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有这样的说法：Qu Yuan created a new style and new genre, called fu, a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and verse, ……这句话中，narrative和verse 地位相当，其中fu, a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and verse 意思是: 赋，是叙事和诗的混合体。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叙事”也许不是narrative 的固定译法，因为narrative 一般是指“叙事作品”，也有人将 narrative 翻译成“叙事体”。说详下文。
为什么张隆溪教授会提及 narrative 呢？赋，适宜用于叙事吗？其实，张教授会不会是想说：赋，是散文和诗的混合体？（关于“散文和诗”这说法，读者可以参看：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页182）。接下来，我们会讨论这些问题。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关于narrative与叙事诗、叙事体
唐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verse (诗), 而verse 本身就可以用来做 narration (叙述)，叙述的完成体就是narrative (叙事作品)，例如，白居易《长恨歌》叙述“杨家有女初长成”到“宛转蛾眉马前死”再到“一别音容两渺茫”，最后叙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杨家女一生的故事就在长生殿结束: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清初剧作家洪升撰《长生殿》二卷。该剧前半部分写唐明皇、杨贵妃在长生殿盟誓。后半部分大都采自野史传闻，写安史乱后唐明皇思念贵妃，派人上天入地，到处寻觅她的灵魂；杨贵妃也深深想念唐明皇，为自己生前的罪愆忏悔。他们的精诚感动了上天。在织女星等天仙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在月宫中团圆（第五十出）。
清稗畦草堂刻本《长生殿》
《长恨歌》和《长生殿》叙述出来的结局不一样。
杨妃生前死后的故事，可以写成各种形态的narratives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硏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頁348)。用中文术语表达的话，《长恨歌》是一首叙事诗（a narrative poem）。唐末五代诗人韦庄《秦妇吟》和古乐府诗歌中的《孔雀东南飞》也是叙事诗。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硏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域外读者看到张教授笔下 a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and verse 而联想起《长恨歌》这类叙事诗，是不足为奇的。因此，a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and verse不是“赋”的独有的文体特征。
“叙事体”这个词比“叙事”罕见。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有“叙事体”这样的说法，该书第五章第三节就命名为“作为叙事体的‘文学史’”，第四节标题为“在历史中的叙事体”。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陈国球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这里“叙事体”主要是指柳存仁的《中国文学史》。看來，此书之“叙事体”，是指narrative。此外，古詩中有敘事，例子很多，《毛诗・周颂・载芟》中有以下几句：
载获济济，
有实其积，
万亿及秭。
为酒为醴，
烝畀祖妣，
以洽百礼。
此诗写主人公祈于社稷，上引几句铺陈祭品“实”“酒”“醴”（陈子展《诗经直解》页1130）。“载获济济”之前有十多行叙述生产过程。这是叙事之后紧接赋（铺陈）的案例。
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诗(verse)本身既然可以用来“叙事”，那么，诗(verse)实在不必和“叙事”（narrative）相结合。
在一般文学史著作中，赋的特征常被记述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史家较少专谈“赋”涉及叙述(narration)。为什么？因为赋法起初就不是专门用来叙述故事的，赋法起初专用于铺陈外物，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赋有好几个发展路向，其中一路发展出叙事赋。
叙事赋不是由屈原创造的文体。
“赋中含比兴”
“体物”和“写志”在一篇大赋之中，各自的份量是多少？有约定俗成的规定(preion)吗？写赋，就是铺陈、状物、写志为主吗？有没有narration的份？
后世学者对赋体内涵有什么要求？民国时期，来裕恂在《汉文典・文章典》“赋”条中解释得甚是周全：“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义在托讽，是为正体。……《上林》、《甘泉》极其铺张，而终归于讽谏，则有风之义焉。”(卷3)
