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华中学术》2022年第2期（总第38辑），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邵杰老师授权发布！
《诗经·甘棠》地域及相关史实考辨
邵 杰
内容提要：《诗经·甘棠》的地域自来有南国说、雍州说、燕国说三种意见。结合《太保玉戈》等铭文，可知“南国说”无法将召公奭舍于甘棠树下与其获得南国人之爱敬合理协调；而通过周初燕国诸器的考察，可知“召公封燕”最有可能是在成王时期，且召公奭并未实际就封，克为首位燕侯，之后其弟旨继之，克与旨同为召公奭之子。而燕国初期周族文化尚未渗透进普通民众的生活，燕人要感受且歌颂召公恩泽，并无条件和环境；再比照诗中“蔽芾甘棠”之语，其所叙写，当在北方相对干旱的地区。综合可知，《甘棠》的地域当在雍州。其时陕西王畿地区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周初分封诸侯于陕西以东，与此紧密相关。
关键词：《甘棠》；召公；铭文；燕侯；雍州
《甘棠》一诗，是《诗经·召南》中与召公关系最密切的一篇，也是知名度较高的一篇。诗篇中的“召伯”究竟是周初的召公奭、还是西周中后期的召伯虎，在清代才真正成为问题，此前的学者皆将“召伯”认定为召公奭。据笔者考证，“召伯虎说”存在疏失，《甘棠》中的召伯应是召公奭[1]。以此观照历代关于《甘棠》地域的说法，可得三种意见：
1、南国地区。此说发轫于毛、郑，代表为朱熹《诗集传》：“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2]此说是传统时期最为流行的说法。
2、雍州地区。此说来源较早，《说苑·贵德》：“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3]《说苑》一书，乃刘向汇集春秋至汉代之逸闻轶事编纂而成。可知此处所言之《甘棠》本事，汉代以前早有流传，汉代文献如《史记·燕召公世家》《韩诗外传》等多有相似记载[4]。后世从此说者不少，虽多数并未显言，但推求之下，意皆在雍州无疑。
3、燕国地区。此说产生年代较晚，首见于明代丰坊。其论此诗旨意曰：“召康公勤于劳民，燕人怀之赋《甘棠》。”[5]丰坊诗说之伪，早有定评。但其书在当时颇有流传，多有信从者，作为思想史之印记，亦有价值。
近年来出土文献的日益丰富，为该问题的深入提供了契机。以下将结合相关出土文献，对相关说法进行梳理和讨论，以期得出最合理的结论。
一
召公奭与南国的联系，以往学者多据郑玄之说，加以引申生发。郑玄《毛诗谱·周南召南谱》云：
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受命……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6]
此说认为，周、召二公在文王时受封食采于岐周地区，《周南》、《召南》作为诗集，出现在武王之时，但诗篇中的事迹，自可溯至文王时。后来的学者，或信或否，都未能有新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文献无征，周、召二人与南国地区究竟有无关联，并无直接的材料可资说明。故召公奭在何种意义上与南国发生联系，历来学者多茫然不能知。
《太保玉戈》铭文为问题的进展提供了契机。太保玉戈1902年出土于陕西，1919年即流传海外，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学界才开始真正研究此器。李学勤先生将铭文释读为“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用鼄走百人”，且断此玉戈的年代应在成王前期[7]。这个结论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按照李先生的解释，铭文中“殷”字意为殷见，即诸侯会集向王朝见，“殷南”是殷见南国的诸侯。商周金文中，这种典礼都是在王主持下进行的。“殷”的主语是“王”，不是太保。举行殷见典礼的地点，估计是在周都，并不在南国。由此可知，成王命召公巡省南国，沿汉而下，是为了召集当地诸侯来朝之事。由当时历史情况来看，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后，是巩固王朝南方统治的一项措施[8]。
关于具体事件，尚有不同解读，有的学者认为，周公平三监之乱后继而东征时，呈三管齐下之势，一支是东进至鲁，一支是东南伐淮夷、徐戎，“还有一支南下江汉，是由召公率领，使命大概为‘外抚诸侯’。……（《太保玉戈》铭）记这一支在太保召公的率领下，由丰京出发，循汉水谷地南巡，招抚南国诸侯入周朝见，又赏给周克商时的盟友濮国之君仆御百人，命之就封。看来此支南下较顺利，未遭遇重大战争，即巩固了周对南土的控制。”[9]云召公南下是东征部署之一部分，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周公东征的同时或稍后，召公的行军路线当在北方。这一点有《太保簋》铭文为证：
王伐录子圣，謯厥反，王降征令于太保。太保克敬亡遣。王永太保，锡休余土，用兹彝对令。（《集成》4140）[10]
目前关于铭文的释读还有不同的意见，关键在对“录子圣”的解读上。陈梦家、郭沫若、王晖等先生皆以“录子圣”为安徽地区之人[11]，唐兰先生则认为录子当与武庚禄父北遁有关，其言：“录与鹿古字常通用，录子之国当在今河北平乡县一带，汉代为钜鹿县……今平乡在殷墟之北，约一百余公里，王子禄父北奔，当即至此。录子圣应是商王宗族。铜器中有天子圣觚，天子即大子（太子），在商王族中地位极高。此时禄父当已死，祭以庚日，所以称为武庚，成王伐圣，当是巩固其北疆。”[12]显然，此言“录子圣”为北方之人。任伟、陈致诸先生都同意此说，并分别作了补充。总体看来，唐兰先生一方的论证更为周详，意见更为合理。召公的北征与武庚出逃殷地有关，而其取得之胜利又与其日后“封燕”之事大有关联。那么，此时的召公，应该是无法分身去南方巡省各诸侯的。
