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向田邦子绝非通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家，但在一切不确定之中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她，是个具备了女性自觉的女人。
东方女性的文化立场—— 论向田邦子(节选)
孙歌
* 原载《学人》第五辑。
向田邦子1929年（昭和四年 ）生于东京一个公司职员家庭，父亲靠个人奋斗从某保险公司的课长晋升为分公司负责人乃至总公司的部长，母亲是出身市民家庭的主妇。可以说，向田邦子是在昭和前期的市民文化中长大成人的。
1950年向田毕业于东京实践女子专门学校国语科，此后做了8年电影杂志编辑后成为专业作家。50年代末她开始写作广播剧本，按播出回数计算，前后共写作超过一万回以上的脚本，但大部分未保留下来；60年代中期正式开始独立写作电视剧本，并在70年代成为畅销的电视剧作家。她一生所写电视剧近千部，深受观众喜爱。但使向田真正成名的是她70年代后期创作的小说与随笔，这些精美之作显示了她创作成熟期的到来。1980年，向田仅以3篇短篇小说荣获第83届直木文学奖。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 ）8月，正当创作鼎盛期的向田邦子在赴台湾旅行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向田邦子逝世十余年了，但她仍未被日本人遗忘。她的生前好友与合作者久世光彦这样写道：
每年一到她忌辰的8月，必定会有某家杂志刊出《向田邦子特集》。要是逝世一周年纪念或二周年纪念之类的倒也罢了，每年都有这样的特集。就连三岛由纪夫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待遇。恐怕编辑部是因为销路好才出这样的特集吧！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 [1]
[1] ［日］久世光彦：《不曾触摸：与向田邦子相处的20年》，讲谈社，1992年9月第一版，85页。
如何解释这一旷日持久的“向田邦子热”呢？表面看来，向田是位大众文学作家，但她平易却不平庸，通俗却不媚俗，这使她的文学兼具了纯文学的特质，契合了昭和后期社会转型时期日本人的审美需求[33]。不过，仅仅用这一特点解释“向田邦子热”是不够的。向田邦子的文学不仅突破了纯文学与众文学的界限，而且似乎也突破了我们所习惯的思维定式，以至用任何一种既定的范畴或流派为向田文学定位时总会遗漏点什么。日本作家水上勉在为向田的短篇小说集《感忆的扑克牌》所写的后记中明确地指出了向田文学的这种独特性：
读了这本《感忆的扑克牌》，读者如何看待向田文学完全是个人自由。把向田文学归入哪一种文学行列中去也是自由的。但平心而论，要为向田文学划一条边界线是困难的。因为向田所描绘的世界跨越了任何一种区别，在确定它的种类时的确令人困惑。对于一个将才能倾注于自己独特的“人生剪影”的孤独的画家来说，冠以某某派的名称是没有意义的 [2]。
[2] ［日］水上勉：《向田的技巧》，见《感忆的扑克牌》，新潮文库，1989年4月第27次印刷，第225页。
对研究者来说，接近这个难于归类的文学世界和这位孤独的作家的确是件困难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准确揭示向田文学的全部内涵，显然必须使用多个视角，以消除单一视角的盲点；同时，由于这位孑然一身、始终与世人保持距离的作家个人经历鲜为人知，因此，诠释她作品的论据几乎全部来自她作品的本文。
出于上述考虑，作为向田邦子系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本文选择了女性批评的视角。尽管向田邦子绝非通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家，但在一切不确定之中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她，是个具备了女性自觉的女人。
伍尔芙的启示
如同东方的近代化是受西方文明冲击而产生的一样，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馈赠。尽管女性受到歧视是一个几乎遍及全球的问题，但来自西方的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却有其独自的历史语境，东方的姐妹们无法简单挪用。尽管 feminism一词在日文中被用外来语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它的语境却必须转换，因为日本女性所面对的传统和现实与西方女性所面对的并不相同。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当我使用女性批评这一来自西方的视角时，这种语境转换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误读。
1981年7月，继《感忆的扑克牌》系列小说发表之后，向田邦子又开始继续在《小说新潮》上发表第二组短篇小说《男时女时》。由于8月飞机失事，这一组小说只写出四篇。后来新潮社又收集发表在其他杂志上的21篇随笔，辑成向田的最后一本作品集，书名仍为《男时女时》。
“男时女时”一词意为“走运与不走运”。走运，日语叫作“男时”，不走运叫作“女时”。与日语中将“男”的语源释为“能承受力气活”、将“女”释为“身体柔韧”的情况结合起来看，这种用性别来表示运气的说法显然与对两性生理差别的认识有关。“男时女时”一词表现出的性别歧视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向田邦子选择它做自己的系列小说标题出于何意 [3] ？
[3] “男时女时”属于已经失去生命力的语词，今天的日本人已很少使用。向田邦子有意在她作品中保存了一大批昭和前期使用的语言，她认为这些词随着社会变化而消亡很可惜。“男时女时”显然也是其中之一。这组词语音富于顿挫，简洁洗练，适于做标题使用，但它所包含的社会语境却不能避而不见。
从已发表的四篇小说无法直接判断它们与标题的关系。这四篇小说均表现了人生中不能事先预料的逆转，揭示了人面对这种逆转时的复杂心态，在这点上它们可以归入“走运不走运”标题之下。但四篇小说均未涉及“男时女时”的社会语境，即性别与运气的关系。幸而在随笔部分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说明向田选用这一题目时并非对这一词语的语源熟视无睹。
