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2日凌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者”、“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任溶溶离世。今年5月，他刚度过百岁寿辰。
任溶溶的一生，见证了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之路。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的他曾说：“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机缘，这是不是像一个童话呢？”一代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在丰富多彩的作品中定格。
任溶溶（1923-2022）。图｜ICphoto
回顾童年时期，有哪些人物故事曾伴你成长？
有人说，是跟自己一样没头没脑的没头脑，和喜欢在图纸上比划来比划去的不高兴。只是没能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真成了建筑师，回头再看不高兴设计的大楼，依旧觉得很新颖。
有人说，是“眼睛瞪得像铜铃”的黑猫警长。小时候拿书缠着妈妈讲黑猫警长的故事，妈妈总是不愿意，连隔壁阿姨也看不下去了：“你怎么这样呢？小孩儿爱听故事多好啊。我来讲，我来讲。”妈妈笑而不语，不出十分钟，隔壁阿姨大喊：“她都会背了，我讲错了还给我纠正！”
有人说，是《世界童话库》里漫游奇境的爱丽丝、骑鹅旅行的尼尔斯、畅游世界的小约翰……这些故事带着独有的世界观，治愈了儿时的阅读时光，也塑造了一生的人格品质。到了饭点，妈妈会三催四请，等吃完饭再看；爸爸则会在半夜突袭检查，被子里有没有透出手电筒的光亮。
有人说，是闯荡多部作品的“永远男一号”皮皮鲁。多少人的童年在皮皮鲁身上得到了印证，边看边幻想自己也能吹着泡泡上天；一本小册传遍全班，还要小心翼翼地看朋友借阅时是不是动作太大；长大后第一个网名就是皮皮鲁，翻到起毛边的册子被守在角落，留着以后给孩子看。
或许你还有其他答案，不妨翻开家中陈旧的书柜，开启尘封心底的回忆，与库叔一同回首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之路。
文|丁贵梓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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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程
现代意义上中国儿童文学的故事，可以从一个稻草人说起。
它站在田野里，默默守护着孤苦无依的老太太。
庄稼地好不容易盼来好收成，虫灾却来了。
它心如刀割，但无济于事。
渔妇在河边捞鱼，身边生病的孩子不停喊渴，
渔妇却一心捞鱼累垮了，它看着这一切却什么也做不了。
妇人不想被赌博的丈夫卖掉，要投河自尽，
它想叫醒渔妇去救人，却办不到。
第二天早上，妇人的尸体被发现，
渔妇的鱼干死了，孩子咳嗽愈发严重，
老妇人的稻田成了光杆。
稻草人，也倒在了田地。
这就是约100年前，叶圣陶带给中国儿童的第一本现代创作童话集《稻草人》，它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风东渐，思想文化领域之觉醒助推儿童文学创作之实践，童话、短篇小说、连环画等题材争奇斗艳。
1922年，郑振铎创作儿童图画书《河马幼稚园》，后起模仿续集数不胜数；
1925年，北京朴社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白话诗集，俞平伯的《忆》；冰心在1923年至1926年写的儿童散文集《寄小读者》，自1926年出版单行本到1941年，即印行36版。
社会风雨飘摇、人民水深火热、民族救亡图存，又给彼时创作烙上特有时代印记。这在《林家铺子》（茅盾，1932年）、堪称“抗日儿童文学的先声”的《华家的儿子》《火线上的孩子们》（陈伯吹，1933年）、《三毛从军记》（张乐平，1946年）等经典作品身上都有体现。
这只是早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其中一面。
当时，在学习西方、儿童本位等思想的碰撞、交融下，一批儿童文学翻译家大量译介国外儿童文学作品。1919年，周作人公开发表白话文译作《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为中国第一篇真正具有儿童文学特色的翻译童话作品。此后，鲁迅、赵景深、叶圣陶、郭沫若等亦积极投入儿童文学译介工作中。
孩子们总是欢乐的天真的没有心肠的，
这事总是这样继续下去。
写下译作《潘彼得》的最后一句时，梁实秋也不知日后这部作品会如此受欢迎。1927年，他在所住的大学图书馆楼梯旁小屋里发现了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J.M.Barrie)的原文小说本。“我太喜欢这部小说，于是就译了出来。”
1929年，初译版《潘彼得》由新月书店发行。如今人们熟知的梦幻岛（Neverland），在当时还被叫做“永无乡”。译作发行后的某日，梁实秋偶然在一家剧院里发现，英文原剧《潘彼得》的观众爆满，多半是十岁左右的孩子。
不断从国外优秀作品中汲取养分，正是早期儿童文学发展的另一支路，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据统计，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我们共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369篇，不仅数量较此前大增，国别也更加多元、体裁更为丰富。其中，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占比最大。
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译介儿童文学题材类别统计。
译介题材亦转向民族危亡等现实问题，任溶溶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2
新生
1949年后，中国儿童文学迎来新的开始，