来裕恂说赋是正体，自然是相对于“不正之体”而言。换言之，他认为赋体不是“旁门左道”。值得注意的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中的“其事”是指“事件”“故事”吗？
杨义《李杜诗学》
近人杨义《李杜诗学》谈到“赋中含比兴”，他说：“在表层的叙事情景中暗含着深层的社会和精神文化的意义。”（页588）杨义似乎将“叙事”也看成是“赋”。按杨义这说法，赋与比、兴可以兼融。赋中含比兴。
我们检视一个实例。《楚辞・九歌・东君》只叙述了東君的行程：“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杳冥冥兮以东行”。叙出这过程，有没有寄讬着深意？笔者发现：个别读者读到《九歌・东君》的“深意”（参看：洪涛《〈楚辞・九歌・东君〉的“深意”与日、英、美汉学家的判断――以“指涉”问题为中心》，载《中国楚辞学》第22辑，2015年）。
《中国楚辞学》（第二十二辑）
“赋中含比兴”，似乎相当于铺陈之中存有“寄兴”，例如，铺陈之中寄托了作者的微意：讽谏、感恩颂美、禅悟……。
唐人王维有些作品只罗列景色，《辛夷坞》和《山中》就是佳例。我们先看《辛夷坞》和《山中》写了什么、怎么写：
王维《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王维《山中》：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辛夷坞》全篇所陈，无非是山涧中的花开花落。王维（或者叙述者）只写景物，一个接一个景色（用赋法）铺陈出来：木末、红萼、涧户、花瓣，没有表露主体的情绪……
《王维集校注》
《山中》铺陈四个景色，用的是赋法。四个景色（石、叶、路、衣）似乎是同时存在的。“元”当即“原”字。末句“空翠湿人衣”写出视觉、感觉的交互作用，却没有表露爱憎之情。
王维铺陈的结果，是不是“暗含”了某种深意？笔者据诗篇中隐隐约约的“时间向度”而“读”到一些深意，相信其他读者也各有领悟（笔者在课堂上和学生们做过“实验”，发现班里众人的领悟有好几个层次）。
赋法与“名理前的视境”
赋，起初用于铺陈所献之物。近人将“景”取代“物”，用赋的手法来呈现“景”，推出“名理前的视境”之论（叶维廉）。
叶维廉在《比较诗学》一书中说到：“利用了物象罗列并置(蒙太奇)及活动视点，中国诗强化了物象的演出，任其共存于万象、涌现自万象的存在和活动来解释它自己，任其空间的延展及张力来反映情境和状态，不使其服役于一既定的人为的概念……。”（东大图书公司, 1983年，页54）蒙太奇（法语：Montage），意为构成、装配，现在多指一种电影剪辑技术，总的来说，就是把分切的镜头组接起来，使镜头的衔接产生新的意义。
叶维廉《比较诗学》
其实，物象罗列，近似“诗六义”中的赋法：铺陈。蒙太奇所涉镜头，是摄影机的镜头，而叶维廉谈的汉诗则以诗人之眼类比摄影镜头。
吕晨沙讨论“名理前的视境”时，这样表述：“只觉万物形象的森罗，而不加以‘名’障与‘理’障，把视觉置于概念化、关系化及实用化之前，仅把事物的形象呈现出来，纯用动作来表达意蕴。”(温任平《马华文学板块观察》，台北秀威出版, 2015年，页35)。简言之，就是眼前景物如实呈现。
温任平《马华文学板块观察》
叶维廉归纳、勾勒出来的这一套诗学，大异于王德威、陈国球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述。
为什么强调“名理前”？强调“名理前”，目的是：不使物象服役于一既定的、人为的概念（Wai-lim YIP, Diffusion of Distances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由于没有“既定的”“人为的概念”，于是，诗行的诠释空间反而更广濶。
此外，王德威指出，沈从文“排比看似无关的人和事”(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4年，页800。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三联, 2010年)。沈从文这种写法，也有赋法的影子。在现代诗中，我们也能觅得此法的踪迹，这里暂且不详述。
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三联书店2014年版。
如果一篇作品没有情节、没有写前因后果、没有作者情绪介入，只有物象和外景的排列并置，用的是纯粹的赋法，那么，它也就和narration没有什么关系，既然如此，它如果被称为narrative，就显得名实不相副。
“讽”为赋之正体？——屈原既“讽他”又“颂己”
赋法和赋体，原则上是可以分开讨论的。然而，用赋法可写成赋体作品，于是，有些评论家不严格区分两者，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诗》有六义，其三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里，题目“诠赋”中的赋，是文体名称，而内文谈及“赋者，铺也”是方法。
按刘勰这个定义看：写赋讲究铺张讲究文采，更重要的是后面还有“体物写志”四字。有“写志”二字就表示：赋，不限于铺陈外物。在外物的基础上，须寓有作者的情志，例如：班固（32—92年）《两都赋》在咏物之中，兼有颂美之意（颂美汉朝的国力）。
“体物写志”照字面解说: “物”和“志”似是铢两悉称。其实，写志的部分在一篇赋之中地位如何？“志”是不是比“物”更重要？
来裕恂《汉文典》
民国来裕恂的说法值得注意。他说赋是“正体”，有个前提：义在托讽。这说法的重心放在赋之用，就是“写志”或者作意。来裕恂列举《上林》、《甘泉》为例，指出这两篇写得极其铺张而终归于讽谏（可以理解为写作的目的论）。
由于“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根本就来自《诗经》学，“托讽”又是今古文诗学的“目的论”，因此，赋若能体用兼备，自然是儒家诗学中的正体。
如果赋作的讽谏不彰，甚至萎缩至份量极少，那么，这样的赋作恐怕就不是“正体”了。论者往往批评汉大赋的作者对托讽、讽谏的重视不够（参看古代小说网2024年1月13日洪涛的文章）。