在《日本的女人》一文中，向田把西方女性与日本女性在饭店点菜时的态度做了鲜明的对照：在某饭店下榻的美国人模样的旅游团，聚集了30人左右的中老年女性，在餐厅里逐一向侍者报出自己早餐所需鸡蛋的做法：荷包蛋、煎蛋卷、煮鸡蛋，甚至连煮鸡蛋的时间都明确加以规定。似乎没有人说“给我和邻座一样的”之类的话。各种鸡蛋端上桌之后，有两位老妇人把盘子退给侍者，拒绝道：“这不是我订的菜！”
旁观这一切的向田邦子回想自己幼年时与母亲、祖母在外面吃饭的情景：母亲总是力图使大家吃同样的东西以减少店员的忙碌；在点了鳗鱼盖浇饭后店员错上了更高级的双层鳗鱼盒饭时，母亲与祖母虽然不宽裕，仍决定将错就错并补交多出的金额，理由是：“吵闹起来多丢人！”
向田比较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评论道：
西欧的女性就是叫一个菜，也毫不含糊地拿出自己的主见……我一方面觉得必须向她们学习，同时，我自己可做不到。
我私心里以为，充其量不过一顿饭，吃煮鸡蛋也好，吃煎蛋卷也好，进了肚子还不都是鸡蛋？在摩洛哥，我就是因为侍者上错了菜而又未加拒绝，才有幸尝到从未吃过的像葱一样的奇妙的凉拌菜。
对于母亲和祖母点菜时怕丢人的想法，向田邦子把它进一步归纳为日本女性的生活态度：
在人前进食的那一份羞怯。因在家吃饭可以更省钱所带来的那一份心虚。进一步说，还有生为女人所带来的那一份局促。……更夸张一点，这可否称之为生之敬畏？
在主张妇女解放的人们看来，这怕是遗臭万年的举动吧，可我并不讨厌日本女人的这些特点。我在想，要是女人的生存权利与主张都在这样的基点上绽开灿烂之花，那该多好呵 [4]！
[4] ［日］向田邦子：《男时女时》，新潮文库，1992年6月第28次印刷，第150—151页。
在这里，向田邦子显然涉及了东方女性如何解放自身这一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她一方面肯定了西方女性那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自我意识是“正确的”“出色的”，另一方面，她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自我意识是西方文化孕育的结果，东方女性照搬挪用未必会有相同效果，因为东方女性有着母亲与祖母的传统。她显然认为东方女性的自我应该在传统基础上寻求，而且该有与西方女性不同的特点。在这一意义上，上述引文中“我”点菜的态度很耐人寻味。“我”也像母亲一样未拒绝自己没点的菜，但其中的文化含义已大不相同：“我”不是因为怕丢人而未向侍者抗议（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因素 ），而是因为发现上来的菜自己从未吃过。类似的情况在向田其他随笔中也曾屡屡出现 [5] 。这种极富弹性的态度源于探求未知世界的渴望，这种渴望促使“我”超越了表面层次的自我尊严而贪婪地扑向广大的未知世界。向田文学充满智慧的包容力，正由她这种超越能力支撑。
[5] 如《白色的画》叙述了作者“为看A而出发，却不知为什么看了B归来”的几次体验；《总统》叙述她在泰国被理发师差强人意地理了与泰国王妃同样的发型后却体验到一个民族有引以为荣的象征是可羡慕的事。两篇随笔均收入《灵长类人科动物图鉴》，文艺春秋文库本，1988年11月第七次印刷。
向田邦子 ©文藝春秋
通常，人们总是从与男性世界相敌对的角度去理解女权主义和女性文学，这是一种狭隘的看法。“女权主义的愤怒”的确是女性文学的重要内容，但远不是全部内容。在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东方文化背景下，尤其在强调集团利益、重视对他人的体贴关怀的日本文化中，完全有可能培育出另外一种女性文学，它同样有对于女性自身价值的尊重，但这种自尊与自爱不是在与男性世界的紧张冲突中确认的，而是体现为绕过这种冲突追求自身的发展。向田文学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点，《日本的女人》可视为向田的东方女性主义宣言，而这一宣言的前提，正是“男时女时”的社会语境——走运的是男人，不走运的是女人。
向田在随笔《寻找手套》中透露了她22岁时的一项重大抉择。当时物资紧缺，已在公司就职的向田因买不到合适的手套干脆不戴手套过冬。她的上司出于善意警告她：男的没关系，女的这样可不行。要是一点不肯将就，就尝不到身为女人的幸福了。向田受到极大震动。手套在此象征着婚姻，正如平原日出夫在研究向田文学的专著中指出的：“只知往高处看，对感谢、平安什么的不感兴趣的性格，就是结了婚她自己也不认为能有好结果 [6] 。”向田并未向这种“男的没关系，女的可不行”的现实抗议，她采取了另一种不妥协的态度——承认这一“女人不走运”的现实，用独身来保全自己的个性。
[6] ［日］平原日出夫：《向田邦子的精神世界与事业》，小学馆，1993年8月第一版，第55页。
用避免冲突的方式保全自己的个性，对于文学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心灵的自由与和平可以使人最大限度地拥抱世界，愤怒会扭曲人的感受性。女性文学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也在这里。弗吉尼娅·伍尔芙的女权主义开山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伍尔芙把女性所受不公正待遇与文学的特质分开来，指出用文学来发泄愤怒只会毁掉文学。妇女被禁止创作，妇女受到各种束缚，她们需要为自己争得一间屋子可以独立写作，并且通过写作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是伍尔芙女性文学观的前半部分，受到女权主义者真心拥戴；但她的后半部分观点却常常受到后来的女权主义者的抨击：伍尔芙认为，妇女争得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一笔固定的收入后，她对另外一性的看法会发生变化，她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恭维，于是她可以“不憎恨、不怨忿、不胆怯、不反抗、不讲道地写作”，从而获得小说家的“忠直”。伍尔芙始终没有离开小说的角度去谈女权，她认为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以一性去取代另一性，而是两性的和谐与合作：
