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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比起写文章更爱讲道理,看不惯就开骂,甚至闹得朋友反目

原标题:曾巩比起写文章更爱讲道理,看不惯就开骂,甚至闹得朋友反目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文章一写出来就被众人拿去传抄,不到一个月就传遍天下,引得读书人争相背诵。王安石曾夸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明代读书人对他的评价就更高了,甚至说他是继孟子之后文采最好的人。但比起写文章,曾巩更爱讲道理。

曾巩特别喜欢从日常小事中发掘深刻的哲理—参观王羲之留下的墨池后,他在《墨池记》中总结:“无论写字还是做事,都要努力”;他的老师欧阳修写了《醉翁亭记》,他马上跟着写了《醒心亭记》,强调“真正让老师快乐的不是山水,而是国泰民安”;听和尚弹琴,他也能悟出“做人要奋发图强、品性端方”……

文人大多会玩绵里藏针那套,曾巩却喜欢板起脸来直接开骂。庆历年间,信州鹅湖院建了一座佛殿,有个叫绍元的和尚请曾巩写记文。曾巩在记文中怨气冲天地说:“朝廷正跟西夏打仗,全国上下都在勤俭节约,百姓更是辛辛苦苦地一边工作一边交税,你们倒好,修个佛殿花钱无数……对,就是那个叫绍元的和尚请我写记文的!”听这口气,仿佛要把绍元和尚死死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除了摆事实、讲道理,曾巩的文章满是“儒家正能量”,在封建时代怎会不受追捧?大儒朱熹就是他的铁粉。

其实曾巩早年的文章颇有几分灵气,也曾写出“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这般清新可喜的诗句,后来却越发追求“义正词严”。欧阳修对此惋惜不已,表示宁愿他“放飞自我”。

文如其人,曾巩的脾气比较火爆,连自家亲戚都怕他,朋友更是少得可怜。同僚王铚曾控诉他“仗着自己是前辈,看不起人”,曾巩却不以为意,自称“天下同志者不过三数人而已”,颇有骄矜之意。

曾巩和王安石曾是至交,两家几辈人都有姻亲关系,后来却因政见不合而发生冲突。曾巩任福州太守时,衙署旁有个大菜园,当时朝廷不给太守发放职田,他的前任就靠卖菜补贴生活,一年能收三四十万两银子。王安石劝曾巩将菜园的利润最大化、规范化,曾巩却嫌弃地说:“太守怎能与民争利?”于是任凭这个菜园荒废,当地菜农有了更多市场份额,无不拍手称快。

曾巩多次批评王安石做事急躁、有错不改,奈何王安石正得势,他被外放长达12年。他们一度断绝往来,直到曾巩临死那年,早已下台的王安石连续几天前去探望,两人勉强和好。

在王安石的政敌那边,曾巩也没讨什么好。况且,他的弟弟曾布曾是王安石手下的“变法骁将”。后来曾布与王安石闹翻,被撵出中央,在守旧派看来无非是“狗咬狗”,越发衬得曾巩可恶。敦厚如司马光也在《日录》中说:曾巩考中进士要入京时,乡亲高兴地办起道场,感谢皇帝为当地除了一害。这些说法并无实证,有可能是司马光为泄私愤而编排的。

如此一来,无论哪派当政,曾巩都无出头之日。皇帝偶尔动了起用他的念头,众人齐泼冷水,比如吕公著说他“人品不如能力,能力不如文章”。

面对坎坷仕途,曾巩虽有牢骚,却没过多痛苦和纠结,字里行间满是理性,几乎看不出情感起伏。与其说这是一种豁达,不如说是他对自身信念的坚定。他早已在儒家经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狭隘也好,偏执也罢,最终倒显得一派纯真,足以让那些自作聪明的投机者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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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押沙龙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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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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