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3年第2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唐萌老师授权发布！
儒家“正名”与《文心雕龙》正名思想
唐 萌
摘 要：在刘勰的文章学思想中，“正名”思想处于统摄地位。刘勰将儒家“正名”引入《文心雕龙》，建构了为文正名、正文之名、正文之体三位一体的《文心雕龙》正名思想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文的合法性问题，规范了各体文章的创作标准并提出了具体的文风要求。《文心雕龙》正名思想与其提倡的“正体”之文为魏晋六朝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文心雕龙》 正名 儒家
“正名”是儒家的重要思想，自孔子首倡几经发展成为义理丰富的文化学说。有孔子“正名以正政”的政治伦理主张，有荀子“名定而实辨”的逻辑学说，有董仲舒“名则圣人所发天意”的天人之思等等。魏晋之际，文风讹滥，刘勰将“正名”思想运用于《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力图通过“正名”纠正文风。《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将文提升到道的层次，论证了文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在文体论、创作论部分进一步解释了文体之名并总结各体文章的写作特点，从根本上解决了文的合法性问题，明确了各体文章的功用，确立了文学的社会地位。从《文心雕龙》的主要观点看，刘勰以经书为最高写作标准、推崇圣人圣文，都反映出《文心雕龙》“宗儒”的思想原旨。詹锳说：“《文心雕龙》的整体思想是属于儒家的。”[1]故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儒家“正名”对《文心雕龙》正名的影响，对于墨家、名家、阴阳家等“名学”思想不做泛论。目前学界对儒家正名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孔子、荀子、董仲舒等人，多围绕正名的思想内涵、脉络渊源、方法论意义及当代价值进行探讨，始终将“名”范畴框定在特定的政治伦理等哲学领域，而较少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讨论，对于《文心雕龙》的正名思想则更是少人问津，造成了对“正名”理论内涵的认知缺失。事实上，正名不仅见诸于哲学领域，更应用于文学理论，它是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更是纠正不良文风的思想武器。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文学理论角度入手，考察正名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具体表现及其所解决的现实与理论问题。
一、儒家“正名”与《文心雕龙》正名思想的渊源
《论语·子路》篇中，孔子提出“正名”。《子路》篇曰：“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2]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在卫国为政，孔子回以“正名”。正名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春秋末年，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礼制不彰、道德沦丧的混乱状态。孔子认为，造成天子不朝、诸侯纷争、蔑视王权、肆意杀伐这些社会乱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礼制不彰。为此，孔子提出“正名”说，试图通过重申礼乐之名来重建已经偏离正统的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行为与观念，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名”的出发点是“正”，《说文解字注》曰：“正，是也。从止，一以止。”[3]“正”可以引申为榜样、基准，天下统一的标准，也可以理解为得到广泛的承认、认可。孔子正名，就是要使礼乐制度重新成为天下统一的标准，获得广泛的认可从而规范天下人的行为。“必也正名乎”之后，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4]如果一个社会出现“名不正”的情况，后果会很严重。将出现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百姓不知如何是好的局面。所以，正名是孔子的为政主张，是儒家实现理想社会的重要手段。这是孔子“正名”说的基本内涵。
孔子之后，“名”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不单具有理论旨趣，更成为一种行为规范的道德省察。依据儒家思想，符合礼乐制度的行为与思想，即为“名正”，否则就是“名不正”。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荀子继续阐发正名思想，提出“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的观点（《荀子·正名》）。
