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友投稿 时间：2022-03-15 20:56:05 责编： 人气：31
作者：青荇
欧洲文艺复兴是在东方文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东方航海活动，社会经济繁荣富庶，人文思想的进步深深刺激了西方人，至清康熙，西方人对中国的崇拜无以复加，那时西方人非常崇拜康熙帝，一个东方大国的皇帝能去种地，这在西方统治阶级影响深刻。学习和模仿中国是一种流行文化，“中学西传”是中国思想文化传播到西方，便受到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思想家们的青睐与重视，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唐诗宋词元曲等不同类型文学艺术，经典建筑园林，社会政治，监察司法制度，科举制度，农商业生产，中医药学等社会方方面面被先后引介到西方世界，对西方思想界、文艺界，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历史上较早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而且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述，1271年马可波罗沿陆地丝绸之路到达元代的中国。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因参加海上战争战败而被俘入狱。同狱作家鲁斯蒂谦诺根据他口述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东方见闻《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的出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迫切探索东方的欲望，该书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窗口。马可·波罗对东方广阔地域的描绘，激发西方人探索东方的热情，到中国明代郑和大航海活动深深刺激了西方人，来自东方世界的信息是导致15世纪西方开辟新航路做出地理大发现的动因之一。西方的地理学家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绘成早期的世界地图，使西方人对东方第一次有了了解，从而促进了东西方早期文明的对接。从十四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 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员、旅行者把富庶东方中国的介绍欧洲，西方人大开眼界，也丰富了文艺复兴的题材。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巨擘都受到中国影响，英国文学始祖约翰·波德的《东方见闻录》（作者托名曼德维尔）不但当时影响巨大，而且还影响了19世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写作。来自东方中国的人文思想是西方人思想启蒙，启蒙运动前期的代表培尔就吸收了中国的宽容思想、无神论思想和伦理哲学。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法国传播的集中代表，他在《风俗论》中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伦理和科学，而且给出高度评价。孟德斯鸠则充分讨论了中国法律、伦理和宗教等。德国最重要的代表有莱布尼茨、沃尔夫和歌德。莱布尼茨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中国皇帝传》，写作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还和传教士有大量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通信，成为德国汉学兴起之前对中国关注最多、评价最高、成就最大的世界级大思想家，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歌德在其后半生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极大热情，并为此出版了多个剧本和诗集。在哲学上，歌德主要关注中国的儒家伦理思想特别是孔子的道德哲学，晚年则倾向于中国自然思想。18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等也都关注中国哲学。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也在书中多处描绘中国，而且是最早提出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传入推动欧洲发展的西方人。罗马“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书中写道，“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将中国定位于万里之遥的“北风以外”。在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中，“北风以外”的人们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在古希腊，人们都极度美化中国，只要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极其不吝赞美。
15世纪，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就描述说：“女王本人爱好穿中国服装，屋里充满了中国元素。”当时的英女王宫廷里面往往要挂上几幅中国图案的丝织挂毯，摆上许多中国精美的瓷器。十七世纪，新航道开辟后，中国丝绸开始畅销欧洲，中式服装也风迷西欧王室。166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典礼上穿着中式服装出场，瞬间惊艳了所有人。从此以后，在重大典礼上穿着中式服装，就成了欧洲政要精英贵族们的高品质追求。那时欧洲的服装设计师在服装里加入中国元素，明清服装里的花鸟丝绸图案，也在欧洲服装里大量出现。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前，西方人日常的器皿多以陶器、木器和金属器为主。瓷器传入欧洲后，西方人对来自中国瓷器的痴迷程度超过了中国人对瓷器的喜爱。 中国茶叶引入欧洲后饮茶成为流行风尚，遍及欧洲王室和上流社会。在18世纪，茶叶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甚至被誉为“所有医生公认的最佳料”。古代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在欧洲成为主流商品，中国的园林建筑影也响欧洲。明朝万历年间，西班牙学者门多萨等人，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宫廷建筑，四通八达的驿道，“凯旋门”一样的石牌坊，还有伟岸的大桥，叫西方人叹为观止的房屋桥梁建筑。门多萨的话说：“在中国，到处都有了不起的建筑家，他们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来”。欧洲王室最为神往的是中国的园林建筑。在中国的写意园林建筑思想传入欧洲后，欧洲的宫廷园林都以模仿中国园林建筑风格为时尚，慕尼黑的水仙宫是中式园林代表建筑。
