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
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精神失常和错乱的方法。分析师通过探究心灵中意识部分和无意识部分的互动，发现一个人的人格是如何被塑造的，以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被鼓励自由谈论他们的梦境和经历，尤其是童年经历，把那些引发病症的恐惧和冲突引入心灵的意识部分，去直接面对，而不是让它一直潜藏于无意识部分。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念，把无意识的幽暗暴露在阳光下，心灵也就得到了释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这种治疗观最早是由弗洛伊德（1856-1939）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的理论初衷是追求精神分析的自然科学化，但直到今天，精神分析仍然被认为是无法证伪的、带有太多主观性和神秘性的领域。它依赖的是洞察力和解释，而不是科学实验、数据量化和普遍论证。
原因在于，弗洛伊德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无意识（unconscious）这个概念上，它指的是心灵中超出意识之外的或埋藏于意识之下的部分，它在决定我们的行为、思维及感知方式方面有强大的影响力。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压抑（repression），也就是对于没有解决的冲突、未被接受的欲望、创伤性的经历等或者“彻底遗忘”，或者视而不见。如此一来，它们就被赶出心灵的意识部分，潜入无意识当中。这些被压抑的东西可能被纯化或升华（sublimation），也就是把被压抑的材料升格为更宏伟的东西，为它披上高尚的外衣。比如，性冲动可能在强烈的宗教表达或渴求中升华为信仰的激情。
在后期，弗洛伊德提出了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的三重人格模式，大体对应于无意识、意识和良知。
本我是精神当中非理性的、本能的、不为人知的、无意识的部分，本我收纳了最隐秘的欲望、最黑暗的诉求、最深浓的恐惧，只听命于快乐原则的满足。由于不受任何控制，本我操作着冲动，时刻寻求本能欲望的即时满足。
人格的第二部分自我是心灵之中理性的、逻辑的、具有清醒意识的部分，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也就是以社会准则和规范来约束本我的本能欲望，使之通过无害的方式释放出来。第三部分超我则是人的道德自觉、良知呼唤，如果本我随心所欲自行其道，超我便制造出罪恶感和恐惧感。
弗洛伊德的思想俗称为泛性论，他认为人的行为都与性有关，他提出一个力比多（libido）的概念，指与性欲相关的驱动力。力比多有三个阶段，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
在口唇期，当我们吮吸母亲的乳房，我们的性冲动或力比多就被激发起来，通过吮吸行为，口唇成为性感应区域，随之会使人从吮吸拇指等行为中得到快感，直到后来的接吻，当然，还有喜欢美食。
在肛门期，儿童领略到排便的快意，同时意识到他们是脱离母亲的独立个体，这时，肛门便成了快感的对象，把排便当作表达愤怒和兴奋的手段，从而变得充满性虐狂气息、驱逐性和破坏性。
另一方面，通过忍住和抑制排便，儿童了解到他们可以控制其他事物，此外，由于父母不允许他们随意排便，也构成了与权力和规则之间的压制和反叛的关系。到性器期，儿童通过刺激性器官得到快感。
我们可以看到，儿童人格发展根本上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其他什么都不管不顾。
然而，一个孩子要成长为正常的成年人，就必须树立一种性别意识，即他的男性特征或她的女性特征的意识。这种意识的获得，取决于对俄狄浦斯情结或厄勒克特拉情结的成功处理。
俄狄浦斯情结来自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这是每个个体的爱慕对象从乳房（口唇期）转向母亲的时候，都要经历的性心理的阶段，无意识中，三到六岁的男孩都渴望与母亲有性结合，却发现一个占有母亲的情敌父亲。如果儿童性发育正常，他会经历阉割情结，通过观察，他发现他拥有和父亲一样的阴茎，而母亲和妹妹则没有。阻止男孩继续与母亲发生乱伦欲望的，是被父亲阉割的恐惧。