战国时期，众多学派从不同角度对“名”范畴展开讨论，道家、墨家、名家有过“名实之辩”，法家、阴阳家也对“名”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冯友兰对此总结道：“儒家孔子之讲正名，盖欲使社会中各种人，皆为其所应该。法家之讲正名，则示君主以驾御臣下之方法。辩者所讲正名实，乃欲‘慎其所谓’，使‘是实也，必有是名也’。法家之正名实，乃欲‘审合形名’，使是名也，必有是实也。”[5]
汉代以来，名学思想得到发展。西汉大儒董仲舒谈名，他将“名”与天意相联，提出：“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6]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对经学与谶纬之学的发挥，儒学最终以“儒生、制度（学校）、经学”三位一体的方式在汉代被确立为“名教”。
东汉末年，王充以唯物思想扬弃儒家学说，对“名教”的谶纬之学提出批判，名教的根基开始动摇。魏晋以来，有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魏晋士人经常辩论的话题。如王弼注《老子》：“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注曰：“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也。”[7]这些学说都对“名”这一范畴进行引申发挥，确立了“名”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自孔子“正名”开始，“名”的涵义被不断丰富，“名”与尊卑、为政、天意相关，各家学说对“有名与无名”、“名实关系”等问题都有探讨，体现了中国文化重名的思想传统。此后，凡事必先“正名”，“名正言顺”成为基本的处事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对个体人生意义的价值进行思考，文人群体有了自觉为文的创作意识，文学开始自觉。创作上，沿着重抒情、重技巧的一路方向发展。无论是两晋诗坛的词采绮靡，还是元嘉诗坛的追求山水情思，或是永明诗坛的追求声律，都体现出对文学特质的过分追求，以致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走进了误区”[8]，出现了所谓的“浮靡失正”的不良风气。《文心雕龙·序志》说：“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9]刘勰认为，由于“去圣久远”，文坛出现了“文体解散、离本弥甚”的乱象，于是，他提出从孔子的圣训中辨别异端，体会作文之要义，以纠正当世不良文风，《文心雕龙》就产生于这样的文坛背景之中。因此，儒家“正名”是《文心雕龙》正名的理论基础。
二、《文心雕龙》“正名”思想的内涵及具体表现
以“正名”的方式“正政”是孔子正名的实践意义。正名作为儒家回应思想挑战、树立自身思想权威的重要武器对后世影响深远[10]。与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念不同，刘勰“正名”不是正礼乐之名，而是正文章之名。对于刘勰而言，“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当世文风犹如孔子面对的礼坏乐崩的晚周社会，孔子通过正名重彰礼乐制度，刘勰则以正名来重建文章写作规范。二者目的不同，但手段与路径却有一致性。正名思想在《文心雕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为文正名，阐明文章存在的合法性；第二，正文之名，理清各种文体名称；第三，正文之体，确立文体创作规范。
（一）为文正名
《文心雕龙》正名思想首先表现在《文心雕龙》全书的结构安排上。刘勰在《序志》中交代了全书架构。《序志》曰：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攡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11]
《文心雕龙》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共计五十篇，上篇明纲领，下篇显毛目，四十九篇位理定名，合于《周易》大衍之数。在具体章节安排上，以《原道》开篇，在内容方面，以《正纬》正名，突显出刘勰为文正名的创作意图。
1.以《原道》开篇
刘勰“为文正名”的第一步是以《原道》开宗明义，将“文”的地位提升到“道”的高度。他强调，有道即有文，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原道》曰：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2]
这里的“文”不是指“文章”，而是泛指一切有纹理的东西。“德”可以理解为“道”，这段文字讲的是有天地就有文，道存在文即存在，表达了刘勰“文本之于自然”[13]的观点。在刘勰看来，有了天地，就有了天象、地象，道就存在了，文也就随之出现了。道、文并生，使道与文具有了同样的高度，文的存在就具备了合理性。
2.以《正纬》正名
刘勰“为文正名”的第二步是借《正纬》表达“正名”思想。刘勰以“道—圣—经”为三位一体的文章本体论，经书在刘勰的文章学观念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世之所称的“纬书”与经书在内容上并不相配，所以需要对纬书进行纠正。《文心雕龙杂记·正纬》称：
案：经而曰宗，宗正统也。纬而曰正，正其名之失也。
……‘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原夫图箓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
