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一个人孤独不叫孤独，无人言说才叫孤独
董宇辉说，如果你不知道该看什么书，我给你指一条捷径，就是读一读历届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精选出来的，是精品中的精品，是好书中的好书，大家要相信评委们的眼光，也要相信广大读者的共赏力。
小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便是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07—2010）。同时获奖的还有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等等。
中国文学自《诗经》起，就有了书写孤独的历史。无论是“云何吁矣！”“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悲伤感怀，还是“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式微，式微，胡不归？”的无奈追问，其中都隐藏着一个被拉长的孤独影子。
《论语》首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许多人都理解为圣人看到远道而来的朋友非常快乐，但是刘震云说，这句话恰恰体现了圣人难以言喻的独孤。“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而来的人当朋友；这个远道而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
阮籍是个把自己的孤独无限放大的人，他无目的驾马挥鞭，穷途恸哭而返，无人能知其意。嵇康将他的孤独化在一曲《广陵散》中，《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他向山涛绝交的宣言，也是孤独的宣言。张若虚的“不知江月待何人”、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李白的“浮生若梦”、苏轼的“灰飞烟灭”、柳永的“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纳兰容若的“故园无此声”，无一不在倾吐着孤独的心怀。
读《一句顶一万句》，第一个感受就是孤独，孤独就是存在的本质。首先是友情缺失导致的孤独，准确地说，是没有精神交流对象导致的孤独；其次是背叛导致的孤独，亲人之间的背叛，恋人夫妻之间的背叛，以及朋友之间的背叛，使得许多人陷入孤独不敢与人言说的境地。
既然人生来孤独，那么如何反抗？主要靠说话，即与人倾诉。刘震云在提到自己一个自杀的同学时说，“他的话找不到人说，没有一个人听他倾诉。”
刘震云认为，“将《论语》和《圣经》对照。第一句话，《圣经》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说的是人、神、天地、万物的关系；但《论语》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指的是在人中要找到知心朋友。”这是中国人跟其他民族特别不同的地方，是宗教性的差别。在神人社会，有痛苦可以与神对话。而在人人社会里，将心腹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来扎向自己。朋友是危险的，而神是保险的。
刘震云以不动声色的方式讲述着很琐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件件细节都在传达着这层意思：说话具有不可预知的力量，说话的结果又往往不是说话者的本意，人们每天都不得不说话，却又无法通过说话真正与人沟通。在说话中看似热闹，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刘震云用“找话”一词来概括“知己”难寻的寂寞，“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所写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时间跨度近百年。有人说它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有人说写出了作为“幸存者”的乡土经验；有人说刘震云在俗常琐事中举重若轻地进行了关于交流和孤独的形而上思考；还有人说真正写出了乡土中活的思想和活的情感。
《一句顶一万句》讲述的是乡土中国贱民的经验，主要描述乡村中的三教九流，而不是传统农耕文明意义上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这部小说中的农民主要从事农产品买卖和农村手艺活动：卖豆腐、杀猪、染布、破竹子、挑水、种菜、卖馒头；赶车、贩牛、剃头、打铁、卖盐、卖葱、做首饰……没有一项和种地有关系。
恩格斯说，人类之所以是高等动物，区别于低等动物，一是可以制造工具，二是可以语言交流。《一句顶一万句》一直在讲底层贱民说话的故事，心里有话，要找人聊聊。乡土贱民以他们的方式去寻求交流，并且以“说到一块去”作为生存意义的价值判断。
《一句顶一万句》中，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对“说话”如此历尽百年地坚韧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
论者曰：“读《一句顶一万句》，常令人想到《水浒》”。《一句顶一万句》写的也是江湖，不过不是《水浒传》中打打杀杀的江湖，而是吃苦卖力讨生活的江湖。诚如阿城所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讲的是人情世故。”《一句顶一万句》深得《水浒》遗风，简洁、有力，独有民间性、草根性和普适性。