准此可知，《太保玉戈》中召公的南下，当如李先生所言，是成王时期东征胜利之后的政治举措，意为安抚南方诸侯，稳定人心。召公巡省南国，应为成王之命，以周初情势衡之，其作为股肱重臣，不可能长期在外；在巡省过程中，其作为成王之代表，更不可能不接受南国诸侯的礼待而舍于甘棠之下；言南国人“爱树而不忍伤”，恐为悬想之辞。成王时期的召公奭，威望隆显，若推及文王、武王时，即便与南国地区发生关联，亦难致其人“爱树而不忍伤”的地步。文王、武王时期，南方诸国与周的关系，应是从对等的政治实体逐渐变为臣属之国。据《逸周书·世俘》篇所载，武王伐纣后追讨殷遗及敌对方国，所伐敌方有越戏方、陈、卫、磨、宣方、蜀（荀）、厉等国，多在南方地区[13]。参照《大武》乐章“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之语，可知伐纣前后南国地区并未悉数臣服于周，南国地区成为周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召公奭要在此种情势下，令南国人爱敬挂怀，恐不太可能。换言之，成王时，召公奭有为南国人所爱敬的条件，但无舍于甘棠树下的可能；而在文王、武王时，其或有舍于甘棠树下之可能，却没有为南国人爱敬的条件。召公奭与南国的关系，无法将此两个要素合理统一。因此，《甘棠》诗应不太可能产生于南国地区。
二
召公与燕国地区的关系，需要首先梳理“召公封燕”之事。《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14]似以为武王封召公于燕。郑玄《毛诗谱·周南召南谱》云：“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时周公、召公是也。”[15]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亦云：“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至宣王时，召穆公虎其后也。”[16]言明是召公元子代为就封。
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193号墓出土《克罍》《克盉》，两件青铜器均属西周早期，铭文相同：“王曰：‘太保，惟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事羌、马、謯、雩、驭、微。克寓匽，入土眔（及）厥司。用作宝尊彝。”[17]根据西周金文的记载，周初任职太保的只有召公奭一人[18]。而匽，显然即为燕。故此器铭中所述必与封燕之事有关。考古学者们通过器物的纹饰、形制等诸多方面，结合墓葬特点，判断该器年代上限不得早于成王时期[19]。至于铭文中的“克”，一般认为是人名。以此而论，此铭所记，当是成王册封燕侯的记录。
另，传世的青铜器中有两件西周早期的《匽侯旨鼎》，提到另一位燕侯——旨，两器铭文如下：
《匽侯旨鼎》（一），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用作有姒宝尊彝。”（《集成》2628）
《匽侯旨鼎》（二），铭文：“匽侯旨作父辛尊。”（《集成》2269）
克器中有明确的封侯记载，而《匽侯旨鼎》中则径曰“匽侯”，且言“初见事于宗周”，说明旨之前并未来过宗周，当是袭位为侯之后初次前来。这与克器中的记载形成明显反差，说明克必定在旨之前为燕侯。不过，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曾引起诸多争议。争议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两代燕侯为父子关系，旨为克之子，“父辛”即指克；一种认为两代燕侯为兄弟关系，旨为克之弟，“父辛”即召公奭。问题关键是对“父辛”作何理解。而这需要结合其他青铜器通篇考察，最主要的是含有“召伯父辛”的诸器：
《伯宪盉》铭：“伯宪作召伯父辛宝尊彝。”《集成》9430.1）
《宪鼎》铭：“唯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侯赐宪贝金，匽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宝尊彝。宪万年子子孙孙宝，光用大保。”（《集成》2749）
《伯龢鼎》铭：“伯龢作召伯父辛宝尊彝。”（《集成》2407）
《龢爵》铭：“龢作召伯父辛宝尊彝。”（《集成》9089）
克先于旨为燕侯，已为琉璃河出土之克器所证明。而旨乃为“父辛”之子，因此，许多学者据《世本》中燕国君世系为“自宣侯以上皆父子相传，无及”的记载[20]，断克与旨也是父子相传，克为旨之父，即“父辛”。陈平先生结合诸多青铜器，对此作了深入研究：
“初见事于宗周”，乃“旨”刚即位为燕侯去宗周面圣朝见天子，其时太保奭仍健在，而“旨”之母“有姒”已故，因而“旨”为其母“有姒”作祭器。作“父辛尊”时，燕侯旨之父“父辛”即召伯父辛，亦即太保召公奭，亦已薨逝，故“旨”方为其父辛作祭器。因而，这个燕侯旨是跨越其父太保召公奭的“生”与“死”两个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为燕侯，一定在燕侯克之后。[21]
综合来看，便知克与旨同为召公奭之子，成王时正式封克为燕侯，克在位时间较短，之后其弟旨继为燕侯，旨在位时，其母有姒、其父召公奭先后而卒。辛，为召公奭的日名。故旨作器时称其为“父辛”，而嫡亲之诸侄如伯宪和伯龢作器时，则称其为“召伯父辛”。