案：三申前旨。夫经纬犹云织综，而图箓之见，乃昊天休命，义非配经，谓之图箓则可，谓之纬则不可。必也正名乎。此命篇之意也。[14]
叶长青在《文心雕龙杂记》中指出了刘勰写作《正纬》的命意——正其名之失。经纬本应相配，既称“纬书”就应是配经而作。但世之所称的“纬书”，言出神示，内容与经书并不相配，称其“纬书”名不符实。因此，需要正纬。纬书在两汉盛行于世，却非先圣配经而作，为后人拟作。称其为“图箓”则可，称之为“纬”则不当。所以，《正纬》之“正”就是纠正纬书名不符实的问题，“正纬”之“正”具有典型的方法论意义。《文心雕龙杂记》以“为纬正名”解释《正纬》篇的命意，同时也揭示了《文心雕龙》为文正名的思想。
（二）正文之名
在《文心雕龙》二十篇文体论中，刘勰通过训诂方式解释文体名称，对文体名称及功用进行说明。黄侃说：“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15]以语言解释语言，探求文字本源，此为训诂之要义，《文心雕龙》文体释名训诂方式主要分为声训和义训两种[16]。
表1：《文心雕龙》文体释义训诂方式分类
1.声训释名
《文心雕龙》文体论多以“某者，某某也”句式解释文体名称。如“诗者，持也。持人性情”（《明诗》），“盟者，明也。祝告于神明者也”（《祝盟》），“讔者，隐也。谐之言皆也”（《谐讔》）等。其中，刘勰采用声训释名的文体共约19类，分别进行了音同、音近、音转的声训方式。如音同的情况有“铭者，名也”“箴者，针也”“诔者，累也”等；音近的情况有“诗者，持也”“赋者，铺也”“颂者，容也”等；音转的情况有“碑者，埤也”“檄者，皦也”等，用声韵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文字来进行解释。从被释字与解释字的字形及释义关系上，主要有以初文解释孳乳字，如“盟者，明也”“铭者，名也”“讔者，隐也”；或以孳乳字解释初文，“史者，使也”；或以同声符的形声字为训，如“诗者，持也；赋者，铺也；颂者，容也”等这样几类[17]。
汉字素有音义同源的特点。同源字“音近义通”，“音近”则常被当做同音字来借用，“义通”则有常被当做同义词来置换。[18]声训所释只是词的命名立意之义，从一开始它就并没有作为所指义而“行”于具体语言之中。[19]所以，刘勰采用声训的方式释名其目的在于探求文体本源，规范各文体之名。
2.义训释名
《文心雕龙》文体论命题中采用义训释名的情况主要有同义相训、设立界说及描述特征三类。[20]同义相训是以含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文体名称，设立界说是对这一文体性质、功用进行界定，而描述特征则是以名物的形状、性能来定义名物。由表1可知，刘勰采用义训释名的文体多为应用文，这些应用型文体在今天看来并不属于文学范畴；而对于像诗、赋这样典型的文学体裁，刘勰则运用声训释名。
之所以采用不同的释名方式，原因在于不同的文体特征。文学性强的文体可以其字音同源的初文为其作解，意在探源；而应用性较强的应用文体甚至是方剂、号令、制度，其文体功能与属性都统一于其应用价值。所以，解释应用性文体名称多选用通行词，义训释名的目的在于解释文体功用。比如：“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说文解字注》：“方，倂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21]“方”字的本义是两船相并，像两舟并列去舟头之形。刘勰并未依照《说文》“方”字的解释，而是将“方”训为“隅”，取隅之一角之意，表达每个药方专攻一种病症的特征。从功用角度释名突出了文体的实用性。
刘熙《释名》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22]解释名物之词的原初目的是“论叙指归”，即阐明它们命名时所以然之意。综上，采用训诂之法释名表明刘勰是从文字的本源、文体的实用性阐释文体名称，最终的目的是“以名正实”。
（三）正文之体
在解决了文之本源与文体之名的问题后，刘勰进一步陈述各体文体的写作要求。《附会》篇中，刘勰明确提出“正体”概念，“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附会》）。与《宗经》篇中的“六义”共同构成了“正体”的概念。《宗经》篇曰：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23]
“六义”是刘勰对宗经之文的理论总结。刘勰认为，如果能够根据经书的体制来写作，文章就会有这样六个优点。“六义”涉及感情、风格、引事、意义、体制以及文辞等问题。凡是能够禀经制式的，就能够符合这些要求；凡是达到这些要求的，就是正体之文。“六义”说体现了刘勰对于经书的推崇，亦可见出刘勰文章学思想中的“正体”意识。“六义”的文体要求与“宜正体制”的内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从情、事、义、辞等方面对文体进行规范，以达到正的文体标准。从这一点来说，“六义”与“正体”都是刘勰正名思想的具体化。
刘勰的正体意识与“体要”有关。左东岭认为，“体要”是贯穿《文心雕龙》各点的线索。“所谓体要，“就是体‘经书’之要。从义理、体貌、言辞等不同方面去体察圣人是如何根据不同的需要去组织文辞的。刘勰是很重视体要的，论五经时，要人们明晓圣人之要义并知道经书乃文体之本源；论文章类型时让人们知道体之所写内容与体貌及表达方式之关联；论文章之势时则强调文类对体貌之决定作用等等, 应该说谈的都是体要问题。”[24]这一说法为刘勰提出的宗经、征圣说做了精当注解。的确如此，无论是正名的过程，还是正体的手段，最终都要归于“体要”，“体要”是刘勰对文章写作最本质的要求。重视经典的规范性与本源性，强调文体的各自独特功能与基本体貌，根据不同的需要去组织文辞，达到有效表达的目的，这是《文心雕龙》“体要”的精神内涵，也是《文心雕龙》正文之体的现实意义。