所以，男孩会压抑自己的性欲望，求得与父亲的认同，希望有一天能像父亲现在那样拥有一个女人。无意间，男孩成功完成了向男人的过渡。
同样，女孩要向正常女人过渡，则必须成功处理厄勒克特拉情结。古希腊有个传说，厄勒克特拉的母亲与情人共谋杀死父亲，于是她怂恿自己的兄弟杀死了母亲为父报仇。弗洛伊德以此来命名恋父情结。同男孩一样，女孩也会受到母亲的性爱吸引，也会意识到一个占有她母亲感情的敌人父亲。女孩也在无意中发现自己如她母亲那样被阉割了，当她明白父亲拥有她渴望的东西阴茎，女孩又将欲望投向父亲。在她引诱父亲失败后，便重归母亲怀抱寻求认同。一旦向女人过渡成功，女孩便认识到，终有一天她也会像母亲那样拥有一个男人。通过她与男人的关系，她对阴茎的未能满足的夙愿（阴茎嫉妒）会缓和下来，她对某些东西的错失也能感到安抚。
孩子成为男人或女人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但这些阶段却是必不可少的。各个阶段的问题若没有处理好而遗留在无意识中，就会导致人格上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经历了从快乐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转变，一个儿童的道德感、是非感、社会化过程得以完成。个人身上的力比多同时又构成了一种更普遍的驱力，即爱洛斯，大致相当于生存本能，与之对应的是萨拉托斯（希腊语死亡的意思），大致相当于死亡本能。
关于心理机制，弗洛伊德也提供了一些关键术语，其中最典型的是移情和投射。
移情是指在治疗过程中，病人把重新唤醒的情感投向治疗师，比如说把治疗师想象成他的父亲，并重新唤醒怨恨或抗拒。
另一种心理机制叫投射，也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通常具有负面性质）并不视为自己的部分，反而视为他人的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割舍”不被自己承认的欲望和冲突。
最简单的例子，你今天和爸妈吵架了，心情不好。今天本来大好天气，适合郊游，但因为你心情很糟糕，你就觉得天气不好。一个人从小被虐待，所以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安全感，觉得别人都会害自己，这也是投射。
还有一种，日常生活有一种暖男，对一个女孩子很温柔很照顾，女孩很感动，有一天却突然发现，他对很多女生都很好。
暖男的本质是什么？还是冷男。
他为什么对女孩那么关心体贴，这其实也是一个投射性反应，他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像他认真照顾别人那样照顾他，他渴望被照顾，所以暖男对你体贴，不一定是他喜欢你，而是他的一个症状。移情和投射都可以称为防御机制，避开令自己感到痛苦的意识。
另一种类似的心理机制叫屏蔽性记忆，它是一种本身琐碎、微不足道的记忆，其功能却是掩盖更为重要的记忆。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弗洛伊德式走神，他本人称之为动作倒错，即无意识中被压抑的东西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例如口误、笔误及其他一些不自觉的行为流露出来。
弗洛伊德的另一组重要术语与梦的工作机制有关。即使成功进入男人和女人阶段，每个人仍然淤积许多创伤性记忆，它们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以自卑感、罪恶感、非理性想法、梦及噩梦等形式持续影响意识领域。梦的工作机制，也就是真实的事件或欲望转化为梦像的过程。
首先，它包含移置，即一个人或一件事由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人或事去代替，这种相关或许只是语音相近，也可能是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替换。移置相当于转喻。
其次，它包括凝缩，即一系列人、事、意义在梦中结合在一起，由一个形象所代表。凝缩相当于隐喻。
因此，人物、动机、事件在梦境中的表征同在文学中的表征方式很接近，都涉及把抽象思想感情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和文学一样，梦也不会直接表现其意义，而是迂回曲折，朦胧晦涩，把意义寓于具体的事件、地点、人物、场景上。关于移置和凝缩在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我们下面将进一步展开。
02.
