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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去世:我们时代的契诃夫,毕生都在与家务斗争

你迟早会在其中一个故事里,与自己面对面相遇。

当地时间5月13日晚,被誉为这个时代的契诃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作家艾丽斯·门罗于安大略省逝世,享年92岁。

门罗在世时,就是无可争议的文学大师。她几乎斩获了所有英美乃至世界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她一生出版14部短篇小说集,其刺骨的清醒、惊人的技巧、能够从“遇到的每个人身上看到各种可能性”的对生活骇俗的感知力,使得她能够在“短短几页纸中容纳小说整个史诗般的复杂性”。

2012年,在发表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后,门罗宣布封笔。次年,诺贝尔文学奖奉上了姗姗来迟的勋章;但对很多作家和读者来说,这种认可倒更像是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荣誉,而非门罗的。

回顾门罗,她的一生是女性的一生,写作的一生,从“平凡”中萃取出伟大的一生。

门罗生于1931年。父亲是农场主,母亲是乡村教师,家里养着狐狸和水貂,时时处于破产的边缘。她的童年蒙上了经济大萧条和贫穷的阴影。骄傲的母亲无法从父亲身上看到更好的未来,便将希望寄托在门罗身上。她要门罗学习各种才艺,同时,要求她过早地承担日后必将承受的重负:那些来自厨房、针线活、清洁等繁重的家务。一旦做不好,还会受到训斥,甚至惩罚。

一场“命运攸关的考试”给了她逃离那座三千人落后小镇的机会。她考上了西安大略大学,主修英语,并获得两年奖学金。

在大学,门罗开始严肃地写作,“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我没钱。”她在接受《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时称,两年大学时光,是生命中特别美好的一段时光,也是她“这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活的时候”。

奖学金告罄,只靠打工的门罗无法维系生活,她迫不得已离开大学,选择结婚。那年她20岁。丈夫长她两岁。他们搬去温哥华,过上了所谓中产的家庭生活。

生活的变化,丝毫无损于她在写作上的决心,无论是稳定、优渥,抑或贫穷、匮乏。21岁时,她怀孕了,仍在拼命写作。“因为我觉得有了孩子后,就再也没法写了。”

她从童年起,就深知家务活总会剥夺一个女人的时间。等到三个孩子先后出生,她必须在摇篮、丈夫和家务之外,竭尽可能地榨取生活中的空隙,才能为自己写点什么。

艾丽斯·门罗,图据视觉中国

后来,门罗一家搬去维多利亚,在那里开了一家“门罗书店”。被家务垄断的时间,要再次切割出一块,分给书店的工作。但她依然能在繁重的家务和工作之余,为自己赢下一些时间。

有一段时期,她每天写到凌晨1点,早上6点起床。她说,她当时感觉自己心脏病快发作了。但“死就死吧,反正我已经写了很多了。”

她总是拼命去写,像参加一场绝望的竞赛。尽管小说屡次被退稿,也深知写作本身,远比想象的艰难许多,但她从未放弃,“因为这就是我要做的。”

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出版于1968年。她已经37岁了。其中的篇目,断断续续写了15年。这本书让她斩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

跻身作家行列的门罗,并没有获得一门专门的房间,让自己安心写作。家务、书店、丈夫、孩子,仍然居于她的生活中心。

来到20世纪70世纪,门罗的生活发生裂变。1972年,门罗婚姻破裂。她曾认为,她之所以结婚,就是为了写作,“为了能够安定下来,将注意力重新集中于重要的事情。”

但婚姻带来的,与她期望的,或许正好相反。离婚后,她在多伦多郊外的约克大学教授创意写作。但她讨厌那份工作。班上几乎全是男生,还特别爱写一些时髦的东西,“不仅难以理解,而且陈旧平庸”。而他们似乎无法接受别的写法。无法改变、乃至忍受这些学生的门罗,尽管身无分文,但还是辞职了。

1976年,她遇到了大学时期曾经暗恋过的对象,地理学家杰拉德·弗莱林。两人很自然地结婚了。之后,她去了克林顿,和丈夫一起生活。婚后,门罗进入创作的高峰期,小说集接二连三出版,广受好评,荣誉不断。直到2013年,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同年,弗莱林去世。

纵观门罗一生,她在封笔之前,哪怕有再重的家务活,都会每天坚持写作,甚至规定自己必须写够一定的页数。“一想到要停止写作,我就很恐慌,就好像一旦停笔,就会永远停笔。”

如今,这个世所罕见的短篇大师,永远地,彻底地停笔了。

门罗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13为女性获奖者。女性身份、特征及其意味的困境及某种书写,是她绕不开的命题。

她毕生都在与家务活斗争。她曾将自己形容为一名“B-级家庭主妇”。但她与世俗认定的主妇不同,她能够站在摇篮边,感受内心的风暴,站在促狭的厨房,觑向外部世界,随时在心里和笔记本上,将日常生活涌现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融入到平凡却深邃的虚构世界。她揭示女性,乃至人类的心,及这颗心的反复无常。

一位伟大作家的写作,总是离不开阅读。“阅读如同我的生命。”门罗说,是书籍给了她生命。在她的阅读谱系中,最打动她的是美国南方作家,如多拉·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凯瑟琳·安·波特,卡森·麦卡勒斯等。是她们教导门罗,作家也可以写小镇风光,村人风情,以及她所熟知的生活。

2009年,爱丽丝·门罗,图据视觉中国

“我觉得,女人才写得出那些神经质以及边边角角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门罗深有体会。在温哥华,她自觉女人所处的环境太过压抑,甚至令人窒息,哪怕连“女人的处世之道也要经人允许。”她痛苦地感受到,“那些男人不愿意你畅所欲言,甚至女人也不愿意你这样。”

自认为本质上就是个“老姑娘”的门罗,将文学的目光投向那些被漠视的家庭妇女、小镇女性、不快乐的妻子、大龄女青年等;她的写作,不同于歌德笔下引领人类上升的女神形象,也并非时下流行的某种独立女性的叙事,她只是以一种缄默的力量,写下了每一个女性乃至人类的身边的日常中,那种苍凉的人世真相和对真实的不懈求索。

正如加拿大另一名女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代表作《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对门罗的评价,“很少有作家比门罗更彻底、更无情地探索这些过程:“手、椅子、目光——所有这些都是错综复杂的内部地图的一部分,上面布满了铁丝网和诱杀装置,还有穿过灌木丛的秘密路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图据视觉中国

梁文道认为,门罗没有一个故事是失败的。著名批评家詹姆斯·伍德(代表作《小说机杼》等)称,门罗好到根本不用争,“她的声望确凿得就像一个地址。”

如今这个地址,伴随门罗的离去,将永远标记在她的14部短篇集中,熠熠生辉,不可撼动。对门罗的最好纪念,就是阅读她的作品。而她总能通过那些文字,馈赠给每一个读者专属的、温暖的“门罗时刻”——让你心中的那个无法接近、经常躲避的自我,显露出来,这是真正的救赎,属于门罗的救赎。

文/李瑞峰 编辑 曾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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