讽谏是赋的功用或者目的，其说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汉书艺文志讲疏》
笔者认为“以风”就是“以讽”。换言之，作赋者可以在文中尽情铺陈外物，但是最终须寓有作者之情志。秦汉之前，《诗经》中的颂诗，可见赋法紧接颂美之词：
丰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
降福孔皆。
“降福孔皆”之前，以赋的手法铺陈祭品“黍”“稌”“酒”“醴”。最后一行“降福孔皆 ”似乎是说祖灵降下百福。如果此解不误，那么，这个作品就是：赋之后，以颂美祖灵作结。再看《周颂‧潜》：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有鳣有鲔，鲦鲿鰋鲤。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主人公多备鱼类（鳣、鲔、鲦、鲿、鰋、鲤）陈于宗庙，以求更大的福气（陈子展《诗经直解》页1102）。这是先用赋法，然后托出个人情志。这种结构或为汉大赋的滥觞。
《古经阁重订监本诗经》
“颂美”和“讽谏”有无高低之分？
大抵“颂美”只是锦上添花，远远不如“讽谏”那般有“忧国”的宏图，因此，学者定出规范（preion）要求赋作须存“讽谏”也是无可厚非的。
屈原《离骚》既“讽他”又“颂己”，例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其中“余之蛾眉”就是称美屈原自己，而“众女嫉余”就是讽刺他人像婆娘那般嫉妒屈原。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评说：“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谮毁之。”（《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页１），“其”指屈原。王逸认定：其他朝臣忌才妒才，在楚王面前中伤屈原，令屈原失宠失势。
洪兴祖《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版。
王逸倾向于同情屈原。然而，班固却批评屈原“露才扬己”。所谓“扬己”，大概是指屈原表扬自己。屈原自为凤凰，讽刺政敌只是“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九章・涉江》）班固却对屈原的“自我美化”不以为然。
屈原《离骚》既“讽他”又“颂己”，那么，《离骚》在来裕恂眼中，会是“正体”吗？看来，在作品中过度“颂己”会引来非议。
大概儒家诗学还是偏重“大我”而轻“小我”。屈原太看重自我，就招致儒者不满。王逸同情屈原，却也借注释之便将屈原作品解释得更符合儒家規范（陈鸿图《王逸楚辞章句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七章）。
陈鸿图《王逸楚辞章句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体”“类”和功能
近人章太炎《六诗说》认为“比、赋、兴各有篇什”，只是经过删诗，比、赋、兴体不存。他还指出作为诗体的比、赋、兴各有何特点（章太炎《章太炎语萃》，1993年)。
郭绍虞《六义说考辨》认为，民歌“其入乐者则称为风，还有许多不入乐者则称为赋比兴”。由于民歌数量太多, 所以再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分为数类（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83年)。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从以上章、郭言论可知：依据六诗或六义的“体”和“分类”早有其说。其中“六诗”之名，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六诗是风、赋、比、兴、雅、颂。
上面这些说法包含“赋”，都是建基于《诗经》，而《诗经》肯定早过《楚辞》，因此，若无“屈原创造”，就没有赋吗？此见解恐怕难以说通吧。
如果以“文体功能”为分类的标准（例如：颂美之赋、讽谏之赋；咏物赋、叙事赋等等），汉大赋作为汉朝的作代表文类，表现如何？
在汉大赋发展过程中，体物、写志没有很好结合起来。一些骋辞大赋偏于客观化的体物，乖离主观情志，导致欲讽反劝（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55）。
龚克昌《汉赋研究》
《汉书・扬雄传》说：“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风〔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龚克昌《汉赋硏究》頁85) 这就是欲讽反劝。
对于赋作“讽谏功能”的失落，司马迁似乎甚为敏感。《史记・屈贾列传》说：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意思应该是：在宋、唐、景那些人的作品中，找不到直谏的言辞。
到了汉末建安，陈琳、曹丕、曹植诸人共作的《迷迭赋》、《玛璃勒赋》、《车渠椀赋》等，都没有添附乖离题旨形象的道德政治说教。
在“文体功能”方面，建安赋自有新姿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第二章“建安赋”)。这时期的赋，颇有“挣脱”正体而独立之势，也就是说，建安赋作显得更加纯粹，不囿于儒家的美、刺文学观。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在专家眼中，建安赋与汉大赋，未必属于同一类，不宜茂然等而齐之。
文学史: 屈原作品，异于汉魏之赋
张隆溪教授论屈原赋，认为赋是a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and verse, 其中包括narrative (叙述作品 / 叙述体)，但是，在传世的《楚辞》之中，屈原名下实无《洛神赋》那样的叙事赋。