弗洛伊德式的阐释：难以规范化的疑问
弗洛伊德式阐释已经给人们留下一个流行的印象，那就是从任何事物中都看到性的内涵，比如一看到塔和梯子，就象征着男根；凡是凹陷的如茶杯、花瓶、洞穴等意象，就代表女性的外阴；文本如果写到了跳舞、小船飘进涵洞或钢笔放在杯中，就意味着性交。
这在弗洛伊德健在的时候，就成为笑谈。比如雪茄象征什么呢？弗洛伊德本人说，雪茄就是雪茄。他自己抽雪茄抽得厉害，如果把雪茄意象的性解释用在他身上，那可就丰富得很了。
弗洛伊德式的阐释常常需要高度的灵感，而不是简单化一、机械比附。
比如，梦到一个罗马士兵该如何解释？弗洛伊德认为，梦就像逃生门或安全阀，被压抑的欲望、恐惧、记忆由此进入心灵的意识部分，由于这种情感是遭到意识禁止的情感，它必须乔装打扮一番才能进入梦境，罗马士兵同梦的真正主题可能有着一连串联系，假设梦的主人是一位年轻人，依旧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同时又渴望挣脱父亲的影响，全面体验成年人的生活，那罗马士兵就可能象征着他的父亲，不过已经经过了一连串变形。父亲令人想起严格、权威、家庭事务中的权力，而罗马士兵在政治领域内令人想到同样的东西，因此后者可以替换前者。
然而，同一个象征之内可能凝缩了好几种意义，假设这位年轻人想同某个父亲绝不会首肯的人建立性关系，从而反抗了父亲，那么罗马士兵也可能象征着那个情人。
或许，促发这一形象的引子就是“拉丁情人”（指那些有魅力的、有才华和激情的，能够在感情上发挥自己最大潜力的人）这样的套话，于是，父亲和情人就同时凝缩在罗马士兵这个形象当中。
移置和凝缩这样的梦的机制在将被压抑的欲望和恐惧伪装后进入意识时，会利用形象、象征、比喻等手法对材料加以改造，因为梦不会言说，只能呈现。那么，弗洛伊德式的阐释什么时候才是有道理的？什么时候又没有道理呢？
我们现在举弗洛伊德自己的例子。
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态》一书中，弗洛伊德解释了什么是健忘、口误、行为错乱（比如你剥开一颗糖果，把糖纸放进嘴里，却把糖给扔了）、迷信。
书中的观点是，当某些愿望、恐惧、记忆、欲求难以面对时，我们就通过压抑来对付它们，把它们从意识部分驱逐出去，可它们不会消失，而是潜入无意识部分，不断寻找时机重返意识之中，它们大都能成功。
弗洛伊德有一句名言：“被压抑者终将回归。”口误、笔误、突然忘了名字等类似“事故”中流露的正是寻求回归的被压抑材料。
弗洛伊德以自己的一次经历为例，说明一段引言中忘掉一个词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例子典型体现了弗洛伊德式阐释的复杂与精巧。弗洛伊德在和家人度假时，遇到一位年轻学者。他俩都是犹太人，于是聊起了反犹主义，因为二人的事业可能因此而受阻。年轻人情绪激烈，希望下一代能一洗自己所遭受的冤屈，他引用了拉丁诗人维吉尔的一句诗，那是迦太基女王狄多被埃涅阿斯抛弃时说的一句话，意思是“愿有人从我们的尸骨上崛起，为我们报仇雪耻”。
可是他在引用时丢了一个词“有人（某人）”，拉丁语是aliquis。弗洛伊德纠正了年轻人的错误，年轻人立即提出能不能从他这个小小的遗忘中发现什么意义。弗洛伊德接受挑战，请年轻人把注意力转到那个被遗忘的词上面，不要有任何特定目的，直白说出这个词令他想到的一切，并把它们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于是就有了以下一系列联想：
首先，一些拉丁语中读音相近的词，比如废墟、液化、流动性、液体。
其次，他想到了特伦特的圣西门，几年前他去参观过其旧址。
第三，一篇意大利报纸上的文章，标题是“圣奥古斯丁如是说女性”。
第四，圣雅纳略，其血液保存在那不勒斯一座教堂的小酒樽中，每到某个圣日，就会神奇地液化。要是那一天推迟液化了，民众就会不安。
弗洛伊德指出，这两位圣人（圣雅纳略和圣奥古斯丁）的名字同月份紧密相关（一月和八月），他已经知道年轻人为什么会漏掉某人这个词，因为年轻人正在为某件事情坐立不安，要是他说出了这个词，就又会想起那件事。于是无意识从他的意识部分删去了这个词，以起到保护作用。
