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同友，男，1971年出生于皖南石台县，祖籍潜山，现居合肥。有诗歌、中短篇小说等在《诗刊》《十月》《人民文学》《长江文艺》等刊发表，多部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及年度选本选载，曾获澎湃新闻首届非虚构写作大赛特等奖、安徽省社科奖文学类政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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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文本智性含量较高和深具独特美学品质的中篇小说。余同友借助不同视角的讲述，编织出多层的关系网，最终在核心地带还原出那个夜晚的真相，从大别山褶皱里的细节和层层叠叠的人心中获取了革命英雄吴长信的立体形象。那个疯狂的明月夜，照亮了思念丈夫的蔡荷花，更呈示了吴长信和陈育君炽热而坚定的爱，然而命运中意外的断章改写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阴差阳错中落寞多年。这既是英雄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特殊时代的碎影记录，但穿越岁月的长风浩荡之后，最终，浮云散，英雄在，明月照人来。
—— 安 静
《明月照人来》赏读
一 汪永军
“怎么样？好吃吧？”汪永军指着新上来的鱼杂火锅眼巴巴地看着我说，“这家店里的招牌菜，食材好，烧得也好，同样一个锅子，比别家店里贵几十块呢。”
这家伙是个啬皮鬼。读高中时，我们俩同桌，关系看起来好得黏成了一个，一道去食堂打饭，一起去上早自习，就是课间上厕所也一道，哪怕是另一个没有尿意。他母亲会烧饭做菜，经常给他捎来闷笋豆、炒米糖等各种好吃的，但那个时候他就不跟我一道了，总是一个人躲在学校角落里老鼠一样咯吱咯吱匆匆吃下，生怕吃慢了被我们发觉后抢走，因为匆忙，免不了噎得脖子老粗，眼睛往上翻。工作以后，他这习惯也没改多少，同学聚会，让他请客吃饭简直要了他的命。今天他不但请我喝酒，还上了招牌大菜，我不由得提高警惕。
“老汪，到底有什么事？别磨磨蹭蹭的像狗撒尿。”我吃了一块鱼子，确实，这家店鱼杂烧得真不错，不柴不腻，香味浓郁。
汪永军有点急，急得脸上通红，他是个娃娃脸，个子又小，因此显得嫩生，四十岁的人看起来还像个小伙子，但这一急，就急出了老相，抬头纹横亘，鱼尾纹四散，法令纹也尖突成锐角了，他喝了一口酒说，“老余，老同学，我的好同桌啊，这次你务必要帮我，你知道的，我们局马上要提一个副局长，我这次很有希望，所以这件事，我一定要办得漂亮。”
“到底什么事嘛？”我也急了，说，“我一个区区市委党史办的小研究员，能办成什么事？”
汪永军说，“这事还非得你办不可。”他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摞资料。
从汪永军絮絮叨叨的叙述中，我大体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
汪永军在本市河口区民政局工作了快二十年，工作没几年就提了科长，但就是在科长这个位置上原地踏步。不是他工作不努力，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每次提拔都没赶上趟，一步错，步步错，因此晋级之路就耽误下来。汪永军以为自己快要歇菜了，突然机会来了，区里决定改扩建原烈士陵园，要将它打造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此专门增加了领导职数，确定由一名副局长兼任烈士陵园管理处的主任，因人选一时不能确定，几经反复，局里研究并报区委同意后决定，暂由熟悉此项业务的科长汪永军负责前期工程，也就相当于这顶副局长的帽子一大半已经戴到了汪永军的头上，汪永军因此干得格外起劲，他想好好表现。但一个多月前，汪永军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那天汪永军上班后，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闯进了他的办公室，并郑重递上了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请求将吴长信遗骸移入区烈士陵园安葬的报告》。报告中说，红军吴长信是一九三四年在本区五里店战斗中牺牲的，当时因种种原因，临时由当地老百姓安葬于雷打岭村，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未进入烈士陵园，现值烈士陵园改扩建之际，请求落实烈士待遇，将吴长信的遗骸移入烈士陵园安葬。
递报告的农民叫吴春生，汪永军接下报告后，一搜索，发现这个吴长信并不在当年的烈士名录中，这就不符合入园安葬基本条件，便给吴春生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他以为这个事就这么办结了，不料，吴春生很有缠劲，不屈不挠，隔两三天就到民政局来，他一口咬定吴长信是烈士，必须要进烈士陵园。他的理由是：吴长信这位当年的红军连长参加了一九三四年五里店战斗，这是有据可查的，他牺牲时身中三弹，这也是有证人的，那他不是烈士是什么？与他同时参加战斗牺牲的战友们，都进入了烈士陵园，为什么吴长信不能进？！
吴春生不仅找汪永军，还找局里别的领导，写信给区委、市委领导，写信给省政府网站上公布的省长信箱，这事最后一层层落实责任批示下来，还得汪永军解决。
汪永军带了科室的两位同志为此专门去了一趟雷打岭村，现场看了吴长信的墓地，又走访了几个农户家庭，搜集了一些资料，不调查还罢了，一调查，他发现这件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解决起来非常棘手。
“这不，专业的事只能专业的人来干，我就想起老同学了，你是党史专家嘛。”汪永军又指指那锅鱼杂说，“吃，吃，乌鱼泡养胃。”
