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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逐客书》《谏太宗十思疏》《烛之武退秦师》——从三古文看古人的劝说艺术

《谏逐客书》——劝谏的艺术

赵明剑

劝谏是一门艺术。会劝谏的人不但能把人说服,而且通过劝谏能够使劝方和被劝方和谐相处,关系更加融洽,成为诤友。不会劝谏的人就有可能把本来融洽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能说会道的谏臣,比干、赵盾、伍子胥、屈原、李斯、魏征等,但他们劝谏的结果却并非一样。这其中最为成功的当属李斯。李斯因《谏逐客书》而成为名垂千古说理名篇,也因为《谏逐客书》而光耀中国文学史,使秦代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其实现了零的突破。所以鲁迅先生说:“秦代文学仅李斯一人而己。”那么,李斯的《谏逐客书》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学价值呢?笔者认为《谏逐客书》的文学价值就在于它的说理艺术,即劝谏艺术。

李斯的成功在于他的“攻心术”。全篇文章通过运用正面论述,反面推理,极力的铺排,大量的事实依据,强有力的启发诱导,接踵联翩的排比,相间迭出的对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抗衡千古的绝妙华章。

正当秦国向外扩张,兼并其他诸侯国的时候,秦王政元年(前246),韩国派了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到秦国修长达三百余里的灌溉渠,企图以此来消耗秦的国力,目的是想以浩大的工程,牵制、耗费秦国的人力、物力,使秦国难以对外用兵。可是不久,这一计谋被发现了。于是秦国宗室的贵族大臣们,就纷纷上书给秦王,要求下逐客令。提出“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的建议。于是,秦王下令逐客。李斯本来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就在这种情况下,李斯写下了这篇《谏逐客书》。

秦王下令驱逐客卿,实际上是秦国贵族借机排挤打击异己力量的错误行动,对秦王实现一统天下的宏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可是秦王下达的命令已成定局,劝谏帝王收回成命谈何容易?前车之鉴,比干、屈原、伍子胥,他们的劝谏都没有好结果。如何劝谏秦王使其收回成命就成了摆在李斯面前的一个极难问题。为了秦国的发展大业,也为了自己不致被逐,李斯终于决定写一篇文章劝说秦王。

一、极力地铺排,摆出大量事实诱导秦王悔悟

劝说秦王收回成命是一个极难的问题,方法不当,或者语言冲撞了秦王,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李斯这个被驱逐身处逆境的客卿,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用什么方法劝谏就显得特别重要。那么,用什么办法说服秦王?用什么样的事例教育秦王使他悔悟、认识到逐客是不利秦国统一大业的严重错误呢?李斯首先想到了秦王的先辈,只有秦王的先辈在他面前才有威望,只有用秦王先辈的事例才能教育他并让他认识到逐客的错误。于是李斯在文章第一段委婉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秦王逐客的错误之后,在第二段、第三段就用大量的事实进行铺排。作者首先从秦王先辈广纳客卿的事例谈起,但用一两个先辈事例又怕秦王不能认可,就连续举了四个秦国的君王:“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这四个先辈君王广纳客卿,并对这八名客卿委以重任,使八位客卿尽其所能。以此来说明没有客卿的功劳,就没有秦国今天的富庶和强大。“并国二十,遂霸西戎。”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商鞅变法,“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诸侯亲服……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成为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惠王用张仪之计”拔地、收城、据险、割土、散六国之纵,解除了外患;“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使秦成帝业”,清除了君侧,排除了内患。至此一个强大的帝国才得以建成,这是不争的事实,秦国已由落后的边塞国,一跃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最强大的诸侯国,为统一天下、成就帝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国之所以能够开创这样一个大好局面,和历代秦君重用贤才、罗致客卿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用他们的事例说理,秦王心里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所下命令对秦国大业的利弊关系,他如果肯定了先辈们所做的事情,就必须否定自己所下的命令,否定自己所下的命令就意味着收回成命,而承认自己所下的命令正确就必须否定先辈们的功业,而祖宗广纳客卿,客卿成就的功业又是不能否定的,这就从历史事实方面逼迫秦王动摇“军心”。既然秦国发展史上最有作为的几个秦王都是凭借客卿的力量才获得成功的,那逐客的错误就不言而喻了。动摇了“军心”,就为以下的说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先辈们之所以能建设成强大的秦国,都是借外国客卿建功立业的结果,正是因为他们的建功立业,才有了现在强大的秦国。秦国之所以有能力征伐周围的诸侯国,兼并小国家,都是先辈们任用外国客卿的结果,是外国客卿的努力为秦国奠定了强大帝国的基础。正像李斯所说:“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言外之意,如果没有这些外国客卿的建功立业,秦国会有如此大的强国吗?不但不可能有如今的强国形势,而且还有可能被别的强国所兼并,亡国灭种,别的诸侯国被灭掉的严重的后果秦王不是不清楚。秦王肯定会想到不执行先辈的传统策略,自己的统一大业就实现不了,自己下逐客令是与先辈的做法相左的,也是与自己统一大业的宏伟意图相左的,秦王如果想到这些。心里肯定对自己所下的逐客令后悔。同时,他的动摇也为李斯下一步的说理劝谏奠定了基础。