十六世纪开始欧洲贵族沙龙讨论有关中国的话题是一种时尚文化，除了中国的日常用品和艺术品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也非常感兴趣。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之时，欧洲正处于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对中国的儒家哲学重点关注研究。当时法国、英国和普鲁士等国设立的科学院有大批学者在研究中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和二进制就是受到《易经》启发的。 明朝时期，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科举制度介绍到欧洲，在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里，向欧洲人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当时欧洲还是采用世袭制度，而中国先进的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成为了后来欧洲各国参照学习的方案，欧洲的农奴解放得益于中国的社会制度的传播。在清朝之前，儒家学说在欧洲人眼里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中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国度。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思想助推器。
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出版。自哥伦布“大航海”以来，无数的欧洲人来到亚洲。在近百年时间里，或与中国人接触，或进入中国，或通过亚洲人间接掌握中国信息，将中国商品、与中国相关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到欧洲。门多萨穷尽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撰写了该书。其大致与中国史籍记载相符，门多萨说：“中国如果愿意，征服全世界的疆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的统治者以仁义治国，不会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门萨多在书中抨击基督教徒们当时在全世界所做的罪恶勾当。书中说：“（中国）皇帝在每座城市用自己的钱设置有书院和学校，他们在里面学习写、读和算，及至学习自然或道德哲学、占星学、国家律法，或其它奇特的科学。……为此人人都学读写，哪怕再穷的人。”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人想方设法购买中国出版的一切书籍，“因为中国人有大图书馆，价钱便宜，并且这些知识都是真理”。门多萨到过吕宋岛未能进入中国，他对中国无比向往，因此他的书难免对中国有一些浮夸。
在工业革命的加持下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比开始衰落的东方中国，西方人的优越感开始萌生，对中国的否定和丑化开始出现，把中国思想文化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促进作用尘封记忆。西方人就是在种背景下为了抬高西方文明的优秀性，补充完善了西方的历史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落后并非思想文化的落后，清康熙帝就是学习西方科技的帝王，但康熙帝并未将西方文化推广到民间，愚民政策是为了封建统治，而文字狱恰恰打压了进步思想的迸发，限制了东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清代的大兴文字狱打压民族思想进步是造成清代落后的主因，是国家政治政策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问题，是对世界认知与自我比较存在差异而谋动的问题，日本沙俄就是变法图强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人控制了世界学术话语权，将西方否定中国文化的观念向中国渗透，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代的中国人，中国人没有正确反思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几代的中国人将中国的落后归结到儒家思想和封建帝制，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孔子何罪于今人，事实上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泱泱上国的盲目自大，也是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东方的中国被动封关自守，西方的殖民强盗同时也扼杀了中国文化里的开放包容。明清的海禁政策都是外部因素造成的。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科教兴国是国家的政策问题，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儒家思想文化落后的问题。中国落后于西方不主要是国家体制问题，日本的明智维新，沙俄彼得大帝学习西欧都是旧政策转变，以适应新发展的要求，与帝制没有必要关系。黑格尔对东方中国的史观同样是浅白的解读，帝制不是一国家落后主因。古代中国只有科学技术，没有科学理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元代赵友钦的《革象新书》是一部探究天地四时变化规律的著作，书中记录了他的几何光学实验活动及其成果。赵友钦的研究表明照度随着光源强度增强而增强，随着像距增大而减小这一的定性照度定律内容，在西方 400 多年后才由德国科学家来博托得出照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他从客观实验出发，采用大规模的实验方法去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实践，这在世界物理科学史上也是首创的。比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意大利的伽利略早两个世纪。元代在科学技术理论，学术研究方面远远领先欧洲，元代在农业，纺织业，数学，天文，历法，航海，工商业领域引领世界，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对西方影响深远。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是明代长期海禁，清代封关，大兴文字狱造成的。