年轻人打断弗洛伊德的话，尴尬地说，“我刚刚想到了一位年轻小姐，她可能给我来信，让我们两个人都很难堪。”说到这，年轻人难以启齿。弗洛伊德问道，“是不是她的月经停了？”年轻人大惊失色，弗洛伊德解释道，“想想那位圣人，他的血到一定时候就会流出来，要是到了那天却没有血流出来，会引起什么样的骚动。”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精神分析阐释的典型手法。你觉得它可信吗？这个故事过于精巧而令人怀疑。从一不小心走了神发生口误到得到其阐释之间究竟要走上多少步？如果没有极限，那岂不是联想之链可以无限延申下去，得到任何想得到的解释？还有这些步骤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性质产生了如此的效果呢？
在这则例子中，无意识似乎需要参与到意识的流动中，把任何与液体和流动有关的词同所担心的怀孕联系起来，于是把拉丁语aliquis（某人）粗暴地从意识中删除。
我们可以说，年轻人所感受到的焦虑其实充斥着整个心灵，而不是锁在某个角落里。因此，它也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浮出表面。我们甚至也可以仅仅说，这个故事的精巧正是我们喜欢它的地方。
03.
弗洛伊德阐释对待女性的态度
弗洛伊德对女性的负面态度引发更多的怀疑。他认为，女性性感受建立在自恋、自虐和消极的情绪上，女性生来就有自卑感，于是产生男根嫉妒。一些研究显示，弗洛伊德之所以有这些看法，主要是因为误读，比如他对多拉案例的分析，就充满对材料的误读。
多拉于1900年秋天被父亲送往弗洛伊德治疗，当时她十八岁。她父母先是发现她不愿见人，交谈困难，情况越来越严重，最后发现一张字条，威胁要自杀。在取得成效之前，多拉中断了治疗，因此弗洛伊德把这个案例称为“一例歇斯底里症的分析片段”。
治疗进行时，多拉的家庭状况是：多拉富有的父母在婚姻生活上并不快乐，不过二人同另一对夫妇，K先生和K太太来往十分密切。多拉的父亲与K太太有了性关系，持续几年之久。K先生知道二人奸情，但三个成年人似乎达成一个不成文协议，就是作为补偿，K先生可以得到多拉（这也许是多拉自己的想象，她认为自己充当了抵押物）。
K先生曾两次向多拉发起攻势，第一次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那时她刚十四岁。当时，他突然情绪激动起来，紧紧握住多拉的手，亲吻她，多拉反应极为强烈，奋力反抗，逃出办公室。弗洛伊德看来，多拉的反应带有神经质特征，因为“要唤起一个十四岁少女的性兴奋，那正是时机”。在一则脚注中，弗洛伊德还写到：“K先生当时还很年轻，而且仪表堂堂。”
第二次发生在多拉十六岁时，当时她和K先生在湖边漫步，K先生“居然厚颜无耻地向她求爱”，她甩了他一巴掌，然后飞快逃走。弗洛伊德对多拉“粗野的”拒绝感到迷惑不解，仍然认为她的反应具有神经质特征。多拉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父亲，父亲要求K先生解释，K先生却矢口否认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情。父亲相信K先生，而不是女儿。了解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弗洛伊德的看法就显得有点反常。多拉的两个梦，第一个梦分析得最多。那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梦，第一次出现时，多拉一家正住在湖边别墅，也就是K先生厚颜无耻向多拉求爱的湖边。多拉这样叙述她的梦：
房子着火了，爸爸站在我床头，把我晃醒。我迅速穿好衣服。妈妈还想留下来救出自己的珠宝，可爸爸说，“我可不会让我自己和两个孩子葬身火海，就为了你的珠宝盒。”大家冲下楼，一出到门外，我就醒了。
弗洛伊德对此的分析是：首先，这个梦的直接引子是多拉一家刚到小木屋时，父亲说真担心万一着火了怎么办。其次，那天下午多拉在一张沙发上小憩，醒来时发现K先生站在自己身边。在梦中，K先生和父亲调换了角色。第三，几年前，多拉曾听到父母就珠宝发生激烈争吵。第四，弗洛伊德指出，在德语中，珠宝盒的一个俚俗含义是女性生殖器。
这个梦表达出多拉实际想给予K先生他所要的，也就是她的珠宝盒。火代表着她受压抑的情感，而梦中K先生和父亲对调角色，则表明她对自己的父亲有着俄狄浦斯情结，而这阻止她屈从于K先生的攻势。多拉对K先生有隐藏的爱恋，这种爱恋是对父亲的爱的一种转移。弗洛伊德还看出多拉憎恨父亲和K太太的关系，认为K太太打败了自己，夺去了父亲的爱。在两个男性父亲和K先生的联合影响下，弗洛伊德觉得多拉治愈的机会十分渺茫。而且，弗洛伊德还认为，多拉在治疗没结束就离开自己，也是因为多拉也对他产生了移情，她觉得最好离开治疗，就像她先前离开K先生的房子一样。