接着文章第三段又来了一大段的铺排;是论说秦王对珍宝、美色、音乐的态度。

秦王所喜爱的珍宝大多来自别的国家,暗与秦王驱逐客卿形成鲜明对照。“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这一段话是李斯就当前秦王所喜所爱进行铺排说理。李斯抓住秦王特别喜爱“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的心理特点,展开论述说理。作者来了一个假设:假设秦王不喜欢客卿,认为“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的话,一定要把他们驱逐出去,那么秦王就不应该喜欢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从外国拿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人探索发现、细心善养、精心制作的结果,这结果体现了外国人的聪明才智,如果没有外国人的聪明才智的话,这些宝物就不会有,那么“夜光之壁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抉提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也就是说秦王就不能享受到这美好的东西,既然秦王愿意享受这美好的东西,那他就没有认识到外国的客卿到秦国是为秦国发挥聪明才智,为秦国做贡献,为秦国创造物质财富,使秦国富庶强大的意义。如果没有外国客卿的聪明

才智,秦王又怎能享受到这些美好的东西呢?有聪明才智的人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的宝物,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物质财富来,驱逐他们不就等于驱逐财富吗?可见,秦王的用人和待物观点是不一致的,是矛盾的。既然这么喜欢别的国家的珍宝,为什么要单单驱逐客卿?这个意思作者没有说出来,而是通过启发诱导让秦王自己思而得之。从而达到了秦王坚定自己所下“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逐客令是错误的认识的目的。

在意识到秦王对自己的逐客令认识到错误时,紧接着李斯就说:“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两句话可以说说到了秦王最关心的地方,因为秦王的贪欲就是一统天下,成就帝业,如果秦王重物轻人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岂不是有负祖先几辈人的努力?这可言重了!到了这里,可以说水到渠成,李斯让秦王彻底认识到下逐客令的严重后果,他怎能不收回成命呢?

这几层的意思差不多,可是,作者劝谏的艺术很高,一会儿顺说,一会儿倒说,一会儿正叙,一会儿反诘:或者略换几个字,或者稍变一下手法,真是跌宕生姿,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

二、以委婉的语气,运用正反对比论证,使秦王接受劝谏

当李斯确定劝说秦王的方法之后,措辞、语气的表达又是一个难题。如果凭意气用事,感情冲动,带着一肚子抱怨委屈劝谏秦王的话,恐怕很难争理,不但争不回理,反而会把事情闹得更僵,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我们来看李斯运用的措辞和语气。

文章一开始,李斯就表明了自己对逐客的看法:“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意思是,只是我个人私下里偷偷这么想的,既表明自己对秦王的谦恭、真诚,又显得自己是谦卑的,以商量委婉的口气来劝谏的,而且也点明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即驱逐客卿是错误的,这是统贯全篇的总纲。起句开门见山,明快简洁,是再好不过了。李斯特别讲究策略,很注意说话的分寸。韩国的阴谋,弄得朝廷上下沸沸扬扬,贵族借机打击排斥客卿,矛盾十分尖锐。严重的形势,李斯洞若观火,这些矛盾他心里很清楚。但他只字不提,避开矛盾,一句“臣闻吏议逐客”,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即避免了对权贵们的刺激,绕开了有可能发生的纠缠。好像秦王并没有逐客,批评的矛头也不直接指向秦王。“窃以为”三字给秦王留下了回旋的余地,便于他收回成命。接着他历数秦王的先辈招纳客卿、五位贤臣的历史事实,表述非客卿之力秦国不能有如今的强大富庶,证明了逐客的错误。至此应该说他的正面论证已经达到了目的,可是李斯没有就此终止,而是又用一句反诘“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从反面以富有感情色彩的语句夯实了客卿为秦国做出的贡献,言外之意,客卿们为你们秦国做出如此大的贡献,难道就应该落个被猜忌、被排斥、被驱逐的下场么?意欲成就帝业的君王做出这样的事情太不合情理了吧?你的先辈招纳客卿使秦国强大了,你秦王却驱逐客卿,驱逐客卿谁会再为秦国做贡献呢?没有人愿意替秦国做贡献,你怎么能实现统一天下、成就帝业呢?你这样做不是想让秦国强大,而只能把秦国给毁了。秦王意欲统一大业、有着贪婪的野心,他怎么可能这样做昵?这些话李斯没有说出来,他是借此引起对方的思考,使前边历数四君的事实更有力量。