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读物出版机构的恢复和创建工作中去。
1952年，全国第一个专门的儿童读物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55年，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创建了另一个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机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全国各地还恢复和创办了许多面向少年儿童的报纸和刊物，如《中国少年报》《中学生》等。
物质资源的匮乏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望相叠加，博采众长的发展路径仍在继续。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共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426种。其中，任溶溶一人就达30多种，约占总量的8%。长期的翻译工作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创作技巧，他自然走上了创作之路。
一天，任溶溶在咖啡馆里提笔疾书。这是《少年文艺》的编辑在急等稿件上版面，创作时间只有2个小时。
【注：《少年文艺》创刊于1953年7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刊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被誉为“作家的摇篮”，全国许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都在《少年文艺》上发表。】
没头脑记什么都打个折扣，糊里糊涂地造了999层的少年宫，却忘记装电梯；不高兴总是由着性子来，上台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时不高兴了，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
一篇5000字的经典童话作品就这样诞生了。两个形象生动的角色陪伴着几代人成长，以至于不少人现在还能脱口而出这段经典：“你不高兴跟他玩，他可是不高兴你不高兴跟他玩。”
可以说，任溶溶的经历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早期发展的印证。依托译介优秀的国外儿童文学作品，结合自身社会发展实际，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在摸索中悄然成长，作品大量涌现，质量不断提高，题材丰富多样。
据不完全统计，1950-1954年，共出版儿童读物4600多种，发行5740多万册。1954-1959年，共出版少年儿童读物8900多种，发行3.1亿册。无论是严文井的童话，还是柯岩的儿童诗，几乎每篇作品都洋溢着幸福、乐观、自豪、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与此相适应，各地建起一批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年儿童文学辅导小组及其他少年儿童读物的发行机构，中国少年儿童读物从出版到发行、从推广到辅导，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在那个没有电视和网络、国民受教育程度还不高的年代，巴掌大的小人书也是不少人难忘的童年记忆。
小人书一般指连环画，是用多幅画面连续叙述一个故事或事件发展过程的绘画形式。其内容或根据文学作品，或取材现实生活，编成简明的文字脚本，再绘制小型画幅。因主要读者为少年儿童，俗称小人书。
因通俗易懂，小人书在中国广为流传，很多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古典小说的情节人物都是从小人书中了解到的。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改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设立了连环画编辑科，聚集各路画家挥毫泼墨。后来，人们还将影视剧内容进行改编，绘制手法更是多种多样，白描、水彩、木刻、漫画、摄影，等等。
在不少人心目中，小人书的魅力甚至胜过童话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古典名著系列《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时候还时兴‘租书’，学校门口有小人书摊，常能看到孩子们在那儿看书。”“50后”读者老刘回忆道。
那时的生活节奏远不如现今快速，在街头巷尾，随便拉一个小马扎，捧一本小人书，就能津津有味地看上一天。不甚清晰的印刷见证了盛夏蝉鸣与冬日暖阳的交替，慰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小世界。
3
蓄力
时代变迁蕴藏新的生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儿童文学，
站在了下一个十字路口。
1977年初夏某日，一位戴着眼镜、略显黑瘦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沿着狭窄的楼梯往上，敲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你是来这里找我的第一个编辑！”办公室内，一位中年男子欣喜地迎接来客。
这位年轻人名叫班会文。十几年后，他以班马为笔名出版儿童小说《六年级大逃亡》，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艺术探索与实验的一员骁将”。但在当时，他还只是个普通的报社编辑，此行目的是约稿。
来迎接他的中年男子，正是任溶溶。多年后，班马已回忆不起那日与任溶溶交谈的更多细节，却清晰地记得两人一起吃午饭时，任溶溶兴致勃勃地说自己正在学习意大利文。