这个案例显示了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最薄弱的地方。还有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弗洛伊德产生了反移情（面对被移情而产生的认同或排斥感），对K先生的男性形象产生认同。
04.
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批评家的关注
精神分析批评在文学领域的运用，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批评流派，而是一种文学阐释的方法，它渗透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当中。弗洛伊德式的阐释之所以引起文学批评家的浓厚兴趣，是因为无意识和诗歌、小说、戏剧一样，都不能直白表露，而要借助于形象、象征和比喻等等。也因为不能直陈，不可避免包含解释、臆测的成分，引起很多争议。
从前面举的弗洛伊德对个案分析的例子看出，弗洛伊德其实更像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对于每一个个案，他都能发挥天才的想象，做出令人惊叹的深刻解读。
文学批评家在在运用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时，主要关注如下方面：
1、他们偏重于文学的隐性内容，相当于无意识部分，认为那才是文学的真实内涵。
2、他们密切注意无意识动机和情感，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中的人物。
3、他们表明，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古老的心理症候、状态、阶段。
4、他们把精神分析概念运用于一般的文学史，比如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将各个时代的诗人在前辈巨匠的阴影下争取承认的努力视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真实上演。
5、他们找出文学作品的精神背景，却往往牺牲了作品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他们看重的是个人的心理冲突，而不是社会的阶级冲突。上下两代人之间、兄弟手足之间、以及个人身上不同欲望之间的冲突远远压倒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
下面我们运用精神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简单对一个具体的文本《哈姆雷特》做些分析。
戏剧中，哈姆雷特的叔叔谋杀了自己的哥哥，也就是哈姆雷特的父亲，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父亲的鬼魂要哈姆雷特为他报仇，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全剧的大部分时间，哈姆雷特一直在拖延行动，为自己找了一个又一个接口。他杀别人的时候可是没有半点扭捏之态的。还有，鬼魂的显灵也不过是证实了他自己早已怀疑的事情，那他为什么还要迟疑？学者们对此充满争论，比如大都认为哈姆雷特悲剧的原因是他思考太多而行动犹豫，太书生气。
我自己解读是哈姆雷特是一个具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他通过对复仇正当性的拷问，试图为丹麦创造一个全新的秩序。
精神分析批评家提供了一个干净利索的解释：哈姆雷特无法充当父亲的复仇者，是因为他自己也想犯同样的罪恶，因而承受着负罪感的重压。他深受俄狄浦斯情结的困扰，他心底压抑着对母亲的性欲望，随之而来的就是干掉父亲的念头。他叔叔不过是把他自己的隐秘欲望付诸行动罢了。弗洛伊德总结道：
哈姆雷特无法向那个干掉他父亲，在母亲身边取而代之的人复仇，在那个人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孩童时代的欲望终于成为了现实。因此，他无法对那个人感到憎恶，并随之走上复仇之路，代之的是深深的自责。他的道德良知告诉他：你自己同你要惩罚的凶手其实是一丘之貉。其叔父就是他的化身，杀他就等于杀自己，延怠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
