，“媒介化治理”这一类术语是不够谦卑的——正如“新闻专业主义”观念之缺少开放性。即使是主张“媒介建构现实”的库尔德利也认为，传播和社会是互为表里的，因此，传播学应首先与社会学建立关联性，“在大型复杂社会和全球化结构中，完全去中心化的媒介生产和分发是不可能的”。
“媒介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流行于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语国家，被用以描述媒介对社会组织的一般的影响。而在当代，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清晰地指出：这个时代的传播已超越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形式的传统二元论，人们普遍认为“一切都是媒介化的”，这是一个历时性的变革。戴宇辰对此解释为，媒介化不仅代表着一种媒介无所不在的社会状态，而且也指代一种趋势：“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参与了社会变革，并且深度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各要素、各领域，及其结构性的变化之中。”实际上，这也是媒介化治理的观点起点。夏瓦(Stig Hiarvard)说，媒介化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结构性转型，“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使我们理解文化与社会时越来越依赖媒介及其逻辑的过程。这一过程以二元性(duality)为特征，即媒介融入(integrated)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其中，关于“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的问题，我曾提出，在数字交往的交流系统中，不仅有社会的媒介化，还有媒介的社会化；也因此，数字社会与数字传播之间，应该是互相调适直到实现同一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应被视为一种“共同演化”(co-evolution)。并且我以为，这种共同演化本应追求自由平等、相互协调的互利共生，但技术驱动、资本垄断、价值缺失却也会为媒介社会带来偏害共生——一方获益而另一方受到损害的演化后果。
必须明确的是，只有在“共同演化”的观念之下，以齐一的平等心、调谐的过程论、还原的总体论来思考善治，才是可能的；换言之，纯粹以媒介化理论、媒介治理之学甚或是媒介中心论来达成社会正义，并无可能。而至于齐爱军所说的“库尔德利之惑”，即库尔德利在决定是否写作“媒介正义”问题时的种种困窘，以我之见，无非还是因为在“媒介化”的框架下，原本就难以构建某种全面的、刚性的框架罢了，尤其是在数字交往的实践化的复杂语境里。
坦率地说，库尔德利对媒介正义宏大叙事的拒绝，并非阐释的谦逊，而恰是学科的自矜。
…… ……
在数字交往理论中，我以“交往”为名强调实践性的本体观，实际上，传播以社会实践为本体，这一点在传播学发轫的时期就曾是必要前提，至少在哥伦比亚学派之前，传播学的初心都并非研究信息、媒介和传播本身，而是要研究社会行动在传播中的意义。如李金铨所言，原本在20世纪初期，传媒研究的初心是：“面临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浪潮的社会大转型，社会学家以社会制度和集体行为的视角来考察传媒。”我认为，在今天媒介与社会步入共同演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回归社会行动式的传播学观念。并且，假如展望以 XR(扩展现实)、BCI(脑机接口)、AI(人工智能)、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NFT(非同质化通证)、DeFi(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应用为代表的虚拟社会的来临，我们甚至可以想见，传播学或将以(社会行动式的)数字交往为唯一本体。
人所共知，传播研究在最近的几十年间达到了“内卷化”的极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传播实践则轻易地走向开放，也走向了演化适应。同样是脱域融合，在社会这一端，它所引起的是数字公民新闻、社交媒体、私域流量，以及相伴而来的在线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实践化革命——简言之，在本质上，以互联网为背景的社会沟通早已实现了由“传播”向“交往”的变迁。
交往社会，在本质上就是由交往人与交往环境形成的关系总和，在媒介一社会共同演化的基础上改造媒介环境，本质上还是要改造交往人。正因为如此，朝向善治的公正传播，其实就是交往社会的建设。只有在社会的总体性建构的意义上，才能致力于协商治理，传播也才能加入到善治的系统演化。
节选自《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杜骏飞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5月版），第86—93页。注释从略。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书目录（滑动阅读）
代序 · 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
一 · 新闻业的瓦釜效应
二 · 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
三 · 交往社会的来临
四 · 价值算法的使命
五 · 重访专业新闻
六 · 回到白璧德的遗产
谈话一 · 抵达人的价值
谈话二 · 数字白璧德
索引
后记
杜骏飞，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新媒体传播专业委员会创会会长。研究领域：互联网传播，新闻理论，传播与中国问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