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的理论贡献
尽管科西克较多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思想理论存在来源多元、乌托邦等方面的不足，但不可否认，其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在理论批判时所体现的宽广视野与领域，“动态、辩证和开放”的批评态度和方法，以及高度重视社会实践与人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倾向，对于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
第一，科西克继穆卡洛夫斯基的结构功能美学之后，开启了“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批判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批判视野，增强了话语活力。如果说穆卡洛夫斯基在20世纪30、40年代采取的是一种从“形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线，那么科西克则恰恰相反，他最早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则是一种从“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融合批判路线。也就是说，科西克从根本上讲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批判的初衷在于通过引入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理论观念，拓展其理论批判视野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在《捷克激进民主》《具体辩证法》《现代性的危机》等系列著作中，科西克不仅将穆卡洛夫斯基局限于文学和美学等领域的结构功能美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到社会政治、艺术、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还将卢卡奇局限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物化”“总体性”批判的形式符号美学，拓展到了捷克社会主义官僚政治、文化生活等领域，并上升到文化与现代性批判层面。可以说，科西克的理论批判范式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例如，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研究，就是受科西克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波兰著名文化学者鲍曼提出了“作为实践的文化”命题，把文化视为人类经验的构建、现实和理想的调节、知识和利益的融合［9］，也是深受科西克影响。
第二，科西克的“开放、辩证、动态”的理论批评态度和方法，对于提升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阐释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启示。20世纪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大特色就在于采取了一种“开放、包容、辩证”的学术精神与研究态度。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思潮频繁在捷克斯洛伐克碰撞融合，不仅有批判论争，更有创新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阐释力和话语地位。科西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之所以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就在于他秉承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广泛吸纳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科西克所采取的动态考察与静态分析、结构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的辩证分析法，不仅对于批判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心理主义等思潮的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倾向，以及捷克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教条主义倾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阐释力和影响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和借鉴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辩证地对待和使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借鉴它们的优点与长处，不断丰富和提升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话语阐释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指向社会主义实践与人道主义批判，彰显出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鲜明的实践批判色彩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精神。20世纪50、60年代，科西克和卡里沃达、斯维塔克、马霍维茨等知识分子一起，积极参加“布拉格之春”前夕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良运动，致力于通过人的“真理”及“捷克问题”研究，使人脱离结构系统的操控并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实现社会主义同个人自由的辩证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如何使我们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问题与人道和民族的存在相协调呢？我们的目标是从社会主义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追求政治权利的完整和平等。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否则就根本不是社会主义。”［10］(P101)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是人的解放，人应当成为自己世界的造物主和创造物，而不是把人单纯地理解为某种客观事件的反映。他既从哲学、美学、文学和艺术学等层面关注人和人的存在，把人视为一切哲学问题和世界观问题的核心及其关键；又从现实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介入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对“布拉格之春”的发生发展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凯文·安德森将其纳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视野审视，认为科西克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一种新的意义”［11］。可以说，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不再将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人文主义看成是完全对立的思潮，而是将它们视为不同的方法论，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目的。另外，其存在主义的批判也不再局限于个体自由、意义的追寻，而是与社会主义的总体解放和意义追寻结合在一起，是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辩证融合。正因为如此，1963年弗洛姆把科西克纳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关注视野，对其辩证的结构批评及意义批评给予了高度肯定。
就对照组成员在总体情感指数分量表上的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这一研究结果，主要原因可能是：对照组采取无结构式的团辅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给成员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团体设置，加之，成员均为研究生，学历高，知识结构和思想积淀较为系统深入，无结构的自由讨论模式营造了轻松安全的交流氛围，有利于相互之间建立信任感，降低心理防御，自由表达感受，发现自身问题的普遍性，相互提供实用建议，从而促使其持续稳定的参加团体，增加了积极情绪感受.这与欧文·亚隆在《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第五版)》中所提到的团体治疗因子有关[23].
四、结语
综上所述，科西克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自然科学等多元思想有机整合到了社会实践批判之中，开启了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批判范式，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深受捷克斯洛伐克“开放、综合”的历史与文化阐释传统的影响；同时受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继承和发展了穆卡洛夫斯基结构功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阐释传统。另外，他还受到卢卡奇的形式符号美学、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以及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语言学符号学批判的影响。科西克不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在符号学方法论上的相通性、一致性，而且将社会实在解放为一种“具体总体性”的结构，他深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历史、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展开“捷克问题”批判，揭示“异化”对人的自由、意义、真理的操持，并展开“文本”的历史解释，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主义总体解放的统一。通过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科西克走向了社会实践批判，也走向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文化现代性的理论批判之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