精神分析批评家将王后卧室一场戏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在那场戏中，哈姆雷特似乎对自己的母亲存在着异乎寻常强烈的性意识。他声色俱厉地指控母亲：
“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这样爱我的母亲，甚至于不愿让天风吹痛了她的脸。天地呀！我必须记着吗？嘿，她会偎倚在他的身旁，好像吃了美味的食物，格外促进了食欲一般；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可是他一点不像我的父亲，正像我一点不像赫剌克勒斯（象征力量和强壮）一样。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
如果不是对母亲的欲望那么强烈，哈姆雷特不会表现出这么强烈的愤怒。很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疯狂指责母亲的场景中，哈姆雷特杀死了躲在帘幕背后偷听的情人奥菲利亚的父亲。看似无意的过错举动，却再一次暴露了他潜意识想要杀死亲身父亲的愿望。
弗洛伊德还把剧中哈姆雷特的处境同莎士比亚本人联系起来。他评论说，在剧中真正与我们相遇的只能是诗人的心灵。他注意到，莎翁就是在父亲去世不久后完成了这部巨作的，他童年对父亲的情感也从心底涌现。而且，莎翁早夭的儿子名叫哈姆涅特，这个名字同哈姆雷特几乎一样。
05.
精神分析批评对于情节构造的启示
如果说精神分析批评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具有相当的随意性，那么对于如何讲述故事的情节构造方面，精神分析的观念则有着比较实在的贡献。
在讲俄国形式主义的时候，我们提到故事和情节的区分。故事是材料，情节则是故事被结构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一个情节要有开端、中间和结尾，构成有机的整体。这看起来是一个无比平常的观念，但其中包含着特别敏锐的地方。一个情节无疑必须有一个开端，并且需要一个结尾。但为什么需要一个中间呢？中间相对于开端和结尾有什么样的功能？而且中间不是随意的，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情节需要一定的体量，不能过短或过长。中间如何体现悲剧和喜剧的特定逻辑呢？
文本自身仿佛一个作者或一个角色一样拥有自己的生命。情节的展开是为了表述欲望，这是一种特别的欲望，是通过故事的机理展现出来的欲望形式，并大体具有无意识的特征。
在这种观点看来，文本结构的功能是为了满足弗洛伊德经常所称的兴奋之消减的欲望，这种欲望可以通过性与快乐原则联系起来，也可以与死亡冲动联系起来。在后者中，欲望的消减就意味着以正确的方式实现死亡或完结。这是两种只能通过兴奋之后才能达到的渴望消减的兴奋形式。
实现正确结局的关键，就在于情节的中间部分。弗洛伊德释梦时提出的凝缩和移置的概念，可以用来理解情节的结构。凝缩和移置相当于隐喻和转喻。在凝缩中，潜在的欲望在梦中通过特定的象征性整体或关系将自己表现出来。移置则是把被压抑的欲望移置到表面上看似无关的理念、影像或行动中。凝缩可能因高度的压缩性提炼而使理解变得十分困难，移置则会使阐释性理解推延或绕行。以此可以解释情节的中间状态如何实现对结尾的滞留、回旋和延迟的。
无论是梦还是故事情节，都不会简单吐露欲望的满足，它们也会通过延续那激发这个欲望的兴奋来延滞其满足。小说的艺术手法和结构能够把握使读者感到愉快的延滞的程度，而且还有一种带领我们重温令人不快的事物的奇怪倾向。
我们的确喜欢读引人入胜的内容，但我们不会从中一直享受常规意义的愉悦。伤害、灾难以及痛苦四处潜伏，它们都令人感到不快。情节常常带领我们重温生活的苦痛，原因之一在于，角色似乎总是不由自主进行错误的对象选择，他们会爱上不合适的人，会陷于无法脱身的逆境，因为他们不成熟，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周到，或者因为命运使他们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即使那些最伟大和最令人激动的小说，填充其中间的丰富内容也往往是一些令人不快的经历。如果说激起欲望的是快乐原则，那么这与快乐原则有怎样的关系呢？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告诉我们，他曾治疗过的创伤受害者们在重述他们的梦境或表现出神经质的重复行为时，似乎会不由自主重复那些导致他们前来求助的创伤性事件本身。他们不会为此胆怯，也不会压抑这种行为，而是不断重复，然而通常也因此以某种转喻的方式移置了事件本身。