第三段李斯连用七个排比句铺陈秦王喜欢来自别的国家的许多珍宝,暗与秦王驱逐客卿形成鲜明对照。你既然这么喜欢别的国家的珍宝,为什么要单单驱逐客卿呢?难道说这些珍宝不是别的国家有才能的人发现、培养、制作的么?如果没有别的国家的这些珍宝,你怎么能够“饰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呢?李斯虽然没有把话说出来,但要表述的意思非常清楚,他是碍于自己的处境、君臣的地位,他是想让秦王自己思考,明白其中的道理的,秦王看到眼前来自别的国家的珍宝。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李斯很善于启发、诱导,他把握得很有分寸。正面论证铺陈之后,李斯就从反面论证。如果没有别的国家的珍宝情况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马抉提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这是假设没有别的国家的珍宝的后果,你也就只能降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不得享受拥有珍宝的幸福生活。你喜欢别的国家确实比本国好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珍宝,这样的用物方针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你的用人方针却与用物方针相悖,这不是自己的方针矛盾了么?你如果承认了用物方针是对的,那么你的用人方针就是不合理、不正确、错误的。作者用对比的方法说明驱逐客卿是毫无道理的。接着作者一句;“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把讲述的道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直接批评秦王重物轻人的错误。最后作者把逐客问题与统一大业联系起来,说明逐客与纳客,关系到秦国能否统一天下的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如果不论是非邪正,只要不是秦国人都要被驱逐。那么,您所重视的只是美色、音乐、珠宝、玉器,而轻视的却是人,这绝不是用来统一天下,制伏诸侯的方略啊!这样就否定了秦王统一天下的大政方针,从而证明了秦王逐客的错误。不驱逐客卿,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才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接着作者在第四段先从理论上阐明纳客与逐客的利与害。纳客就能无敌于天下;逐客则是削弱了自己,资助了敌人。然后举出历史上声名最昭著的先帝——五帝三王的正确做法。使得天感地动“四时充美”、“鬼神降福”、天下无敌,来对照秦王“却宾客以业诸侯”的错误做法,使正反两种做法产生更加鲜明的两种结果。逐客就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只能把自己内部搞空虚,外部与诸侯结怨,这样做要想使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作者把逐客的危害。提升到了可能使秦国亡国的高度。

总之,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最大欲望,运用正反论证,既巧妙地通过铺排劝谏的方法,又能够注意到劝谏的语气、表达的方法,使被劝者,在不知不觉中就落入了劝说者的轨道,从而稳妥地收到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从《谏太宗十思疏》看中国传统的劝谏艺术

王宏民

奏对劝谏是作为人臣的分内之事,但在封建体制下,要干好这一差使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贤臣若遇明君,还好办;忠良但遇庸主,那真是“伴君如伴虎”,稍不留神,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在旧时代,奏对劝谏便成了一门艺术。史以“诤臣”著称的魏徵,能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和信任,不能说他不是深谙此道的。本文试以《谏太宗十思疏》为例,略陈笔者对古代中国劝谏艺术的拙见。

一、以诚事君,无私无畏

古人常说有伴君如伴虎之叹,臣子奏对称议往往唯唯诺诺。有如魏徵者,除了要有匡世之才,还得要有敢谏之勇。无私才能无畏,胸怀胆荡,心地无私者才会表现无畏的勇气。

观《谏太宗十思疏》一文,魏徵自始至终站在李唐王朝的立场上,为其长治久安计,想太宗所想,急太宗所急。开篇以“臣闻”领起却不以“臣以为”发端,全无自以为是之意;既以“臣虽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提醒太宗不“厚德”无以谈“国安”,君主当无愧于“明哲”之称谓,满含期冀竟无半点恃才旷放之情。第二段,魏徵看历史、挖根源、得教训,句句替李唐着想,字字向太宗示警,语重心长不显丝毫凌驾君上之势。第三段,魏徵以“诚能”总领“十思”,提建议、绘蓝图,既有针对性又颇具煽动性,却全然没有说教意味。

