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性别为本》）
✎作者 | 张文曦
✎编辑 | 谭山山
想象一下，你在极其愤怒的情况下和别人对骂，脱口而出的，会是什么？
“去他妈的”“×你妈”……不难发现，这些骂人的词语，大多是男性通过性化、贬低女性亲属的表达，来实现攻击他人的目的。1925年，鲁迅在《论“他妈的！”》一文中将“他妈的”称为“国骂”，并以家乡绍兴为例，说那地方通行的“国骂”，“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
鲁迅推测，“他妈的”的由来，可能是庶民通过血统来攻击高门大族。那么，为什么是“他妈的”而不是“他爹的”？为什么人们认为“辱女”的表达就能攻击对方？
语言本身，就是“厌女”的吗？
“如果你想羞辱一个女性，就骂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个男性，就骂他是个女人。”语言学家阿曼达·蒙特尔在《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一书中开宗明义地点明了语言中的性别羞辱——女性这一性别，似乎一直被视作一个贬损的形容词。
《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
[美] 阿曼达·蒙特尔 著，李辛 译
明室Lucida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6
细数各类表达，就会发现语言对女性来说充满了恶意。
在语言的世界里，一方面，骂人的脏话中常常隐藏着性别歧视，女性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几乎等同于贬义词——在一名男性看来，被说“像个娘儿们一样”是一种极其强烈的羞辱，因为这等同于将他划分出男性阵营，代表了他畏缩、犹豫，缺少所谓“阳刚之气”。
另一方面，男性及其所代表的特质则得到褒扬。如果一个女性足够干练，那她可能会被冠以“×哥”“×爷”这样的称号，社交媒体上打扮帅气、有肌肉痕迹的女生会被网友叫“老公”。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电影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学者，她被学生称作“戴爷”，而她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称呼，认为它充满了男权色彩。
（图/《力量》）
这些作为形容词的夸奖或贬损还不是最直接的例子，最明显的应该是一系列指向女性性行为的脏话。那些骂人的俚语，大多数是一些令人不快的、针对女性的贬义表达。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性别羞辱词汇调研发现，在英语中，有关女性的俚语有90%是贬义，而男性所对应的数字只有46%。
那么，语言是天生“厌女”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最直接的例子，就是“bitch”一词的词义演变。在现代英语出现之前，bitch和女性没有任何关系。它最初是“genitalia”（泛指生殖器）的代称，经过漫长的演化，被用来形容雌性野兽。而到了现在，它变成荡妇羞辱的首要词语。同理，如果追溯词源，“cunt”“slut”等词也曾经是无辜的。
就连“madam”“mistress”这类原本属于中性的指代性词语，也逐渐染上淫秽色彩——madam变成了秘密情妇、妓女甚至是妓院老鸨的代称，mistress被用来指称“与已婚男子频繁私通的女性”。与此同时，“sir”和“master”这两个词的含义并未发生变化。
（图/《脏话史》）
这些曾经无伤大雅的词语，其词义的转变过程，与人类历史进程紧密相关。
当人类处于四处迁徙的游牧时代时，女性和男性拥有多个性伴侣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但当人类停止迁徙，在一块土地上定居时，女性的开放性行为便变得令人难以容忍——因为人们希望将土地传承给拥有自己血缘的后代，男性为了确认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子，就必须要求女性忠诚于一个对象。
自此之后，女性的性自由观念土崩瓦解，连带着女性的性行为也被人厌恶。于是，越来越多的中性词语染上了性化的侮辱色彩，被钉在耻辱柱上。
如语言学家舒尔茨所写：“回顾语言的使用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而它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的贬损，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
被污名化的小姐、三八和小仙女
性别偏见在语言中的表现方式极其隐蔽，却出没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语中。以中文语境为例，小姐、媛、三八、妇女、小仙女等针对女性的词语，已然在使用过程中被污名化。