任溶溶则把这次约稿看作自己“第二个创作高潮的开始”，他开始将安徒生奖获得者的作品介绍到中国，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Lindgren）、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Kästner）、詹姆斯·克吕斯（JamesKrüss）、贾尼·罗大里（GianniRodari）等逐渐被中国读者熟知。任溶溶翻译的《木偶奇遇记》，是唯一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的、也是流传最广的中文译本。
在创作之路上，任溶溶并非独行。
1978年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后，中国儿童文学加快发展步伐：各地人民出版社少儿读物编辑室扩充，专门的出版社由原来的北京上海各一家迅速发展到20多家，面向少儿读者的报纸和刊物数量也不断增长。
1978年，全国儿童文学作家、编辑人数仅200人左右，此后几年间发展到3000余人。冰心、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等老作家的名字陆续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儿童文学报刊上，继续积极为少年儿童写作。柯岩、任大霖、任大星、葛翠琳、洪汛涛、郑文光、金波、张秋生一批新的中、壮年作家亦成为当时儿童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柯岩的儿童诗《陈景润叔叔的来信》，冰心的散文《三寄小读者》，严文井的童话《南风的话》等，皆为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经典篇目。
还有大批新人怀揣文学梦想踏进儿童文学的创作世界，大放光彩。
比如，中学教师张之路，和“生来带电”的男孩——霹雳贝贝。
比如，无线电仪器厂工人郑渊洁，和不甘命运的两只老鼠——舒克和贝塔。
再比如，长江油轮轮机工周锐，和他的童话世界。
后来，他们有的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提名，有的成为了“童话大王”，有的包揽了国内儿童文学界奖项。
新老力量交汇，在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迸发希望之火苗，为继续探索未知的前路积蓄力量。
4
求变
这叫创造性，懂吗？
平庸的人才循规蹈矩。
20世纪90年代初，秦文君开始在《巨人》上发表长篇小说《男生贾里》。在这之前，她已经写出了短篇小说《少女罗薇》《老祖母的房子》《四弟的绿庄园》、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等广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描写细腻，文字优雅内敛，并常常伴有严肃的命题思考，如人情、人性、代沟等等。
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男生贾里》围绕主人公生活中的小事，描述当时都市少年的心性志趣，叙事语调轻松活泼、略带调侃，整体作品幽默流畅、可读性强。
2022年7月22日，浙江德清县钟管镇“干山小镇农家书屋”，孩子们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丰富暑期生活。图｜视觉中国
这种写作风格的转变，与其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市场经济的大门初启，新兴文艺消费类型出现、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挤压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过去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次印刷几十万册并不罕见，90年代后却普遍降至十几万册甚至数万册。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92-1994）获奖作品中，印数在8000册以下的有11种，其中印数仅200册的有4种。
当时，一场关于未来10年儿童文学展望的研讨会在昆明举行，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把思考和发言重心放在了商品化时代儿童文学的命运与出路上。艺术与市场、作家与读者、文学价值与商品价值等等，儿童文学创作者们在多种因素的碰撞与包容中探索新的文学表达空间，寻求读者的亲近与回归。
与此同时，伴随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各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逐步与市场接轨，在选题、编辑、出版各个环节实现市场化运作，同时注重作品原创性。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推广幻想文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倡导幽默儿童文学创作。
结果，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两类趋向：以当下儿童现实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叙事作品（如儿童校园小说），从当代儿童立场和视角出发，轻快幽默地描写日常生活；采用幻想题材的叙事作品，借幻想世界、编织超越现实的童年故事。
其中，《男生贾里》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尝试，不仅囊括中国儿童文学界各种奖项，还被数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剧。
就像不甘循规蹈矩、寻求创作性的贾里一样，中国儿童文学顺应时代潮流，迎来了一个更为兴盛的时期。张之路的《我和我的影子》、班马的《六年级大逃亡》、曹文轩的《草房子》等长篇作品创作活跃，勾勒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轮廓。