如此赤胆忠心,肺腑之言,难怪太宗览之称道:“诚极忠款,言穷切至”,置之案头,奉为座右铭。

二、观点鲜明,逻辑严密

言不及意,思路混乱是为文之大忌,上疏之文尤重之。《谏太宗十思疏》区区几百字,一言兴邦,引发了太宗“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其鲜明的观点,严密的推评理功不可没。

第一段,魏徵先用“木长必固根”、“流远必浚源”两个比喻,从正面和反面推理:只有“厚德”才可“国安”,由此提出中心论点:人君想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旗帜鲜明,无懈可击。

第二段,魏徵紧承第一段“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摆出历史现象:“凡百无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后用“岂取之易守之难乎”引出对原因的分析:“取”天下时人君身处“殷忧”之境,“竭诚待下”,人民拥戴;“守”天下时君上已在“得志”之日,“纵情傲物”,滥施刑罚,人民怨愤。最后得出结论:“怨不在大,可畏唯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环环相扣,“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永享太平,意旨明了。

第三段,魏徵从“戒奢侈,戒骄傲、戒纵欲、戒轻言,戒不公”五个方面向太宗提出十条“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建议,既击中时弊又切实可行。结尾指出“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的美好未来——“文武并用,垂拱而治,”尤其鼓舞人心。孔子云:“为政以德,譬若北辰,众星共之矣!”时乐乐,长久乐乐,孰乐?读到此处,太宗岂会不为一之动?

全文一“思”以贯之,从应当“思”到为何“思”,再到如何“思”,最后归结到“思”怎样,层层深入,“观点、原因、方法、意义”一目了然,显示了无可辩驳的逻辑办量。无怪乎太宗在魏徵过世后,长叹一声。“魏微殁,吾失一镜”啊!

三、比喻生动,排比有力

在中国古代奏对劝谏的长河里,用委婉的言语暗示或劝告主上,源远流长,孟子如是,邹忌如是,李唐时代的魏徵亦如是。他开篇设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把自己要上疏皇帝的主旨寄寓在妇孺皆如的比喻之中,引太宗触类旁通,“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积德”与“治安”的关系无须再说,不言而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便成当务之急。运用比喻,起到了生动、直观、委婉动人的效果。

奏疏旨在规劝帝王,为了增强奏疏的说服力,魏徵运用辞赋铺排的写法,大量使用排比句式,铺排罗列,在文中占十之七八的篇幅。臣心一片忠君情,为臣满腔报国血,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魏徵又骈散兼用,行文流畅自然,词极剀切,感情充沛,文质兼美,后世欧阳修、苏轼等奏对疏议之文亦常效之。

观《谏太宗十思疏》一文,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观谏艺术有如几下特征:①设身处地,为人谋要体现一个“忠”字;②陈述已见,对君讲要突出一个“理”字;③表达见解,向上说要凸现一个“婉”字。明乎此道,也便具备为人臣的条件了。

烛之武的劝谏艺术

张茗弈

《烛之武退秦师》是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必修1》第二单元中的第一篇文言文,言简而意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它不仅是一篇艺术性较强的史传文章,更是一篇展示完美劝谏游说艺术的典范文章。那么,成功的劝谏游说,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就《烛之武退秦师》一文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融洽和谐的谈话氛围

成功劝谏的前提是使被劝谏者愿意听劝谏者说话,烛之武见到秦穆公后并没有慷慨陈词,展示郑国君臣同仇敌忾、誓死一战的决心,因为那只会激起秦穆公的怒气,加速郑国灭亡。烛之武当然明白这一点,因此他坦诚地说道:“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这番示弱迎合了秦穆公这位入侵者的自大傲慢心理,使秦穆公解除了戒备心理,谈话的气氛随之轻松。紧接着,烛之武话锋一转,“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似乎话中有话,不由得秦穆公不听下去。良好的开端奠定了此次劝谏的感情基础,成功近在眼前。