三、刘勰以“正”为本的文论观及其在批评中的运用
为文正名、正文之名、正文之体是《文心雕龙》正名思想的具体体现，反映出刘勰以“正”为本的文论观念。“正”在刘勰文章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一种价值标准，更是一种思想旨归，它强化着刘勰进行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力，在批评实践中解决了一系列理论问题。
（一）以正为本的文论观
在刘勰的文章学思想中，“正”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思想，它统摄《文心雕龙》的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及鉴赏论。在具体论述中，“正”与义、体、式、言、辞、风等范畴相配，形成了正义、正体、正式、正言、正辞、正风等一系列明确的标准。刘勰论文，既有“正”的标准，也有相应的匡正手段，因此，“正”在《文心雕龙》中既有正确、正统、公正之义，还有纠正、匡正之义。
本体论部分，刘勰强调“正言”的写作规范。《征圣》曰：
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25]
此处的“正言”，周振甫解释为正确的言辞[26]，显然不够准确。这段话出现了三次正言，第一处“正言所以立辩”之正言似可理解为“正确”，但从第二处“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来看，应是说，精妙的意义不能妨碍其合乎法度的语言（规范的语言），而不是不能妨碍“正确”的语言。因为文辞表达得隐晦与否与语言本身的正确没有直接关系，隐晦或彰明属于表达方式，表达方式可能会对文章是否符合规范、是否合乎法度、是否端正产生影响，但不会左右内容本身的正确。詹锳解释“正言”说：“‘正言所以立辩’，意谓正当的言辞才是建立辨物的标准。”[27]所以，“正”的内涵不止是“正确”，还包括言辞正当、端正、符合经书规范之义。这三处“正言”，第一处指正言是建立辨物的标准，第二次是强调无论精义表达得隐晦与否都不能妨碍规范的语言，第三次是说规范的语言与精妙的意义并存。刘勰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正言”，可见“正言”在其文章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征圣》的最后，刘勰提出了实现正言的方法——“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即以圣人之文作为立言的标准，那样写成的文章也就具备了正言，文章就算可以了。
文体论部分，刘勰以“正”作为不同文体的共性要求。《文心雕龙》一书中论及八十一种文章体裁[28]，虽然每一体裁各有标准、各具风格，但在刘勰论述不同的体裁时，却表达出共性的要求——“正”。比如，“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乐府》）、“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颂赞》）、“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哀吊》）、“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杂文》）、“析理居正”“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传》）“徒锐偏解，莫诣正理”“言不持正，论如其已”“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论说》）、“黄钟调起，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取中正也”（《书记》）等等。《乐府》篇的“君子宜正其文”要求作者应订正乐府的歌辞；《哀吊》篇的“固宜正义以绳理”要求吊文应端正文意、纠正违理，保证内容纯正；《杂文》篇的“终之以居正”指出杂文虽然有美好的用意、艳丽的言辞能摇曳人心，但最终还要回到正理；《史传》篇的“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则更强调分析事理要做到公正，若非如此任凭私情，文章就会危殆。在论述各体文章时，刘勰围绕“正”的标准，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文体提出具体要求。有意义之正当、有道理之正确、有立场之公正等等，“正”几乎是刘勰对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是寓众文体而统一的文章创作的共性标准。应该说，繁约得正则中律，任情失正则文殆的批评的确适用于一切文体。
创作论部分，刘勰通过“奇”来强调“正”。《定势》篇中，刘勰提出一组对立范畴——奇与正，《定势》曰：
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