可是，在此之前，弗洛伊德一直认为无意识的唯一原动力就是由快乐原则驱使的愿望满足，这种重复性行为怎么能是愿望满足呢？弗洛伊德预设性驱力的移置或压抑就表现为对于成功、改进自身、获得成熟的情感和智力的欲望，这一切都可以与快乐原则联系在一起。但是，不由自主回到创伤性事件怎么与快乐原则的运作相符呢？
弗洛伊德回想起他自己家庭生活的一个场景。他的小孙子汉斯在母亲不在的时候，会玩一个系在一根绳子上的线团。他把线团抛出去，同时说“fort！”意思就是“去！”，不在这儿，然后把线团拉回来，并说“da！”意思就是“回来！”，又在这儿。
这件事情被弗洛伊德当作强迫神经症的模型，他解释为小孙子在表达由于母亲经常离开房间所产生的挫折感。根据早中期的弗洛伊德解释，症候是欲望的满足，即“快乐原则”，在这个游戏里，儿童模拟了母亲的行为，他将线团当作母亲，“fort”意味着母亲的离开，“da”意味着母亲的回归。真正的母亲离开了孩子，孩子由此而遭受了创伤，所以他要试图弥补这个创伤，他希望母亲回来。他把线团拉回来意味着，他自己有能力将母亲拉回到自己的身边。这就是一种替代性的欲望满足。
但是在《超越快乐原则》里弗洛伊德表示，这个解释并不是完美的，因为这只能解释“为什么fort后面会跟着da”，但是没有解释“fort本身为什么会产生”。所以需要新的解释，这个新的解释就是“超越快乐原则”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
死亡驱力就是会愚蠢的重复以前的场景和欲望，它不受控制（不像快乐原则，其中的欲望是受到象征体系的逻辑控制的）。所以死亡驱力会让人不断重复痛苦的，可怕的场景，并且具有潜在致命性。弗洛伊德主张，这虽然是对一个创伤性事件的征服，但这种重复性回到创伤的征服过程是通过对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的提前预演来进行的。
为什么当万物都指向生长、繁衍和生存的意志的时候，却又有死亡的本能，有这种对于死亡的急切的预期？弗洛伊德指出，有机体有着向获得生命之前的形态回归的趋向。这就可以类比于故事的情节。故事的开端与结尾之间的关系，是死亡的公约数。作为有机体，我们从无生命的状态而来，又在无生命状态中终结。
因此，我们必定怀有一种回归起点的欲望。弗洛伊德于是说，一切生命的目的就是死亡。可是，死亡冲动本身是否并非是令人愉快的，而可能是一种受虐欲？无论如何，它始终与快乐原则是不同的，因为它的潜在动机并不是为了延续生命。
这就是小说为什么都比较长的原因，不要太长，但也不要太短。要有一定的体量。有机体并不是希望死得越快越好。认为有机体有自杀倾向，这是理解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时容易犯的错误。有机体更希望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死，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死去。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有机体想要的是朝着它自身的解体进化，而不是被修改，他不希望受到从外在创伤到内在疾病的任何形式的干扰。他想要度过一个丰富而完整的生命，具有一定体量的生命，最终达到希望的以自己的方式回归无机状态的结局。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故事遭到了修改，那么它就不会有情节，或者就没有足够的情节。可能会有一个开端，然后被突然终止，使得情节的回归无法朝向一个正当的结尾进化。
按照布鲁克斯的主张，随着情节的发展，快乐原则和死亡冲动会相互配合。为了以自身的方式死亡，有机体必须与事件（危险）搏斗，快乐原则通过监控外来以及内在刺激的闯入和干预为死亡本能服务，并保证有机体能够在被准许的状态下回归静默。这些看似相互冲突的冲动能够共存，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合作促成美好的人生和情节。
可是，在人的功能系统中，要将死亡与性分开是极为困难的。
