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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明朝为什么能挺过“土木堡之变”?

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22岁的明英宗在土木堡(今属河北省怀来县)被瓦剌所俘。在中国历史上,极少遇到类似情况。只有站在明朝整个北防史上,方见“土木堡之变”的意义——此前80年,明朝对游牧人群一直保持着高度自信;此后不论在心态上,还是在管理体制上,均生剧变。而这套厚重(1076页)的《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全两卷,(美)窦德士著,陈佳臻译,天地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堪称一本读懂明朝北防史。

值得注意是,“土木堡之变”并未打垮明王朝。

一方面,瓦剌迟疑。瓦剌似乎并没做好应对这一局面的准备,明英宗被俘一年,享受了极佳待遇,如何处理他,瓦剌内部意见高度不统一,直到十月初一,瓦剌才正式进军,此时北京已汇集了22万明军(瓦剌军为17万人),最迟到十一月初八,瓦剌已撤军。

另一方面,明朝内部团结。此时明朝尚无党争,于谦之外,后来发动“夺门之变”的石亨也在“北京保卫战”中起到了较大作用。被俘的明英宗几次被带到大同城外,他均向守军表示,不必考虑他的安危,坚决防御。当大同守将表示,派特种兵(即夜不收)去营救他,亦予谢绝。

至少从表面看,此时明朝是团结的。明代元而兴,高度重视北方边患,有长期战争的准备。此外,明人对宋代积弱有深刻反省,如宣德皇帝所说:“若究祸(指靖康之耻)之根本,盖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若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陵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是明朝应对边事的基础认知,貌似绝对正确,却有BUG:

其一,忽略了客观因素,特别是系统困境。

明朝在北境防线长达2000多公里,以当时调动资源的能力,很难密不透风。边境陈兵过多,则运粮维艰;原地垦殖,民众增加,又会招致游牧人袭击;主动进攻,所取之地不宜农耕,今取明弃……明军进退两难,不能没有,却又不堪一击,成了帝国的伤口,其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持续消耗资源。明初为绞杀北元,尚取主动进攻态势,明成祖时,已大幅内收,甚至放弃了东胜等突出部。蒙古帝国灭亡后,俄罗斯、西亚、欧洲等纷纷崛起,以填补其留下的巨大空间,唯独明朝在后退,主动退出“重塑全球秩序的竞争”。

其二,不断在杀虎,又不断在养虎。

明朝试图维持“天下共主”的幻觉,需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但主要力量用来防备游牧人南下,无力支撑西部,不得不羁縻赤斤蒙古、沙洲卫、哈密等折冲,仅能维持低水平的秩序,丝绸之路逐渐衰落,而不同势力激荡,使明朝北境陷入持续动荡。明朝初期重点针对抢掠不断的兀良哈等,只好默许甚至扶持瓦剌坐大,可随着兀良哈等的衰落,瓦剌又成劲敌,其患更甚。包括后来替代明朝的清朝,初期是建州卫,是明朝一手扶持起来的。持续的权宜之计,使明朝落入不断杀虎、又不断养虎的困境,最终酿成巨祸。

其三,明朝皇权过于集中,久必生弊。

宣德皇帝以为,只要励精图治,外侮不足惧,却忽略了,历代皇朝皆难长期稳定运转,虽有明君贤相,奈何人类社会高度复杂,无法依据事功来简化管理,即本书所说:“1644年,大明王朝最终轰然倒塌。但我们惊奇地发现,它并非全部亡于边防体系的崩溃,而是其内生的、根源性的系统结构内部发生了灾难性的崩溃。”人类可以根据理性原则,设计出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最完善的应对方案、最精巧的责任体系,却永远解决不了人性恶的适应力。从名将辈出到废物成群,从上下一心到各怀心思,从兢兢业业到浑水摸鱼……人性与管理技术是一个长线的竞逐,明朝无法突破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困境,又戴上“变易法度”的有色眼镜,不亡何待?

本书细致梳理了明朝276年的北防史。表面看,不同帝王风格不同,各种偶然事件左右着历史的走向;但贯通来看,才知其中的惊心动魄,持续的挑战与持续的“补锅”,每一代人都在困境中做出了“最佳决策”,可这些“最佳决策”拼接起来,却是一部由强到弱、由充满朝气到积重难返的寙败史,而同样的模式,又何止明朝北防史一端?它在漫长的人类史中在不断复制,屡屡戏耍着人们,知其端倪者扼腕,置身其中者无奈,非鸿篇巨制如本书者,不足以撼人心、明智慧、开眼界,所谓“读史可以明智”,实本书之谓。

本书另有一佳处,即译者下了很大功夫,将原作者误读文献处,一一改正。

文/唐山

唐山,本名蔡辉,资深媒体人、书评人,原《北京晨报》副刊部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届书评大赛评委之一,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相约学院路”栏目长期嘉宾。作品散见《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北京晚报》《南风窗》等,著有《名士·斯文风雅》《碑刻——皇皇史册》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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