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还有文化侵略，那就是中国的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被定性，在历史学上，西方人没有谦逊恭谨慎言的学风，以双标的态度否认中国历史。中国儒家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文化，儒家最伟大的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真正意义上人人平等。汉孝文帝李唐太宗皇帝北宋仁宗时期全国一年刑事案件之数不如今地方一市，中国古人的道德素质是现代人所比不了的，儒家思想教人立世，有担当有责任，横渠四句就是中国人为国家民族奉献担当责任的立世情怀的精神体现。新文化运动，国人确有一种自我下贱，自我丑化的因子深入骨髓，这是文化不自信的根本体现，从十三世纪末直到清康熙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崇拜无以复加，面对富庶的中国完整的国家历史，西方人的自卑是在骨子里的，西方人在历史方面刻意抬高自己，补充完整西方史，对自身黑暗的中世纪闭口不谈，中国在开化文明的时代，西方人的丑陋肮脏的嘴脸正为世界所厌恶。看看罗素对西方史存伪的厌恶，当中国人质疑西方史时，总有一些中国人做西方的卫道士，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西方史质疑是客观的。西方伪史和西方史存伪是两个概念，西方史存伪是客观的。汤普森说：“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塞塔石刻提供了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上卷，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英国人爱德华·吉本在18世纪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杜撰出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曾三次删改文稿，爱得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更应该是文学性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其史学真实性远不如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方史存在夸大做伪。
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基本都是采取虚写，19世纪之西方古代历史的著作和希腊思想家的著作很少被引用引证。辨伪学兴起于西方，西方伪史论不是中国的专利，反而是西方先兴起的，（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著作说成是“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中国元代授时历比欧洲现行公历早三百年，授时历就是最好的证明，欧洲历法在中国授时历基础上修正的，西元纪年以耶稣诞辰日纪年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确立的，西方史根本没有现代历史纪年的观念，欧洲没有修史的历史惯例和制度。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得到东方中国科技文化的传播与学习后发展起来了，这在欧洲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很多著作中都有相关论述。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是新文化运动后确立的概念，中国古人对此有很多论述，晋人张辅之说，举其成数而言。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卷六十《张辅传》)。中国历代史家对秦汉以前的历史年限都有相同的认识，历史是历法的依附体，没有历法历史只能称为史，三皇五帝夏商周采用虚年约数是史学界的共识。《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太初年间。太初在公元前104至101年，黄帝至今5000年。三皇五帝史料在历史上孔子合编尚书时做了选择性删减，后世虽有补充，依然不得完整，上古七十二帝应是虚数，华夏远古方国应是更多，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六七千年中国存在众多部落国家，与上古史是吻合的，没有地下考古文字证明，但所有的文化遗址确是最好的证明。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中国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有相通的观点，但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盐铁论》关于中国思想“义”的观念，义理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观念，前苏联的解体就是资本论只有恶性而无义理的根本体现。
今天的中国人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对中国史的黑化丑化，如吕思勉先生的一些观点存在黑化丑化历史人物之嫌，如洗白曹操，黑化诸葛亮等等，又如吕思勉胡适对秦桧的翻案，甚至是极端的选择性失明，是缺失历史的客观性的一种主观浅薄认知。中国新文化运动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洗脑，对自我存在极端否定，当然这是特定历史时期，但对中国的百年影响极其深远。西方史学观念严重影响着几代中国人，黑格尔对中国史存在片面极端的解读，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可以是包容开放和谐的自然选项，西方的殖民侵略则是原罪的外放，西方人对蒙古侵略战争的认知与自身的殖民侵略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后者被认为是文明的传播，美洲大陆由原著民变成西方人的所谓文明。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概念是十九世纪末确立的，是东西方文化碰撞后在欧洲形成的近代工业初级文明，其文明的传播方式就是通过殖民侵略的原罪主义传播，这也是欧洲一战二战的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原因，从正义的角度看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欧洲自身造成的，近现代欧洲大国间没有正义战争，只有在战争夹缝中奋起反抗侵略的小国才是正义的。今天我们看西方的选举民主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民主成了资本外衣包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是向前发展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己的历史进化论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矩的。传承发展中国历史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一切先进文明，学为中用，创造辉煌的中国文化，复兴中华荣光。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