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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作曲家董颖达:痛苦与天赋何以共舞

原标题:专访作曲家董颖达:痛苦与天赋何以共舞

当下打开任何一个触手可及的智能设备,搜索“董颖达”的名字,只会得到一行加上标点符号也不过十个字的简介:“董颖达是一名作曲家。”如若不看她的肖像照片,很多人甚至会下意识地以名字识人,以为这是一个男人。

类似的误解,在董颖达从事影视配乐作曲这一职业的近十年间,可谓是屡屡遭逢了——不仅是名字会让人混淆了对其性别认知的界限,她的配乐作品的品相也如是:电影《地久天长》《六欲天》《诗人》《影》《柳浪闻莺》,长篇剧集《北平无战事》《天盛长歌》《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大江大河》《扫黑风暴》《老酒馆》《大明风华》《清平乐》……这些作品风格各异,配乐气质也随之树立,有的意蕴婉转,有的恢弘开阔,有的风风雨雨,有的影影绰绰……但无论是哪一种调性、哪一曲歌谣,都是出自这同一只手,同一副灵魂。

这不得不让人对这些音符背后的那个女人心生好奇:令她达至百变而不拘一格的,是天赋的才华还是后天的经验?是她聆听过的世间万物之声,抑或是她行过的曲折迂回之途?

借由电影《断·桥》的上映之机,我们费了一番功夫邀约到了董颖达,以为将会是一场并不轻易的对话,殊不知却是以她浩荡的和盘托出贯穿始终的。

那天的告别也非常漫长,她开着车,我坐在副驾,穿城归家,一路上她都在给我放她写的歌,一首又一首,她的手不能离开方向盘,但手指却不能安于一处地一直随着节奏的变幻而跳跃。我们驶过火烧火燎的夕阳,转个弯又遇见初生的新月,再一起听水滴像时间一样噼啪滴落,于暴雨降临前。

以下,是董颖达的讲述。

《断桥》的配乐,我只用了五天。

本来李玉导演给我的时间是 15 天,我当时一听就“疯”了,我说我做不了,但是又无法抗拒。这个剧本我两年前就看过了,李玉导演在找到我之前,她的电影配乐还从来没有合作过国内的作曲家。

那天她把我一个人留在后期剪辑的棚里看片,看完了她问我“有感觉吗?”“你就放心地写,能写几条是几条。”我心里想“‘能写几条是几条’?,嘿!咱不是这种人啊”

后来时间变得越来越紧张,紧张到只剩下 5 天。那几天我就一边写一边在朋友圈里问:“谁在(录音)棚里?”“有小提琴(演奏家)吗?”“给我录一条!”我的“底线”无限被下探,非常有意思!第五天的零点之前,我把所有音乐都给她了,李玉惊叹:“你全做完了吗?”其实连我都没法想象。但是天呐,我就是全做完了。

之后我一个人在家,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到了第五天忽然觉得不太舒服,去医院挂急诊,心跳当时已经飙升到 118 了。医生抽了我七管血让我等着,说要确认一下心肌有没有受损,如果受损了就要马上手术。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的一首歌正在澳门参评一个什么奖,很多人都在祝贺我。当时气氛一片喜气洋洋,但我心里想的是“老娘要‘死’了……”我就坐在医院急诊的楼道里,心脏某一个地方一直在疼,等着医生的通牒,满眼都是又一个病人被运进来了、在抢救,还有人在嗷嗷叫……

你千万不要因此觉得我是一个多么“拼”的人,我一点都不拼,我能少写一个音就一定少写一个(音),我能少写一个乐器我一定少写一个(乐器)。我的谱子非常简单的。

很多创作者现在都已经认识到了,表演者在拍摄时的脆弱感是需要保护的,我每次在现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都很羡慕,就好像小的时候看邻居家的孩子——什么时候从业者们能注意到我们作曲家也是“脆弱的”?