我顾不上吃鱼泡，拿过汪永军撰写的调查报告看。报告不长，行文是标准的公文格式，显得严肃认真，但也刻板无趣，不过，我看了后还是差点将一口酒喷出来，原来，还有这么一件事，当然，当我忍住笑，再去看时，意识到了这工作的难度，我又笑不出来了。
老汪问，“怎么样？帮我个忙，出个结论，好吗？”
“好，我去调查。”我瞅准了一个肥美硕大的乌鱼泡，吃相不雅地塞进了嘴里。
我爽快地答应了汪永军，不是要帮他圆局长梦，而是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很值得去探究，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研究大别山党史，接触到的第一桩关于红军干部与当地妇女发生的“生活作风”案例。你肯定觉得我这个人趣味有问题，有点鸡贼，那你就冤枉我了，我只是草草地翻了一下材料，便觉得其中疑点多多，深入研究进去，说不定能有新的发现呢。
二 吴长信
我第二天一早一个人开车去往河口区五里店镇雷打岭村民小组。那个地方好找，是大别山一带著名的老区，此前，为了搜集我们市的党史资料，我曾经多次到那里走访，可以说轻车熟路。
我没有走高速，选择走省道，我喜欢这个季节的山区，稻田里插上了新秧，山坡上的小竹笋疯狂抽苗，青草大面积铺展开，各种鸟的鸣叫悦耳动听，映山红像一支支火把，点燃了无边的绿色。
我慢悠悠地开着车，一边看景，一边琢磨着吴长信烈士的身份问题。汪永军的调查报告里说，吴长信当年带着部队驻扎在雷打岭这个小村庄，违反部队规定，在红军家属蔡荷花的家里与其共住一室，一夜未归连队，两个人关系不清不白，导致村庄里的族人告状到团部，还没等到问罪处理，五里店战斗打响了，作为突击连连长，吴长信带着本连的士兵拼死突围，最后牺牲在战场上。他死后，蔡荷花不顾族人反对，将他安葬在雷打岭一处荒山上，在村民们看来，这坐实了他和蔡荷花的私情，也正因此事，后来，有关方面便没有承认吴长信的烈士身份。吴长信当时没有结婚，没有留下后人，老家又远在河南，因此他的墓地就一直孤单地落在了雷打岭村。
作为一名本地的党史研究者，五里店战斗我较为了解。那是一九三四年秋天，大别山区进行的一场最惨烈的战斗。一九三四年春天，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并将其东北军半数以上的两个军九个师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这样敌人“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总兵力计有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多个团，敌方狂言要在三个月内将大别山区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面对严峻形势，当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确定红军主力应在避实就虚的原则下，设法消灭孤立、薄弱之敌，抽调几个善于打游击的连队，在主力外围行动，以迷惑牵制敌人，以便让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吴长信所在的连队作为“善于打游击的连队”之一留在了大别山一带。从目前有明确记载的资料看，吴长信所带的连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大大小小打了二十多仗，不仅和地方民团干，也和敌人的正规军对垒，负少胜多，时年二十四岁的他，有了个“吴长胜”的外号。可惜五里店一战，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准备不足，为了给转移的大部队扯开一个突破口，争取宝贵的转移时间，他们连队迎着敌人火力最猛的方向硬冲，全连最后只剩下六个战士活着跑了出来，吴长信胸、腿和腹部各中一枪，血尽而亡。
我知道这一段历史，但我并不知道吴长信的身后事。按照汪永军给我的提示，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雷打岭村，并在村后的一处山岗上找到了吴长信的墓地。
出乎我的预料，吴长信的墓地并非荒草萋萋，虽是朴素的土坟堆，只在墓前简单地立了一块低矮的石碑，但墓地四周的排水沟起得深而宽，这样雨水积雪便不会渗进坟地里，坟头上还培了厚实的新土，不见一根杂草，坟尖上插着一根青绿的竹枝，上面挂着五彩的纸幡，墓碑前摆放着一束花，鲜艳，灿烂，我知道那是塑料花，自从禁止村民携火进山后，当地人清明祭祀时不再在坟前燃炮烧香，而是以塑料花代替。从坟墓的维护程度可以推想，年年清明节还是有人上山来为这座坟里的人祭奠。
我伏下身，仔细研究墓碑上的字，中间一行大字“吴长信之墓”，一旁另有一行小字，“嗣子 吴富友 立”，这个发现让我既喜又惑，这么说，吴长信并不是没有留下孩子啊！
我拍了墓碑的局部照片后，便往雷打岭村庄去寻找那个吴春生。
等我刚打问到吴春生的家门口，他已经迎了出来。
五十多岁的吴春生显得很精干，他家的房子是二层小洋楼，院子里栽了几棵树桩盆景，前庭后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我突然想到，那坟墓弄得那么干净，应该也出自他的手笔。
没什么寒暄，我开门见山，“吴富友是谁？”
“我父亲呀。”吴春生爽快。
我一脸惊讶，“这么说，吴长信是你的爷爷？”
“那倒不是。”吴春生摇头，“不是，我对你说，这个事说起来，有点复杂，可是很多人都以为我是编故事，你说我一个老农民，我要编那些故事做什么？”
我说，“你说你说。”我随手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吴春生说，“这要从我奶奶蔡荷花说起。”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3年第7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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