刘勰认为，善于创作的人能综合各种体势，驾驭奇正。奇变与正规虽然相反，但要能融会贯通，刚健和柔婉虽然相异，但要能随时运用。奇与正原本都是体势的一种，并无优劣之分，在创作中应把握奇正之间的度。童庆炳说：“刘勰借用兵家的‘奇正’观念，具体论述了文学创作变化中的艺术控制和调节问题。”[29]从刘勰论《离骚》之奇、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的作用来看，他并不反对“奇”。而是在近代辞人逐奇失正的情况下，提出以“正”来补救过度求奇的不良后果。由于近代辞人爱好奇巧，厌弃旧有的形式，一味地求奇造成了原体有失，才出现齐梁文坛文风不振的情况。刘勰指出，由正到奇的变化看似艰深，只不过是违背正常的写法而已，即“反正”而为。把“正”字写反就成了“乏”，把正辞写反就成了“奇”。对于这种“反正”衍生出的“失体”之作，刘勰直斥为“失体成怪”。失体是由于反正所引起的，因此他提出以“正”纠偏，“执正以驭奇”，重新实现奇与正的平衡，这在当时文坛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鉴赏论部分，刘勰主张秉持“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面对齐梁文坛乃至上古以来的文献典籍，刘勰始终站在“正”的批评立场上。既有“正”的评文标准，也有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知音》曰：
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知音》篇中，刘勰总结了历代文学批评普遍存在的三种错误态度：一，贵古贱今，二，文人相轻，三，本不知文而谬欲论文[30]。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审美判断的差异性问题，“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一点虽然不是错误的态度，但也同样影响批评的公正性。因此，刘勰提出了补救的办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31]通过大量的阅读作品，在丰富的阅读经验的基础上，保持没有私心、没有偏见，像天平一般公正的态度，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为此，刘勰又进一步提出了论文“六观”的具体标准，“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知音》），从六个方面审察文章优劣，不执于一隅之解。这些都表明，刘勰的文学批评是从“正”的态度出发，公正客观的批评态度赋予刘勰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力。正因为此，《文心雕龙》才能够获得后世广泛的接受与认同。
（二）《文心雕龙》“正名”所解决的文学问题
黄侃说：“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于缛丽，以藻饰相高，文胜质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32]黄侃此言揭示出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补偏救正，面对齐梁文坛的“藻饰相高，文胜质衰”，刘勰施以“救正”援手。《文心雕龙》正名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应该说，为文正名、正文之名、正文之体都是围绕“正”的文学批评观念所展开的“救正之术”。那么，统观《文心雕龙》整体，这些救正之术究竟解决了哪些文学问题呢？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是端正文义。文义是文章写作的基础，刘勰在不同的篇章通过不同的形式强调“义”的端正、纯正、正确。本体论部分，他明确提出“正言”的要求，前已论及。在文体批评中，刘勰以具体的文章评价来强调“正”的文义。如《哀吊》曰：“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刘勰认为，哀吊文应该端正意义，纠正违理，宣扬美德，防止错误，根据逝者平生的真实情况来分析好坏加以褒贬，使文辞悲哀而内容纯正，只有这样，才能不失哀吊的义理。他举《吊屈原赋》为例：“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33]在刘勰看来，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写得最早也最好的哀吊文，因为它做到了“体制相同、事情核实、文辞清润、含意悲哀”，其中的“事核”就是指文义的正确、意义的端正。再如，《杂文》篇中，刘勰推举东汉文人崔瑗的《七厉》，言“崔瑗《七厉》，植义纯正。……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杂文》）；《祝盟》篇中，刘勰推举曹植的《诘咎》，言“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唯陈思《诘咎》，裁以正义矣”（《祝盟》）；《谐讔》篇中，刘勰对谐讔文体进行总结，曰“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谐讔》）等等。统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不仅以理论论述的形式提出了“正言”“正义”的批评主张，还推举了很多具有“正义”特征的文章典范，批判了一些文义不正的文章，全面地表达了对文之正义的要求，表现出从理论到实践的高度契合。结合齐梁文坛的实际状况，从义的角度强调“正”是纠正齐梁文坛流弊最关键的一步，也是首要的一步。
其次是规范文体。文体是文本构成的基本规格与模式，是文本构成最重要的形式范畴。《文心雕龙》正名思想显著地体现于“正体”这一方面。“文体”概念在《文心雕龙》中涵义丰富，有体裁、篇体、语体、风格四个层次[34]。“正体”主要正的还是“体裁”之体及“体式”之体。文体论部分，刘勰通过追溯文体源头来确立文体规范。《宗经》篇中即有所交代：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35]