我要写好的东西,就必须要真实,要真实,就必须要保持自己处在一种特别无菌的状态里。我把最真实展现给你了,也许你讨厌我,或者喜欢我爱护我,我没法儿控制这点。但我现在至少做到了松弛,哪怕代价是“受伤”,我也要保护我的音乐是真实的。

我追求简单,可是我从来没有懈怠过。有时候我会跟合作者说,请你们珍惜我,因为我随时可以离开的,扭头就走的,名利对我来讲不重要,但是我热爱“写音乐”这件事,它是唯一一个我手头能抓住的,让我迅速收到别人反馈的途径。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当语言的表演达到最饱和,可戏剧性还要再往下延伸的时候,音乐就要登场了。

作曲则是没有尽头的。

很多人会问我,你最喜欢自己以前的哪个作品?我永远告诉你,我最喜欢我的下一个。每一次写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再一次的见招拆招,像推手,又过瘾又自由。很多曲子我现在回想,重新再写一遍都能更好,但是不可惜的,那些招数可以用到下一个里面去。

写影视音乐和写传统音乐不一样,影视音乐有个“deadline”,(写)传统音乐,你永远可以改,永远可以不定稿。我喜欢有“deadline”。因为我小时侯曾被一个“九”的魔咒影响着,许多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舒伯特、马勒……都是写了九部交响乐甚至未完成就“走”了,所以我曾经一度不写曲子了,我不喜欢活在那种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除了影视配乐,我自己的作品从我考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开始就在写,但是我不想拿出来,那是太隐私太自我的东西了。

我之所以选择现在的职业,就是因为我喜欢“隐身感”。

附中的小孩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在被叫做“天才”。我一直不适应这种明晃晃的关注,我对此能做出的最大的反叛就是当有一天可以摆脱家长和师长对我的期待之后,像一头小动物撅着屁股藏在自己挖的洞里,“你们没看到我,没看到我,没看到我……”

J.S.巴赫是在死后多少年以后,因为同城的门德尔松在一个阁楼上发现了乐谱手稿,才被发现曾经有这么个人做了这些东西。在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一个我爱的作曲家不是这样的命运,莫扎特 6 岁的时候就是天之骄子了,又怎样?离世之后都不知道他具体葬在哪儿……

那些在音乐史中作品被留下来的神一样的人,创作时并不知道也不会在意自己的作品会不会流传千古,在乎了也就写不出来了,既然答案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在乎呢?在音乐的圣殿里,音乐是人们交流的唯一语言。

古今中外多少伟大的作品,在它们面前,我感到了渺小和无望。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十年,我一个音符也没写,多少人跟我说:“你这么有才华,不要浪费。”谢谢啊,才华就是我想浪费就浪费的东西。

我曾经受到过的教育是最最严苛的,我被从千军万马里选拔进入最高等的音乐学府,我刻苦地练琴,奋力地创作,从来没有让身边人失望过。但是在这所有之后,我却选择了远离。

我自我放逐了十年。那十年表面上过得挺潇洒,但精神上我很痛苦。这十年里有大约三年,我每天跟我妈妈打电话,夜里还会哭,但我没有跟我爸爸说一句话,因为小时候他逼迫我练琴,我跟他的关系一度很紧张。后来我发现,我不是在跟他生气,我是在跟自己生气。

我去过加拿大最东边的岛,看到夏天它草木自由生长的样子,想到冬天的荒芜,你会发现一切都自然而然,我有什么好矫情的?

我去西班牙,毕加索长大的地方,在他故居展室前把一个他画画的影像看了十几遍,看他的笔触,最强的在哪?最弱的在哪?收笔的是这样的?像痴了一样看进去。

我去阿尔勒,梵高住过的疗养院,坐在庭院的话从边上,风吹过来,我寻找他画画的角度,像采景一样看,我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就感受那一刹那的感受。

我去了莫扎特的家,把鞋脱了光着脚,恨不得把每一个砖都抚摸了一遍。还去了巴赫埋葬的教堂,坐在门边的台阶上喃喃自语了一个下午。七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弹巴赫,我跟老师说我喜欢他,老师都不能理解——你才多大?你懂巴赫?但我就是听到他的东西就想哭。

那十年,让我学会了静心地生活。后来我回来,决定进入这个行业,我也不会随随便便,我就是 all in,play hard,work hard。我不要让人觉得:你看她是个女人,年龄、性别、学历、姿态怎么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想用这些来做标签。

我家乡话里有个词叫“修理”,我大概就是被“修理”得太久了,就什么都可以接受了。你不觉得这样的人内心更有力量吗?因为你给我来啥,我就能接住。

你知道为什么成为一个女作曲家特别难嘛?我可以回答你,我这一辈子也在追寻这个答案。女人一旦进入婚姻,组建家庭,有了孩子,她的时间就会被无限分割,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写大部头的作品。

这是个现实,我认。所以我一直说自己只是个“写小曲儿”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我的一种态度。

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关”要过,我已经度过的我的那道“关”,放眼望去前面的路,痛苦和虚无之间,我宁肯要前者。

来源:北青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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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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