结合前引郑玄、司马贞的说法，许多学者认为克当为召公之元子，即第一代燕侯。如此一来，《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说法不免有些落空。但根据武王克商后早逝及成王初期东征等种种情势，武王时期封召公于燕的可能性实在极小。《史记》本身的记载也有矛盾之处，如《史记·三代世表》在武王一栏中，只有“周武王代殷。从黄帝至武王十九世”的记载，而在成王一栏中，却记有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等11国，除秦国以外，其他诸国都载明为“初封”。[22]可见，某种程度上，太史公对齐、鲁、晋、燕等国在周初的分封时间是了然的。此处记载也更符合周初的政治军事形势。
召公在甲骨文及金文中，有众多的称呼，却从未见称呼召公为“侯”的材料。惟一可能引起异议的，是出土于琉璃河253号墓地的西周早期的《圉方鼎》，其铭文曰：“休朕公君，匽侯赐圉贝，用作宝尊彝。”（《集成》2505）唐兰先生曾将铭文中的“公君燕侯”连读，引起了一些误会[23]。经考察，此四字应断开，“公君”为召公奭，“燕侯”为召公奭之子[24]。若召公真正就封燕侯，金文中当有相应的痕迹。因此，言召公封于燕，可能为推尊之言，真正封于燕者，是召公之子，目前可知至少有克与旨两代燕侯。
不过，召公显然是到过燕地的。《小臣摣鼎》铭文曰：“召公建匽，休于小臣摣贝五朋，用作宝尊彝。”（《集成》2556）学界皆定此器年代为成王时期，铭文中建字，从裘锡圭先生释,裘先生并解释道：“由此可知，周代初年封北燕时，虽然实际上由召公的元子去当燕侯，但是在初封之际，召公确曾亲自莅燕，安排建国大事。”[25]曹定云先生则根据琉璃河遗址中的西周甲骨卜辞“成周”，推测其为召公卜成周遗物，并论证召公奭曾到过燕国都城[26]。以现有材料观之，召公奭在燕地逗留时间当不会太久。召公来燕地，当主要是为即将新立的燕国安排规划，之后，乃返回成王身边协助处理王朝事务。
根据克器铭文的记载，“燕国受封时其授民的成分是较为复杂的，既有北方羌、猃狁等少数民族，也有殷商子姓遗民。”[27]姬姓贵族在当地只是处于政治上层，还不可能对燕地进行统一的文化建设。当然，必要的礼乐机制还是有的，如北京琉璃河1029号墓地出土有“匽侯舞戈”铭文的铜钩戟和铜泡，后来1193号大墓又出土有“匽侯舞戈”铭文的铜戟和数量众多的背面有“匽侯舞”或“匽侯舞昜”等铭文的铜泡[28]。经研究，它们就是从事“大武”“干舞”等“武舞”兵卒所持的仪仗器械，也就是《周礼·司干》所言的“舞器”。“匽侯舞昜”就是说它是匽侯舞器上的昜（铜泡）。[29]这些舞蹈器具说明燕国初期有过相关的乐舞表演和艺术生产，但这些显然是为匽侯等上层贵族服务的。以燕初的情形而论，燕国初期的上层贵族，多来自周，此时的艺术表演很可能就渊源于周，而不可能普及燕地民人。根据学者考察，“西周燕文化中商文化因素最重，周文化因素次之，并间或显示出少量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他族文化因素的存在。……西周燕国的统治方式，是实行重要城镇和军事要地占领的据点式，其势力还不可能触及到占领区的每个村庄。”[30]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燕国初期，周人作为贵族之文化尚未渗透进普通民众的生活。
由此可知，西周燕国初立时，燕国的民人要感受到召公之恩泽，时间、环境等诸多条件恐怕都不允许。既无机会与召公建立起深厚的联系，那么，形诸歌咏以歌颂召公，就必然显得理由不足。而且，从金文中对召公的称呼来看，即便燕民欲颂召公，也不太可能直呼其为“召伯”。要之，《甘棠》一诗并非出自燕人，亦不太可能产生于燕地。
三
从情理上讲，召公奭在雍州的时间应该更多，其与南国、燕国之关联并不如雍州密切。相较之下，《甘棠》诗更有可能产生于雍州之地。诗中甘棠作为一种植物的属性，值得注意。诗中“蔽芾甘棠”句下毛《传》曰：“蔽芾，小貌。甘棠，杜也。”[31]另据《尔雅》，作为一种植物的甘棠，当是杜梨。《尔雅·释木》云：“杜，甘棠。”又曰：“杜，赤棠。白者棠。”郭璞注前曰：“今之杜梨。”郭璞注后曰：“棠色异，异其名。”[32]从汉代的舍人、樊光等对《尔雅》的注释来看，均持此种意见：即白者称棠；杜为赤色，名赤棠。甘棠即赤色之棠。[33]陆玑的意见稍有不同，其云：“甘棠，今棠藜，一名杜藜、赤棠也。与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恶。子白色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涩而酢无味。俗语云‘涩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韧，亦可以作弓干。”[34]其一方面言甘棠有赤棠之名，但又将甘棠与白棠等同起来，以之为赤棠的对立面，显然是有矛盾的。从其描述来看，可知其认为甘棠之甘乃味道之甘。而郭璞诸人则以甘棠之甘为色甘即色赤。究竟哪一种是合理的呢？在此之前，需要先考察“蔽芾”二字的内涵。
对于诗中的“蔽芾”二字，宋代以来颇有异议。首先提出疑问的当属欧阳修，其《诗本义》云：“毛、郑皆谓：蔽芾，小貎。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烦劳人，故舍于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则非小树也。据诗意乃召伯死后，思其人爱其树而不忍伐，则作诗时益非小树矣。毛、郑谓蔽芾为小者，失诗义矣。蔽，能蔽风、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树之茂盛者也。”[35]此一说法完全颠覆了以往关于“蔽芾”的解释，为后来的绝大多数人所信从。但仔细循察，此说根本不能成立。其言诗作于召伯死后，甚无道理。召伯为召族之长，世袭而得称。也就是说，《甘棠》一诗若出现在召公奭死后，召伯已另有其人。凡诸家据诗意推论诗作在召伯死后者，皆以后世怀人之诗推度前人，实不足为凭。