二、抓住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离。”烛之武紧紧抓住了“利”字做文章:秦、晋围郑,完全与秦无关,秦国所以出兵,一是与晋国有同盟关系,二是秦穆公想借此捞一把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他知道亡郑只能对晋有利,而对秦不仅毫无好处反而有害的时候,他就会不惜跟同盟军决裂,反过来帮助郑国。烛之武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大谈而特谈亡郑于秦不利,存郑于秦有大利,从而使得秦穆公心动,坚决退兵。

三、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劝说他人的目的无非三种:利己、利他、既利己又利他。这其中,利己目的的劝说最为艰难。烛之武却巧妙地将一场以利己(利郑国)为目的的劝谏转化为表面上是利他(利秦国)行为的劝谏,且道理浅显明白:亡郑对秦无利而有小害;舍郑于秦无害而有小利;就未来看,晋亡郑后野心未泯,恐将对秦有大害。这一番谈话无一不是为秦国的现在及将来做打算,烛之武娓娓道来,不能使一代霸主秦穆公不为秦国的将来做打算。

四、巧用多种劝谏技巧

烛之武的确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风云人物,他在游说中采用了“以退为进”“偷换概念”等多种论辩技巧。明明是要保全郑国,却在游说过程中对郑国的安危只字不提,而是处处谈到秦国的利益,不知不觉中达到了“存郑”的目的,是为“以退为进”;而由晋惠公曾经“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的背信弃义推知晋惠公的哥哥晋文公将来也会背信弃义,逻辑上的荒谬被一个可以涵盖晋国所有君王的含混称呼“晋君”轻轻巧巧地掩盖了,不露痕迹,是为“偷换概念”……逻辑的魅力在此,语言的魅力在此!

以上所说的是烛之武劝谏成功的内在因素,其实,成功的游说还依赖于地利、人和,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也不例外。

首先说地利。秦晋围郑,郑形势危急,但秦晋两军却分兵驻扎,“晋军函陵,秦军氾南”,正是这一有利的地理优势,才使烛之武有机会单独与秦穆公接触,才可能游说成功。

其次说人和。烛之武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两个勉强算是“正确”的人,使得他此次游说成功。一是善于纳谏、勇于自责的郑文公。“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表面上看,郑文公是一个礼贤下士、从谏如流的君主。“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言外之意就是:你去见秦穆公,是帮我的忙也是帮你的忙,你如果不肯帮忙,对你也没有好处。话里含有威胁的意味。其实,郑文公本身就不算是什么明君,当年慢待重耳,就可看出他是个目光短浅又自私的人,如今来求烛之武,也不过是无计可施、孤注一掷罢了。虽然郑文公在大兵压境、事到临头才开始低姿态求贤,未免心有不诚,但毕竟这也多多少少使得烛之武那因怀才不遇而满腹怨怼的心得以暂时平复。二是慧眼识英雄的伯乐——佚之狐。“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短短的一句话,肯定了烛之武的力挽狂澜的过人能力。一个眼光独到、知人善荐的伯乐形象跃然纸上。当然,翻翻史料,这个“伯乐”的真实动机或许会让人沮丧。“国危矣!”那么郑国到底危险到什么地步了呢?此时,叔詹作为替罪羊已经被杀。当年,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流亡经过郑国,“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叔詹曾劝郑文公对重耳,要么待之以礼,要么杀了他,以绝后患。郑文公未听,终致祸患。发生在公元前630年的秦晋围郑事件,晋文公最初提出的要求就是要郑国交出叔詹,郑国也迅速响应,杀了叔詹以讨好晋文公,但晋文公还是未退兵,而是进一步要求郑文公出城来见,要当面羞辱于他。因此,劝退秦师这件事太过凶险,无人敢承担。据史料记载,叔蹇曾向郑文公举荐佚之狐去说服秦穆公。但佚之狐确实是“一只狐”,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只身入虎狼之地,对自己能否说服秦穆公没有把握,如果惹恼了秦穆公,自己掉了脑袋不算,还可能毁了一世英名。而让烛之武去,既能提高成功的几率,又能在成就烛之武的同时自己也落个“伯乐”的美名……但无论如何,正是佚之狐的“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这句貌似忧国忧民实则狡猾推诿的话语,给了烛之武一个难得的机遇,给了历史一笔靓丽的色彩。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中对于“语言文字运用”部分有考查“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的要求,其实在实际教学中,把《烛之武退秦师》作为案例,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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