刘勰认为，五经是各种文体的源头，各体文章的写作规范、内容、适用场合都可以从源头文献的特点来找到依据。《文心雕龙》“为文正体”主要通过明其源头以定其正体。比如，《明诗》篇，刘勰梳理了诗歌发展的历史，确立了四言正体的论诗标准。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开始，接着列举葛天氏的《玄鸟》歌辞、黄帝的《云门》曲、尧帝的《大唐》歌、舜帝的《南风》诗，再谈商周时期的《诗经》《离骚》，而后谈汉初四言，举韦孟、孝武、严助、司马相如为例，再到东汉张衡《怨》诗、《仙诗缓歌》，接以建安诗坛的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晋代诗坛的张潘左陆等，直到齐梁诗坛。刘勰纵览古今诗歌的发展流变，通过追溯源头来确立诗歌的正体，得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的结论。再如，《颂赞》篇言“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赞》）、《论说》篇言“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论说》）等，莫不是以源头正体来确立文体规范。可以说，《文心雕龙》的每一篇文体论都是一部微型的文体发展史，在上溯千百年来文体流变史的同时实现了规范文体的目的。
最后是纠正文风。文风问题是刘勰所处的齐梁文坛最棘手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文风与文体不同，它有很强的时代性，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甚深。汪涌豪说：“对晋、宋以来创作普遍缺乏力度，论者言之甚详，究其原因，是与时人为文竞尚玄远，脱略世情乃至不道真性情有关的。志在逐文而少激情，心中已失一种鼓荡于内的丰沛元气，笔下缺乏生动之状乃至力度之美，是很自然的事。”[36]刘勰在《通变》篇中指其为“风末气衰”，《封禅》篇指为“风末力寡”，《序志》篇指为“言贵浮诡”，《风骨》篇直言“风骨乏采”等都是指南朝诗坛气骨衰飒的不良风气，《明诗》篇中这样描述：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37]
晋代以来，文章创作的整体风貌呈现出轻绮、采缛、力柔、流靡的“浮靡”之态。这种“结藻清英，流韵绮靡”乃至于“争价一句之奇”的创作风尚给晋宋以后的文坛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毕竟“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诠赋》）。相比建安文学而言，这种“浮诡”、“讹滥”的文风所缺少的是“丰沛的生命力和刚健的力度美”[38]。所以，刘勰要用“慷慨”“磊落”“至深”“义直”“任气”的刚健文风予以救正。事实上，文体论中刘勰确立的文之正体已经在对文章的风貌进行纠偏，到创作论中，刘勰又专门提出“风骨”概念以补救“风骨乏采”之弊。刘勰说：“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风骨》）其中的“文明以健”、“风清骨峻”就是刘勰为文坛确立的正风，也是《文心雕龙》对当世文风提出的具体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提出的这些正风标准也为后世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结 语
“正名”本为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是儒家应对名分遭到挑战，树立权威性、合法性的有效手段，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刘勰将儒家正名思想拓展到文学理论领域，形成了正名、正体、正风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面对文风浮靡的齐梁文坛，刘勰以“正名”付诸《文心雕龙》创作实践，通过“正名”的方式实现了端正文义、规范文体、纠正文风的重要目的。应该说，正名思想在《文心雕龙》的理论论述与批评实践中有明确表达。刘勰论文持“正”，既有“正”的标准，也有“正”的态度，二者共同强化了刘勰论文的话语权力。《文心雕龙》正名思想与其提倡的正体之文为魏晋六朝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文学就是在正与变、反正与归正的矛盾对立中不断向前推进，而在正变反复的历史进程中，“正”始终表征着文学批评公正的话语立场，具有立定标准的范式意义。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项目编号：17ZDA25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重构”（项目编号：20&ZD2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詹锳指出《文心雕龙》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属于儒家的，并以刘勰崇拜孔子、《文心雕龙》中的“道”为孔孟之道、《文心雕龙》标榜崇拜圣人、推崇经书作为“文”的最高准则、《文心雕龙》的尊儒思想、刘勰所表现的积极从政思想等六个方面进行论证。参见詹锳《<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暨南学报》1989年第1期，页13-18。
[2]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7年，页1141-1142。