又其言“棠可容人，舍其下则非小树”，乍看起来理由充分，深究之下，乃知其误解了毛《传》、郑《笺》的“舍”。“召伯所说”下毛《传》曰：“说，舍也”，“召伯所茇”下郑《笺》曰：“茇，草舍也。”[36]此两处之“舍”，皆为止息之意，之所以令人有屋舍之联想，大约受到了《韩诗外传》中“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的影响[37]。《韩诗外传》多存先秦汉初之故事传说，但若以之考校训诂，恐可靠性不高。况且召伯为一族之长，自有城邑可居，筑屋于甘棠树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召伯在此树下休息，未见得此树就必须是大树。《诗经》中另有一处“蔽芾”，见《小雅·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毛《传》曰：“樗，恶木也。”郑《笺》曰：“樗之蔽芾始生，谓仲春之时，嫁取之月。”[38]此处之解释可与《甘棠》一诗互参。宋代以来论者多因《甘棠》之蔽芾，而株连《我行其野》之蔽芾，谓其当为茂盛之意。此论实为无见，樗既为恶木，况其又在于野，以理度之，即知其并不茂盛。“蔽芾”之意，仍当以毛、郑之说为是。《尔雅·释言》亦云：“芾，小也。”[39]可见蔽芾二字，绝非茂盛之意，其基本的内涵是小。“蔽芾甘棠”，乃是说甘棠树外观较小。结合诗篇语句可知，此树颇受爱护，但犹蔽芾而小，一方面固然说明诗作年代距离召伯憩息此树之时并不太远，但更重要的启示或许是树木的果实味道当属苦涩，而非味道滑美。以此而论，郭璞、舍人、樊光等注家所言更合情理，陆玑所云，恐未必然。亦即，甘棠当为赤色之杜梨。
杜梨在我国分布较广，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流域及东北南部均有栽培[40]。但在黄河流域分布最多[41]。此种树木虽然适应性极强，但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状态亦有差异。据研究，在森林植物地带内，杜梨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带的生长要比暖温带半干旱地带好：前者树高、胸径较后者高50%，材积高出2倍。[42]以南北气候差异来看，甘棠“蔽芾”的可能性，显然是北方为大。况且，西周时候气温普遍比现在要高[43]，若在南国地区，杜梨的生长更有可能是繁盛的，而非如《甘棠》诗中所言是“蔽芾”其貌。这就意味着，衡以甘棠树的生长特性，《甘棠》一诗所写的甘棠，当在北方气候相对干旱的地区而非南国。周初燕国地区既已不可能产出赞颂召公之诗，那么，《甘棠》一诗产生的地点应在雍州之境，即今陕西地区。
四
《甘棠》地域既明，那么诗中“勿翦”、“勿伐”、“勿败”之语，正说明此树有翦、伐、败的可能。这可以侧面证明，此树应为召公奭偶然憩息之所在，并非是闻一多、晁福林等研究者所认为的社树，亦并未因召公而成为社树[44]；同时也暗示出当时雍州地区土地资源的紧张趋势，所以才有伐树之虞。从目前的金文资料看，自西周中期开始，贵族宗族财产的整体性开始严重破裂，土地买卖或交换较为频繁，而被卖的宗族土地财产却不能转移到另一个新地点，原来可能界划分明的各宗族财产，逐渐变得零散；而且，此时周王赏赐的土地也不再是一大整块，而是呈现出破碎、零散的趋势[45]。西周早期的材料较为缺乏，但以情理言之，土地资源之紧张趋势当已兆显。
西周初期陕西王畿地区土地资源的紧张，其实不难理解。贵族的不断册封及支系扩展，导致贵族阶层人口逐渐增多，而王畿地区的土地资源相对固定而且有限，并未有大规模的恳拓，这样就无形中构成了一对矛盾：日益增多的贵族阶层需求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据金文记载，岐周、丰、镐诸地都有王室活动和当时贵族生活的踪迹，“渭河谷地中散布着多个王室中心，周人的管理正是从这些行政中枢开始，沿着渭河的支流延伸到乡村地区中去。……不过渭河谷地同时也是众多贵族家族的所在地，它们在王室中心拥有居宅，但同时居住在那些遍布于渭河平原上的宗族地产之上。”[46]随着王室公族的人口渐多以及贵族分支的逐渐增多，原有的王室地产和贵族宗族地产，必然不敷所用，扩大地产面积当为维系贵族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处于城市的居宅，也必然随着人口的增多而扩大面积，再加上职官的逐渐系统化，办公人员的处所也将有所扩展。这一切必然使得陕西地区的土地资源出现紧张。
同时，周初王畿地区还面临着外来人口的压力。西周《史墙盘》铭文载：“微氏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命周公舍寓，于周俾处。”[47]可知，周武王时期已有外族来岐周居住。微氏家族自烈祖开始迁居周地，其家族铜器窖藏又发现于今陕西扶风的庄白村，可见铭文中所谓周地，当指岐周[48]。微氏先祖见武王，被安排至此，显然是周王室的一种策略：在周族经营数代之岐周，与周人杂处，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周族之业绩，坚定其信念，遵周之道。铭文中的“周”，仍当属岐周为宜。武王时期既如此，那么成王时期，尤其是东征之后，周人的统治地位已逐渐稳固。陕西地区王畿所在，势必引得天下人瞩目，外族前来居住，实为理所当然。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压力，必然使得原本的空地日渐萎缩乃至强行得到开辟。以此背景看来，《甘棠》中关于伐树的顾虑，应非虚言。