2000年，在成都举行的年度少儿读物订货会上，全国30家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展销图书9000余种，其中当年5月以后出版的新书占总数一半以上。很多作品打破传统模式，在图书装帧、设计、内容策划、出版形式等方面都实现新的发展。
生长于世纪之交的孩子们虽未见证过小人书满天飞的场景，但他们对于儿时读物也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注解——《儿童文学》杂志。
这本创刊于20世纪60年代的杂志，也曾在市场化浪潮冲击下走入低谷。“市场和读者已不再是不请自来的客人。”1997年后，《儿童文学》逆市而动，通过调整栏目、加大开本、增加印张、提升装帧品质等举措，刊物品质迈上新台阶，月发行量也从90年代的6万册增长至21世纪初的百万册。
由其编辑部参与举办的“《儿童文学》擂台赛”、“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小说擂台赛”“中篇小说擂台赛”“全国省区儿童文学擂台赛”“写实小说与幻想小说擂台赛”等赛事项目，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交流对话提供了文学平台。
《儿童文学》刊登的故事，不知拯救了多少人学生时代的读书笔记作业。有读者留言说：“小时候最期待的事，就是一进家门，餐桌旁摆着透明塑封袋包装的《儿童文学》，每月1本，舍不得太快看完。对背面的那句话印象深刻：本刊适合9-99岁公民阅读。”
当年的小读者们，至今还时常聚集在各类网络社交平台，寻找那些早已记不起名字或细节的故事。还有人对一个“吹泡泡女孩拯救世界”的故事印象深刻，如今再看才发现，原来自己早在孩童时期就已看过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圆圆的肥皂泡》。
他们热情讨论钟爱的作品，回忆与之相关联的陈年往事，寻觅陪伴他们长大的精神家园。
5
齐放
走过世纪之交的低谷与困境，多元共生、充满希望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新格局悄然形成。
作为现今儿童文学作品的实际载体，童书（也称少儿图书）是其的重要构成部分。国家新闻出版署数据显示，2008年童书出版码洋就已超出版市场的10%。与此相应地，其在整个出版体系内也获得空前关注。2006-2016年，少儿图书年增长幅度均高于整体市场增幅，在2020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小幅增长。
2006-2016年中国少儿图书及整体图书市场增幅。数据来源：参考资料2
一些典型出版个案也证实了这一趋向。《男生贾里》1993年第一版首次印数仅2000册，21世纪后的发行量近200万册。
拥抱市场后，中国儿童文学愈发走向多元。
原创生产的重大突破集中体现在以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为代表的儿童小说创作上。“高兴时也跳，生气时也跳”的马小跳，就像世纪末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一样，都是“热热闹闹，开开心心一天天长大”的当代孩子。杨红樱也以近3000万册的图书发行量与全球全语种版权输出，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走向世界赢得了巨大声誉。
受此影响，小学生题材儿童小说作品越来越多，如：周志勇的《臭小于一大帮》、赵静的“捣蛋头唐达奇”系列等。就连曾以创作幼儿系列故事《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饮誉文坛的郑春华，也推出了以小学生为对象的《非常小子马鸣加》。
多元共生的儿童文学新格局，需要作家践行多种艺术创作手法，深耕多样文学门类。曹文轩长篇小说《青铜葵花》、金波长篇童话《追踪小绿人》、张品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十五岁的长征》等作品问世，其中既有追求深度阅读体验的精品性儿童文学，又有注重当下阅读效应的类型化儿童文学，也有直面现实、书写生存状态的现实性儿童文学，还有张扬幻想、建构虚幻世界的幻想性儿童文学，交相辉映，互补共荣。
放眼近些年的中国出版界和儿童文学界，图画书（也称绘本）的兴起是不可忽视的新趋势，如中国少儿出版社低幼中心推出的《中国原创图画书》100种。
除了原创书目，中国儿童文学界对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进也达到了新高点。在博洛尼亚、法兰克福、伦敦等地的童书展上，来自中国的童书作家、出版人摩肩接踵。这在为中国儿童读者提供更丰富的阅读和选择机会的同时，也进一步开拓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视野和发展空间。
童书市场快速发展的当下，电视、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介消费对纸质媒介的冲击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考。新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改变儿童生活、学习和交流方式，并化作基本的环境要素。
以互联网为例，据2010年《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国3.84亿网民中未成年人约占1/3，为中国网民最大群体。影视、手机、网络等新媒介消费与传统纸质阅读分享儿童的空闲时间，信息爆炸下“快餐式”阅读盛行，都在客观上导致了儿童自主阅读时间的减少。
科技发展之影响具有两面性，关键是如何让新媒介为儿童文学发展所用。
从电子和网络媒介角度看，儿童文学作品既可被制作成光碟或电子书，也能直接输入电脑或上传网页，在不改变文字形态的条件下而进入新媒介。通过利用电子媒介的超链接功能，作品也能突破纸质媒介束缚，安排不同情节发展可能，获得故事叙述上的解放。
从儿童文学创作者或童书策划者的角度看，新媒介也不失为拉近与读者距离的有效手段。比如，在童书策划阶段，作者、编辑往往会在收集各类网络社交平台上家长、学生们关心议题的基础上，在这种不受时空局限的场域里寻找真正适合当下儿童的选题方向。
