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新时代 出版“老字号”如何续写“不老传奇”

  盛夏燕山,苍翠掩映。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陈列着一批新中国精品出版物,每每望之,总令人眼眶一热——蔚为大观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气象恢宏的“复兴文库”,横贯古今东西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见证四代学人成长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轻抚书脊,每套书上都镌刻着一个中国学人熟知的名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些出版企业在民族危亡中诞生,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为己任,将家国情怀深植于品牌基因中。

  砥砺前行的路,并不一帆风顺。市场变化莫测,竞争日益激烈。库存积压、质量下降、人才流失等问题,给“老字号”蒙上了一层阴霾。

  摆在眼前的问题,不容回避:如何守正创新?如何激发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出版人?

  时代问卷,“老字号”必须应答。带着问题,我们相继走访了这些出版社,思考破题之法、探寻发展之道。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再次感受这些百年品牌的精神力量、价值追求,体会其中积蓄着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缘何守正?民族品牌值千金

  “你们的核心资产是什么?”不久前,在一场中外出版人交流的展会上,有人向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询问。

  意料之中的答案,该是引以为傲的作者队伍,抑或“拳头”产品:《辞源》(第三版)、《现代汉语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没想到,顾青脱口而出:“为国家和民族出版精品图书的理念。”

  在此之前,顾青曾长期在中华书局工作,担任过中华书局总编辑。这两段工作经历,让他比旁人更多了几分理解。他认为,所谓“老字号”,不只是年头久远,更是指他们把自身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担当精神。

  家国危难时,他们是炬火。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诞生,夏瑞芳和张元济等出版家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抱负,高呼着“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一步步把中华民族拉入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航道。

  民生凋敝时,他们引方向。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成立,出版家陆费逵发出宣言:“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

  民族艰难时,他们传知识。1932年7月,邹韬奋、胡愈之和徐伯昕等人在战火硝烟中创立生活书店。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新知书店。次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成立读书出版社。直至1948年,三家书店拧成合力,以“竭诚为读者服务”为宗旨,继续传播知识、开启民智。

  跬步千里,百年跋涉。一代代出版人,通过一部部出版物,影响了几代学人的成长,涵育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加固了中华文化的津梁。他们身体力行,为后辈塑造了中国出版的“职业规范”。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第一版。为了这项“文化留根”的工作,主编陆尔奎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最终积劳成疾,视力受损,几近失明。第二版修订时,总编纂之一、著名辞书学家吴泽炎投注了毕生精力,手写卡片30余万张。《辞源》第三版启动修订后,商务印书馆聘请了何九盈、王宁、董琨担任主编,同时聘请了22位分主编,127位专家,组成修订队伍;正式出版前,又延请108位各界专家学者审读校样,以确保万无一失。

  “一百二十余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工具书千余种,正是这种文化担当和出版理念,成就了‘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编辑何瑛如是说。

  1975年,钱锺书将书稿《管锥编》交给中华书局的编辑周振甫。次年,周振甫不仅提交了审读报告,还附上长达38页的修改意见,钱锺书一一回复意见并重新修改。即便是名家之作,从审稿、编辑到出版,也历经了四年时间。钱锺书在该书序言中表达了赞赏和感谢,此事成为中华书局严格编辑的典范。

  1978年,路遥创作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但随后两年间投稿无门。就在路遥心灰意冷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主编秦兆阳,辗转联系,邀请他到北京改稿。在编辑们的指导下,路遥改了二十几天,比原稿增加了一万多字,发表后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自此崭露头角。

  “编辑深度参与创作过程,已经成为我们延续至今的传统。包括冯骥才在内的很多作家,都曾在出版社提供的住所里修改稿子。”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作家们都很愿意听取编辑的意见,这是双方经年累月形成的默契和信任。

  岁月沉淀在出版品牌上的,是作者交付心血时不由分说的信任,亦是读者选书购书时坚定不移的忠诚,更是出版社面临危机时安身立命的底气。

  几年前,面对数字转型压力、艺术图书遇冷、大量库存积压等困境,荣宝斋出版社曾一度严重亏损。但出版人不忘肩上的职责,始终没有降低对品质的追求,悉心维护品牌的尊严。

  “老字号”没让人失望。就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典藏国画3D立体纸书”——《齐白石老人的花园》(中文版)缓缓铺展在读者面前,齐白石的画作经过创意设计,被制作成立体画,花团锦簇,活灵活现。中外出版人为之赞叹,主动洽谈版权合作。