在此基础上，重新观照周初的分封诸侯，尤其是如“召公封燕”“太公封齐”“周公封鲁”般，远离陕西王畿直达陆海之滨的举措，可知其固然包含着王室对于亲族的信任和期以“为周屏藩”的政治军事意图，同时也是基于王畿地区土地资源紧张趋势的一种调和手段。前文已论，除召公奭外，燕侯自封燕之日起应不再袭召氏爵号，留守王官之召氏当为大宗。那么，王畿宗族与外方诸侯并存的政治架构，以宗法血缘关系而言，显然可视为西周上层贵族分宗立祀制度的政治化；而其背后的地理隔绝及土地资源的差异，则为西周王朝内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和文化体的区分提供了基础。这种根植于不同地理状况中的实体区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得到积淀与强化，且绵延至今，已成为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风俗文化生态体系的重要基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诗经》地理文献整理与研究”（16CZW01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详参拙文《〈诗经·甘棠〉“召伯虎说”综理》，《天中学刊》2016年第5期，第55-57页；《〈诗经·甘棠〉旨考》，《中国诗歌研究》第十八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3-65页。
[2]（宋）朱熹：《诗集传》，《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
[3]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4-95页。此处所引之《传》，当即《公羊传·隐公五年》之语：“天子三公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
[4]《史记》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50页；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页。
[5]（明）丰坊：《诗传孔氏传》，影印明刻《百陵学山》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2页b。丰氏其其他著作中意见亦类似，如：“召康公勤于劳民，国人怀之赋《甘棠》”，并加解释：“召国之人，盖燕民也。”参其《鲁诗世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6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41页。又如“《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诗赋也。”参其《申培诗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影印明刻《百陵学山》第2册，第17页a。
[6]《毛诗正义》卷一，影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4页。
[7]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
[8]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139页。
[9]王宇信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82页。
[10]本文引《集成》文字，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个别文字根据需要有所改动，标点亦间有改动。为避繁琐，此下不再一一出注。
[11]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7页；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6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2页；王晖：《周文王克商方略考》，《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8页。
[12]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1页。
[13]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第1-6页。
[14]《史记》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49页。
[15]《毛诗正义》卷一，影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5页。