曹植的《洛神赋》是仿拟宋玉的《神女赋》而不是仿拟屈原的作品。《神女赋》的序言：“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王巍《曹植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页211）。
《曹植集校注》
《洛神赋》描写了相遇、相赠的过程：
无良媒以接懽兮，讬微波而通辞。
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
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
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
主人公解下自己的玉佩，赠送给洛神。洛神怎样回应？她“抗琼珶以和予”（予＝敘事主体）。她还说过话：
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
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
总之，《洛神赋》描写了人神交接的场面，有开端、发展和结局，情节完备。
汉代的散体大赋多夹杂散文句式、常用“若夫”“然则”等词语来连接上下文、较少用比兴。在这些方面，散体大赋与“《离骚》体”之间差异甚大。
试看汉赋怎样用“若夫”。司马相如《上林赋》: “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嫺都，靓妆刻饰，便嬛绰约，柔桡嫚嫚，妩媚孅弱。……”这里，“宓妃”就是洛神。
《司马相如集校注》
再如：“……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芔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文选》卷7)
再看司马相如《子虚赋》用“然则”: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姹乌有先生，亡是公在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文选》卷7)
此外，汉大赋较少用比兴，而《离骚》较多用:《离骚》用比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名的。王逸认为，在《离骚》中，屈原建构了庞大的比兴系统。王逸在《离骚经・序》说：
米芾书离骚经帖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贤臣；
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我们不必完全同意王逸的归纳，然而，《离骚》比一般汉大赋多用比兴，此论断大致不误。像《楚辞・九章・涉江》末段所写：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
上面几句铺陈出来外物（鸟、草、气味），皆是喻体，不是纯粹的物自身。
屈体和汉大赋还有一点相异：汉代散体大赋的内容主要是咏物 (东汉另有抒情小赋，例如祢衡的《鹦鹉赋》)，论抒情，汉大赋的表现远不如《离骚》的表现，如《离骚》写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
《离骚纂义》
可见，《离骚》主人公情绪高涨，几乎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情感（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他甚至萌生出寻死的念头。
文学史书怎样谈论赋体？
上文主要谈赋之“源”(“屈体”是否各体之源)。赋之“流”，情况又如何？
程章灿先生《赋学论丛》说：“文赋早在先秦便已定型，那么接踵而来、与屈荀二体大异其趣的汉大赋被认为是它的嫡裔，便是意料中的事了。”(页248。) 可见，在专研赋学的专家眼中，赋的源流是可以辨别的，至少，“汉大赋”和“屈体”有异。
程章灿《赋学论丛》
常见的文学史书又是怎样讲的？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论西汉前期至中期的辞赋：“这时期的辞赋，包括楚辞体和赋两类。”(页141) 请注意：此书指出“楚辞体”，是区别于“赋”的。
上面这说法不是《中国文学史新著》新创的，因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早就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这句话中，“好辞”和“以赋见称”已区隔了“辞”“赋”两者。
《中国文学史新著》接着谈及体物大赋、叙事赋。两者都不是屈原所创。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国殇》之类，重抒情，主观色彩浓烈，不重体物、敘事。
《中国文学史新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另外，枚乘的《七发》确立名为“七体”的汉赋体制。“七体”也不是屈原所创（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卷，页206）。
值得注意的是，《七发》在南朝萧统编《文选》中入于单立的一体（卷三十四、三十五），而没有放在《文选》的“赋”部。《文选》中，首四体排列：赋、诗、骚、七。赋、诗、骚、七四体之后才到散文。
赋，是诗？还是散文？《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分类
王巍《曹植集校注》中，《神女赋》出现在“文集”之部（而不是“诗集”之部）。赋属于“文”类？