媛，在《诗经》《说文解字》中指“美丽的女性”，如今的社交媒体上，它被用来描述矫揉造作、卖弄身材的女性形象；嫖，原意为身形轻便、动作敏捷，后来才用来指代以金钱等物质手段和卖淫者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即嫖娼。
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牛津大学数学建模系毕业的女生，被某些网友质疑“这又是什么媛”。（图/微博截图）
语言中的造“媛”运动层出不穷，从“骑行媛”到“茶艺媛”，从“健身媛”到“学术媛”，即便展现了再多专业素养，仍会有人用已经被污名化的“媛”来概括她们。
除了逐渐被污名化，语言还有可能受到过时思想余孽的影响。翻开目前通行的第12版《新华字典》，“玩”字项下，关于衍生词“玩弄”的释义，有一条写的是“玩弄女性”。有网友表示，自己家里的1960年第2版《新华字典》就是这么写的，到现在也没有改动。词语的先后顺序也暗含了权力的流动。学者欧阳洁在《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一书中提到，语序在汉语的表意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
将两性并列时，从语序上看，男性往往处于女性之前。（图/《甄嬛传》）
比如痴儿怨女、一儿半女、孤男寡女、夫唱妇随等成语，都是男性角色在前。实际上，在老子的道家语言系统中，“雌雄”“阴阳”等词语，将阴性词语放置在阳性词语之前。之后儒学将这类词语改造成泾渭分明的语言系统，像“父母”“夫妻”等词，便把阴性词语不可逆转地后置。从中可以看出，性别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引进国外作品的翻译上，语言中的性别不平等也可见一斑。
一些原本女性担任主角的影片，译名中突兀地加入了男性家人角色。比如原名为“摔跤吧”的印度电影《Dangal》，中文译名加上了“爸爸”，变成了《摔跤吧，爸爸!》；德国、瑞士合拍的电影《Heidi》，中文译名则加上了“爷爷”，变成了《海蒂和爷爷》。
如果说“刻意加入男性角色”的译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片风貌，那么直接“隐去女性主角”的译名，则更容易让人感到对女性视角的刻意忽视。例如讲述史上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的电影《Young Woman and the Sea》，原名直译为“年轻女性与海”，主体是女性，不知为何，中文译名舍去了女性这一主体，翻译为无性别的《泳者之心》。对比其他中译名如“女人与海”，显然，片名含义已发生变化。
《海蒂和爷爷》与《泳者之心》的豆瓣介绍页面。（图/豆瓣截图）
语言帮助人们传达观念，表达想法。但当这套语言系统本身就暗含性别偏见时，很难保证，在性别不平等的语言的浸染下，人们能对两性有公正、准确的认识。
是时候把“女性”变成一种褒义词了
在“男女”“夫妇”这类词语被默认为约定俗成之时，或许我们不应忘记：任何语言及其使用方式都是由人所创造和决定的。收复并再定义那些被污名化的词语，是重建女性主义语言系统的可行步骤。
bitch一度被用作“荡妇羞辱”，随着女性运动的兴起，妮琪·米娜、碧昂丝等女性艺术家把它写进歌词，主动用它来形容女性，赞颂自己的性别，从而夺回对这个词的定义权。
（图/《大巴上的女孩》）
可喜的是，一些改变也正在中文互联网语境中发生。
有女性主动“去污名化”地使用“媛”字，自称工作能力很强的“程序媛”；在称赞其他女性的成就时，有网友也不再使用“像雄鹰一样的女人”表述，而是用“像雌鹰一样的女人”来代替。
挑战我们最习以为常的语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半数以上的人口需要放弃有利于他们的语言系统。
试想一下：当我们怒急骂人的时候，把用了许多年的“他妈的”改成“他爹的”，是否会觉得一丝不习惯，抑或是不适？藉由这个假设，也许我们就会意识到，许多司空见惯的语言习惯里，可能或有意或无意地包含着偏见。
这些小小的不适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反思，通向的将是更大、更深的思考。这就是撬动那些固化的语言方式的开端。
（图/《性别为本》）
参考资料：
[1] 欧阳洁.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
[2] 刘笑敢.关于《老子》雌性比喻的诠释问题.
[3] 简单心理.Bitch洗白史：从“骂人的脏话”到“女性主义赋权工具”.
[4]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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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张文曦
编辑 | 谭山山
校对 | 遇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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