[3][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122。
[4]《论语集释》，页1151。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86。
[6][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年，页367。
[7][汉]河上公，[唐]杜光庭注《道德经集释》，中国书店，2015年，页237。
[8]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页246。
[9]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页453。
[10]刘宁《韩愈“五原”文体创新的思想意涵》，《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页38-45。
[11]《文心雕龙今译》，页456。
[12]《文心雕龙今译》，页9-10。
[13]罗宗强认为，原道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文本之于自然而然。参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页272。
[14]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福州铺前顶程厝衕叶宅发行，1933年，页11-12。
[15]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181。
[16]参见拙文《拆碎刘勰的七宝楼台——<文心雕龙>文体命题释义方式》，《湘南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页54-57。《<文心雕龙>文体命题释义方式研究（二）》，《太原师范学院学院》2013年第2期，页74-76。
[17]初文释孳乳字的情况，如：盟者，明也；铭者，名也；讔者，隐也。孳乳字释初文的情况，如：史者，使也。同声符的形声字为训的情况，如：诗者，持也；赋者，铺也；颂者，容也。详见《拆碎刘勰七宝楼台——文心雕龙文体命题释义方式研究》，文中对上述几种情况进行详细列表并加以说明。
[18]王宁《汉字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08。
[19]孙壅长《训诂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203。
[20]同义相训的情况，如：哀者，依也。吊者，至也；敕者，正也。戒者，慎也；设立界说的情况，如：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议之言宜，审事直也。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描述特征的情况，如：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赞者，明也，助也。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详见《文心雕龙文体命题释义方式研究（二）》一文，文中对上述几种情况进行详细列表并加以说明。
[21]《说文解字注》，页685。
[22][汉]刘熙《释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997。
[23]《文心雕龙今译》，页31。
[24]左东岭《<文心雕龙>范畴研究的重构与解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页83-88。
[25]《文心雕龙今译》，页22。
[26]周振甫解释为：“使言辞正确所以用来建立论点，体察要义所以构成文辞。这样写成的文辞不会有猎奇的毛病，这样建立的论点有措辞明断的好处。纵使精妙的意义写得曲折深隐，也并不会妨碍论述的正确；虽然文辞含蓄婉转，也并不会损害它的体察要义。体察要义和文辞含蓄是相通的，正确的论点和精妙的意义是并存的。”参见《文心雕龙今译》，页22。
[27]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49。
[28]《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页247。
[29]童庆炳《<文心雕龙>“奇正华实”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页88。
[30]《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页247。
[31]《文心雕龙今译》，页438。
[3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页98。
[33]《文心雕龙今译》，页120。
[34]韩扬文《<文心雕龙>“文体”范畴辩》，云南大学2013级硕士学位论文。
[35]《文心雕龙今译》，页30。
[36]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103。
[37]《文心雕龙今译》，页61。
[38]《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页102。
【 作者简介】
唐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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