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剑桥中国文学史》）中, 写赋是诗人之事，写成的作品是poetic writing (p.118, 美国学者David R. Knechtges撰写东汉至西晋部分)。Knechtges这样理解赋，和Martin Kern 笔下的 the poetic expositions (fu) 似乎没什么差异。请读者注意，David Knechtges 和Martin Kern都用了 poetic。
《剑桥中国文学史》
笔者发现，另一本大部头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有不同的安排。2001年美国学者Victor Mair 主编的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讨论赋时，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现象。
在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第二编第16章，撰稿者Christopher L. Connery将 Sao, Fu, Parallel Prose, and Related Genres（骚、赋、骈文和相关文类）都归入Poetry类。
然而，在同书第28章（Chapter 28 Expository Prose），撰稿者Ronald Egan把“赋”放入“散文”类加以讨论(p.540)。
Egan说Another form in which Su Shih is of major importance is the rhapsody or prose-poem (fu). 这句话中的Su Shih, 就是苏轼。一般的说法是：中唐至宋朝古文运动兴起，多少影响到赋的写作，于是，趋向散文化的赋有“文赋”之称（马积高《赋史》页384）。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Ronald Egan举的例子是苏轼的《赤壁赋》，Egan说：Su Shih’s most famous rhapsodies by far are his two pieces on Ch’ih pi (Red Cliff)。他认为前后二《赤壁赋》是苏轼最知名的作品。Egan也把欧阳修的《秋声赋》称为“文赋”: the prose rhapsody (wen-fu)。
笔者在上文提及，程章灿先生《赋学论丛》认为：“文赋早在先秦便已定型……”那么，程先生心中的“文赋”和Ronald Egan心中的“文赋”性质相同吗？（参看詹杭伦、李立信、廖国栋著《唐宋赋学新探》第六章。）读者也须细阅Egan的解說。
总之，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第16章和第18章的撰稿人各自看重赋的一个面向。
这个问题，不是西方学者（Martin Kern、David Knechtges、Ronald Egan等等）独自面对的，中国学者也须面对。
笔者在上文已经指出王巍《曹植集校注》将曹植《洛神赋》编入“（曹植）文集”之中。笔者查看同一出版系列中的《曹丕集校注》(夏传才、唐绍忠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年)，发现此书区分“文集”“赋集”。
夏传才、唐绍忠校注《曹丕集校注》
赋法和赋体
赋，也许是讨论文学史上“文体融合”的极佳切入点。赋体作品中有虚构的人物（例如:子虚），也有对话体。赋起初专门用来铺陈、咏物，后来又演化出叙事赋、抒情赋。唐宋古文运动后，文影响赋。文赋之中，颇有名篇，例如苏东坡《赤壁賦》。
日本学者稲畑耕一郎撰《赋の小品化をめぐって》(赋的小品化初探)。他追踪一条赋发展的线索。小品赋不限于抒情，它的主题呈多样化。
稲畑耕一郎《賦の小品化をめぐって》
上文，笔者还讨论到有些唐代山水诗是纯用赋法写成的。这些山水诗让我们看到：赋之用扩大到铺陈外景（然而，诗写好后却不以“赋”名篇）。论者认为这类山水诗呈现了“名理前的视境”，与道家美学相关。
本文开头，笔者提了个问题：“张教授会不会是想说：赋是‘散文和诗’的混合体？”这个问题，谁也无法代答。
张隆溪教授说的是narrative and verse，而不是 prose and verse。通常narrative不等于prose，况且narrative也不会翻译成“散文”。
洪涛《从窈窕到苗条：汉学巨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
叙事诗的“势力”早就超越了叙事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事实。
洪涛：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 (一)
洪涛：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 （二）
洪涛：文学地理学、归因谬误与南北方文学（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
洪涛：从哈佛博士非议《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谈起（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
洪涛：陶渊明何時得遇知音？陶渊明如何成为“偏平人物”?（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
洪涛：屈原创造了(created)新体式新文类，名为赋？(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六)
洪涛: 史家的悬想——七贤是“七隐者”，都是poets? 是隐逸诗人之宗？(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七)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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