快乐原则的目标是兴奋的消减。不快乐与兴奋量的增加相连，快乐与兴奋量的减少相连，性的目的就是消减兴奋，消灭欲望。
死亡的目的与此相同，那么，怎么区分它们呢？我们常说“爱得死去活来”，说明两者的纠缠。文学作品充满性意味的死亡。《金瓶梅》中，潘金莲和西门庆在武大灵堂前偷情，后来潘金莲又和陈敬济在西门庆灵堂前以及在寺庙佛像底下偷情，这与其说是性欲对死亡禁忌的突破，倒不如说是性欲对死亡的渴望。
小说的可叙述的起点，正在于进入能够开启一个情节的欲望形态的时刻。凝缩和隐喻，会让一切细节都是必要的，一切都是在一种动机的安排下进行的，这个动机就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潜在欲望。转喻和移置，在某种程度上则可以作为延滞、绕行、回旋或拒绝完结的原则起作用。
例如做出错误的选择以及其他不幸的结果，再次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以及一切在文学情节中间发生的离题的事情。
这些元素并不是毫无联系的，情节归根到底是要把所有的材料捆绑在一起，隐喻和转喻都可以说是捆绑的形式。文学文本中的捆绑，就是一切迫使我们在差异中认识到相同点或在故事素材中发现一个情节的形式化手法。
06.
情节的构造：以《拖车托尼》为例
这是弗莱在他的《文学理论》中贯穿全书的一个典型文本。
根据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可以把这个故事命名为《通向成熟的颠簸之路》。这个故事的情节线性发展，事件以转喻的方式设计安排，仿佛在一根珠链上串满了珠子：
我是拖车托尼。我住在黄色的小车库里。我帮助抛锚的小汽车。我把它们拖到我的车库。我喜欢我的工作。一天我抛锚了。谁会帮助拖车托尼呢？“我不能帮助你”，小汽车尼托说，“我不想被弄脏”。“我不能帮助你”，小汽车斯皮迪说，“我太忙了。”我非常伤心。这时一辆小汽车停了下来。这是我的朋友班皮。班皮推了我一把。他推了又推。终于——我上路了。“谢谢你，班皮。”我回头喊。“不客气。”班皮说。朋友就是这样的。
这个故事的线性重复是把开端和结尾分隔开来的延滞。托尼来自一个黄色小车库，我们不禁想知道，他是否还能回到那里。结尾“他上路了”，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回到那个黄色小车库，还是在通往汽车坟场的路上，因为他抛锚了。
无论哪一种情况，无论什么结局，他都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到达那里。他当然不是一个自主的英雄或自恋者，他的旅途需要帮手。在小说情节的回旋中，引入了英雄助手的部分。
与另一个心智（例如帮手的心智）富有建设性的遭遇可以使我们避免自恋，即使像托尼这么好的人也难免这种倾向，这显现在故事开头不断重复的“我”之中。最后，“我”的用语只嵌入在每一行的语句中，是一个被许多他者包围之中的身份，而不是一个推动故事发展的开创性的自我。
情节的回旋是遭遇一系列错误选择对象并抛弃了它们，例如清洁、繁忙。这些选择各具魅力，我们不是都想既整洁又繁忙吗？但这个故事想要向我们的正确走向终点的人生推荐的是互相尊重，而不是与整洁和繁忙相关的属性。这个成熟的选择温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伴随着渴望帮助、伤心失落到感谢帮助者的起伏，走向终结，但我们并不确定故事随后会走向何方。
在主题层面，这是一个关于汽车以及其他机械物体的故事，它们不是有机物。但故事主题上具有隐喻的意味，指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朋友就是这样的。主旨是为了将世界人性化，使这个世界变得对儿童友好和有吸引力。
在隐喻层面，托尼不是一辆小拖车，而是一个人。他通过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个朋友而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人性。
而尼托和斯皮迪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们仍然只是小汽车。自从托尼踏出车库大门进入世界开始，他经历了延滞，走上了弯路，然后奋力向结尾驶去，最终完成了自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