  “对品牌和品质的维护,为我们赢得了尊重和信任。”荣宝斋出版社社长刘蓓说。如今,出版社早已扭亏为盈,实现双效益稳步增长,交出了“老字号”的时代答卷。

  如何出新?革故鼎新力万钧

  2023年,臧永清探了一次“险”,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放在直播间销售。这次“破圈”合作,带来了意外惊喜:该书全年卖出300多万册,总发行量超过700万册。传统文学的魅力,在互联网时代焕发出别样华光。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积极拓展传统出版的边界。2021年,重启“朝内166文学讲座”项目,固定在每周四晚直播,直接带动《鲁迅全集》《围城》《白鹿原》等重点图书的销量;2023年全年举办280场“线上+线下”的营销活动;近年来举办的文学跨年夜活动,线上浏览量均超过1000万人次。

  在这个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传统出版行业在吸引读者方面存在一定短板。但臧永清认为,整个行业走低,并不意味着单个出版社就应该走低。

  路,越走越宽。开办咖啡店“朝花夕拾·文创咖啡供销社”,推出文创产品,与某视频平台签约合作,在多个社交媒体销售图书……“我们在经历了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后,已经迈入了平缓增长阶段,但我们不找借口,只找出路。”面对压力,臧永清依然信心满满。在他看来,精品出版的底色不会变,创新发展意味着无限可能。

  深挖丰厚的历史资源,赋予品牌新的传播内容和形式,正在成为“老字号”发展的新动力。近年来,《三联生活周刊》杂志转型升级,打造新媒体矩阵,成功“出圈”的同时,还能反哺书店的图书出版业务。

  “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出版社的传承和能力,需要一代代人的创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宋志军认为,出版社的创新,也体现在出版人的自我提升上。

  “很多学者、作者都是在与编辑长时间的磨合中建立起信任。”宋志军说,作者们对三联编辑最满意之处,就是他们始终保持高水平、不断自我提升,能实现高质量的编作对话。

  好品牌离不开好制度。近年来,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等纷纷入选年度“中国好书”。臧永清有自己的秘诀:用市场化的方式“抓”好内容。

  “以前保本为主,常给作者3万册的首印量;现在鼓励大家盯住好内容,首印量能达到10万册。”臧永清说,为了配套经营策略转变,出版社还调整了薪酬制度,鼓励“轻度冒险”——当出版新内容时,亏损算社里,盈利给编辑分成。试错空间,让编辑们有了探索的胆量。

  “一番磨炼下来,现在编辑的眼光好,敢打敢冲。”臧永清说,出版人的脚步充满新的精神,这就是时代的精神,是属于新时代出版人特有的创造精神。

  人才何来?代代相传只为书

  2021年年底,中华书局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有公众号提出尖锐批评: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佩兰集校注》,存在严重的校注质量问题。

  中华书局及时回应,承认文章“持论客观公正,所反映的问题属实”。除了道歉,中华书局提出补救办法——读者可以等新版校注出来后换新版,也可以直接退款。

  归根结底,问题出在编校者身上。

  对于人才困境,中华书局执行董事肖启明并不讳言:出版社人才结构青黄不接,目前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编辑,有三分之二在40岁以下;行业吸引力降低,人才队伍不稳定,很难留住综合素质高的人才。

  人才困境不只中华书局独有,但发生在中华书局,却格外令人痛心和担忧。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中华书局是事业发展的引领者,是人才培育的摇篮。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出版机构的定位也在改变,这一点在学术性较强的领域尤为突出。“现在学者是学者,编辑是编辑,天然地认为这两种职业身份泾渭分明,社会地位高下有别。”肖启明说,迫于生存压力,出版社在物质待遇、职业预期、价值实现等方面,都不具有人才竞争优势。

  人才从哪里来?这是摆在所有“老字号”面前的挑战。

  “名编辑是在岗位上锻炼出来的。”顾青认为,出版是一个高度实践性的专业,如果能尽快认识、理解这个行业的本质,敢于下苦功夫、敢于提升自己,就具备一名优秀编辑的潜质。

  “‘老字号’出版社具备培养名编辑的沃土。”宋志军说,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例,从范用、沈昌文,到董秀玉、汪家明、吴彬、孙晓林,一代代出版人的情怀、精神,都投注到编辑工作中,在耳濡目染下,代代相传。历任总编辑也参与出版一线的工作,从不脱离业务。

  人民文学出版社更是大刀阔斧创新用人机制——“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年终绩效多劳多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业绩翻了好几番,人均年收入从2017年的16万元,提升到了今天的32万元。”臧永清说。

  优秀编辑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能不能培养优秀编辑,是出版社传承发展的关键。如今,依托自身优势,几家“老字号”已经着手探索、建设人才培养工作,并逐渐形成如“名编辑培养计划”“传帮带制度”等培养方案。建造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和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环境,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挑战不断增加,困难层出不穷,但为国家和民族出精品图书的理念,在他们心中从未动摇。他们是中国出版业的缩影,更是时代文化的先驱,他们自觉站在新的起点上,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奋力续写自己的“不老传奇”。

  纸寿千年,出版常青。(记者 吴娜 谭华 李苑 韩寒 刘彬 陈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平台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