因为既然两性都不是很完美的，再想想这世界之大，其变化之多，我们要只有一性，怎么能对付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伍尔芙提出她著名的“两性同体说”：
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也许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 [7]。
[7]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6月第二次印刷，第120页。本文所引伍尔芙的观点均出自此书。
伍尔芙的这一观点后来受到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8] 。同时也得到了后来的女权批评家的阐释发挥 [9] 。但无论是批评还是发挥，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伍尔芙“两性同体说”的语境——两性间的和谐。为女性争取正当权利并不是伍尔芙的最终目标，它充其量不过是手段，伍尔芙的目标是超越两性之间的纠葛，“消除脑子里的一切障碍”，“不动感情地就事情的本身去自由地想”，从而发现更广阔的世界。
[8] 参见［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赵拓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绪论部分。作者公允地抓住了伍尔芙两性同体说的语境，指出“她深知女权主义斗争的目标恰恰就是要解构男女性别间那种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同时也客观地介绍了其后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对伍尔芙女权理论与文本实践的各种“误读”。莫依认为英美女权主义批评界大多通过传统美学范畴研究伍尔芙，只是对卢卡契美学思想中男性人道主义的翻版。只有用反人道主义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握伍尔芙文本中激进的解构性质。但是，莫依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女权主义文学的政治性，她感兴趣的是伍尔芙文本中“先进的政治立场”，同样忽略了伍尔芙文学观中非政治性的部分，即强调女性发展自身而不是影响公众社会的观点。
[9] 埃莱娜·西苏的《 美杜莎的笑声 》对伍尔芙的妇女独自发展自己和双性同体说进行了出色的发挥（参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但是在她的论述中隐含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尽管她强调“妇女是双性的”，“无限地超越自己”，但男性世界始终被视作对立的参照系，从而使作者的视点始终未能离开女性主义文学的政治层面。
当然，伍尔芙也意识到了在妇女未争到正当权利之前很难超越两性之间的纠葛，但即使在阐述妇女在男权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时，她仍然强调“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她说：
如果你停下来骂，你就完了……如果停下来笑也一样。踌躇或是慌乱，那你就没有希望了。
这正是向田邦子的态度。
有趣的是，伍尔芙的女权理论没有成为西方女权理论与女性批评的正统权威，却在东方的岛国日本找到了全面实践者。向田邦子用她的整个人生与文学世界，走出了一条“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的东方女性之路，她几近完美地消除了脑子里的一切障碍，自由地观察人类、观察世界，正如伍尔芙所言：“她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女人。所以她的书里充满了那种奇怪的性的性质。那只有在性忘却自己的时候才会有的 [10] 。”
[10] ［英］弗吉利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第114页。
这种“奇怪的性的性质”，微妙地体现在向田所刻画的父亲形象与男女主人公的关系中。在向田文学的本文世界中，充满了这种“性忘却自己”的特质。
向田邦子 ©文藝春秋
选自《求错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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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19荣获坡州图书奖（Paju Book Awards）著作奖。多年来一直从事政治思想史以及与中日关系、亚洲等现实政治有关的复杂问题研究，致力于推动东亚地区知识分子的深度对话，曾于九十年代与沟口雄三先生共同发起连续六年的“中日知识分子对话”。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竹内好的悖论》（2005）、《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2017）、《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2018）、《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2019）、《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2020）、《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等。
题图：向田邦子 （图源：かごしま近代文学館）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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