在销售端，如今的图书市场早已不是校门口、大街上板车一推、坐等读者上场的场景，更多是通过中间方，如特级老师、亲子教育或母婴育儿领域的优质KOL（关键意见领袖，通常以各类新媒体账号为载体），借助第三方的影响力推广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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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在探索前行之路上，满腹情怀的童书人从未止步。
陌姐是一家儿童绘本馆的经营者，用她的话说，自己的工作常态就是“给孩子们讲故事”。
她清楚地记得给孩子们读过一本引自日本的绘本，名叫《纳豆妹妹》。就连她自己都说不清纳豆到底是什么，更不用说听故事的小孩子，毕竟这种食物如今已不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
纳豆、饭团、三明治、汉堡等等，来自国外的食物往往成为绘本故事里的主角，再被引进到中国。“咱中国吃的那么多，为什么不画一个我们自己的食物啊？”在《纳豆妹妹》的启发下，陌姐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在绘本馆里，她遇见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家长。2016年，两人开始合作以中国传统食物为主角的绘本。饺子、粽子、汤圆、腊八粥、月饼等等，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紧密相连的食物化身为孩童时期的玩伴。孩子们在了解传统食物制作过程与各自特点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触、学习了传统文化内涵。
“我不是专业作家，画手也不是专业画手，在我看来就是靠题材取胜的。”陌姐如此评价自己的这段经历。
在读客文化从事童书出版工作的徐乙，曾有近10年的传统出版社工作经历，他非常清楚培养一个优秀的编辑需要花费多大的心血。从选题到策划再成系列，都需要很多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增长。“现在大部分出版机构、童书项目策划人，更多还是在靠个人情怀、才华去拖着单个项目前行。”
在徐乙看来，自己身边从事童书行业的人都很有情怀，甚至有很多人觉得只要把书做出来就已经很骄傲了。而要保证持续稳定且优质的输出，才有可能支撑起童书产业，这需要有完整的流程或方法论支撑。在此基础上，还要给予作者、编辑足够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
在徐乙的工作中，重要的一步便是寻找“文化母体”。简单地说，就是寻找能与儿童生活、学习、成长息息相关的小事或问题。
“孩子跟家长出门逛街，看到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时家长说，这些不能全部都买。孩子就会反问，‘妈妈，我为什么不能全都买？’”
这是多数家庭里都会发生的场景，但在这里，这种稀松平常的对话就是童书创作的“文化母体”，其背后反映的问题是幼儿时期的财商教育。由此出发，编辑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相关的话题讨论，并做甄选、判断，最终创作出真正符合中国儿童生活实际与成长需求的作品。
面对如今纷繁多彩的图书市场，儿童阅读行为也愈发引起社会关注。在这片广阔的创作场域里，一批又一批童书人充分发挥自身才智，冲破困局，输出形形色色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我们还是能从不同的童书从业者和他们各自的创作理念中发现一些相似的闪光点，那便是：以儿童为中心。
儿童文学作品的最基础受众是儿童，但创作者多是大人，这种天然关系将儿童文学限定在了“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框架下，并预设了成人社会的期待与意志。如今，短视频、动画片等能与童书产生竞争的产品、娱乐活动数不胜数，要让儿童文学真正走进孩子们的世界，创作者和广大家长们还需要实现从管理者到引导者、陪伴者的身份转变。
徐乙和编辑们苦心寻找的“文化母体”，正是从儿童视角出发，发现问题并予以引导。“如果童书策划真正以帮助小朋友为目的，那么一定会去思考小朋友喜不喜欢、看不看得进这个话题。我们忌讳曲高和寡，内容质量好、孩子们却看不进去的书，或者只有极个别拥有良好阅读习惯的孩子才能看懂的书，从某些层面上来看它的意义或作用并不算大。”
陌姐亲身践行的绘本原创和亲子阅读，也是着眼于儿童成长的实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家长已然成为亲近的陪伴者，给予孩子生活习惯、情绪认知等的启蒙。“阅读这件事情就像吃饭一样，毕竟我们的脚步无法丈量世界的各个角落，但通过阅读，孩子从小就会了解到多姿多彩的世界，慢慢形成自己的‘阅读审美’，他就可以去探索自己想去的地方，寻求自己想知道的知识。”
回首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程，每个时代的作品都有其独特价值。经典流传不息，新品别出机杼。正如任溶溶所说：“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机缘，这是不是像一个童话呢？”如今，无数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道路上笔耕不辍、默默奉献的人们，正带着各自的“童话”，继续前行。
*实习生王硕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
1.祁宇，《任溶溶：为童话而生，也活成了童话》，齐鲁晚报，2022年5月21日；
2.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版；
3.方卫平、赵霞，《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版；
4.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
5.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概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版；
等等。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