[16]《史记》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49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20-31页；殷玮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综合研究》，《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第1-21页；陈平《克罍、克盉铭文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91年第9期，第843-854页。此处文字参酌各家，为行文方便，一般写作通行字。
[18]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20-31页。
[20]此条出《史记索隐》引谯周语：“《系本》谓燕自宣侯以上皆父子相传，无及。”“世本”作“系本”，乃避唐太宗之讳。见《史记》卷三四，第1551页。
[21]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7页。
[22]《史记》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0-501页。
[23]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页。
[24]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2-163页。
[25]裘锡圭：《释建》，《古文字研究》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9页。
[26]曹定云：《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卜甲与召公卜“成周”：召公曾来燕都考》，《考古》2008年第6期，第80-84页。
[27]任伟：《西周封国考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第405-41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20-31页。
[29]陈平：《克罍、克盉铭文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91年第9期，第843-854页。
[30]陈光：《西周燕国文化初论》，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册，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1-374页。
[31]《毛诗正义》卷一，影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7页。
[32]《尔雅注疏》卷九，影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36、2637页。
[33]《尔雅注疏》卷九，第2636、2637页。
[34]（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35]（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
[36]《毛诗正义》卷一，影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7页。
[37]此点季旭昇先生已得我先，参其《〈诗经〉研究也应该走出疑古时代：以〈召南·甘棠〉诗的诠释为例》，陈致主编：《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
[38]《毛诗正义》卷一一，影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5页。
[39]《尔雅注疏》卷三，影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85页。
[40]《中国植物志》第36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66-367页。
[41]《黄土高原造林》编写：《杜梨》，《陕西林业科技》1978年第2期。
[42]韩恩贤、赵辉、罗伟祥：《黄土高原杜梨生长调查分析》，《陕西林业科技》2001年第4期，第16-19页。
[4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5-38页。
[44]详参拙文《〈诗经·甘棠〉本事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36-39页。
[45]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59页。
[46]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1-142页。
[47]本文所引据李学勤先生之释读，参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第149-158页。
[48]宗德生：《试论金文中的“周”》，《南开学报》1985年第2期，第55-58页。
【作者简介】
邵杰，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唐前文学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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