刘震云在谈及《一句顶一万句》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如果两个人能够说得来，那么肯定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两个根本说不来，那么自然是“一万句”顶不上“一句”，甚至话越多，越隔膜，越无法沟通。
刘震云“从传统小说那里找到了叙事的外壳，在市井百姓、引车卖浆者之流那里，在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小说叙事的另一个源泉”。本书“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就像一位端坐在高台上的“说书艺人”，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听故事的人”，他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他又仿佛一位穿行在乡间小镇的“《故事会》作者”，依稀勾连起我们儿时的阅读记忆。又如扛着摄像机拍摄汾阳县城的贾樟柯，把延津县形形色色的人物细致入微地拍了下来。
刘震云试图塑造一个乡村的、农民的、家常的、真实的，没有任何修饰的中国生活，它如空气一样存在着。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说话、人物都是原生态的，生活繁复而又琐碎，没有大事件，没有大人物，是无数的、不断重复的普通人生。
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民间图景：第一，民间的生存是艰辛的、苦难的，辗转于种种生存重压之下，有各种各样的烦恼，甚至经常为琐事冲动的想去杀人。第二，要求生命经验有所交集的“说得着”和“过心”是民间精神追求的最高价值。无论亲情、爱情、友情，人们都在寻找能与自己说上话的人，为之不惜付出各种代价去追求。第三，民间的整体精神处境的孤独与隔膜，是别的群体远远无法比拟的。
“故乡”对一个作家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性情上和文字上的影响。福克纳的“南方小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迟子建的北极村，刘震云的延津县，等等，都是作家对“故乡”的重新建构，它既容纳着作者对故乡真实图景的展现，又是作家想象世界的起点和小说独特色彩的来源。
刘震云说：“我不认为我这些父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喊丧、染布和开饭铺，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
《一句顶一万句》更是一部乡村心灵的精神史，而不仅仅是生活史。
刘震云被誉为“新写实主义”作家，作品体现出浓郁的“平民意识”。他的创作“像面包一样朴实”。他不仅描写“最普通的人在最普通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最普通的事”，而且选择传统的白描手法、简净质朴的语言和决不造成陌生化的叙述结构，使作品以一种隐匿主观评判的客观性和逼肖生活原生状态的纪实性，平添了一种亲近感和真切感。
刘震云的语言深得赵树理语言的神韵。这种语言把农民的口语提炼为书面语，无论人物的说话，还是叙述语言，都有农民语言的那种纯正味道，神色意趣极富有乡土生活的烟火气。刘震云对乡土语言精到的把握，使他对农民心理的谙熟掌握达到以心写心的境界，简单的三言两语，就能把一个底层手艺人的神情意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
刘震云创作最大的特点，便是以形传神的白描手法。白描一词，源于中国画论，指中国画中不施颜色，纯以墨线的粗细、轻重、浓淡、虚实来勾勒形象，却能画出神韵的艺术方法。用在文学创作中，即指古典白话小说中类似的艺术手法，即用简洁、质朴的语言描写人物肖像、动作、言语与景物，却能表现人物的内心与鲜明性格。
刘震云比任何别的作家都更为重视“属于人的光荣”和“凡人的幸福”。
刘震云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生活对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
刘震云和王朔并称“京城两利嘴”。“北京人最厉害的是嘴皮子功夫，王朔、刘震云在北京人中间又是冒尖的。大隐隐于朝，刘震云可以说是当代大隐。”王朔说：“刘震云能用一句话说清的事，他用了三页来说。”
刘震云的小说就像一本流水账一样，一天一天，一件事一件事，记载着主人公日常的生活足迹，吃喝穿戴，家长里短，吵架斗嘴，鸡毛蒜皮。人们读这些作品时，不但不感到琐碎、厌烦，反而觉得亲切自然，并能在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共情力和代入感。
古人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这种不显山、不露水、不着痕迹、意味深长的叙述方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感染力。一旦在读者心中掀起波澜，往往十分浓郁、强烈，久久难以散去。
读刘震云的小说，我们能从字里行间读出自己：我们相当一部分人终日不务正业，深陷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中，耗费着时间，青春，人力，才力，物力。生命在无聊、无意义、无价值的事务中消磨着。更可怕的是有人不仅热衷于这种消磨，而且把它搞成花里胡哨、煞有介事的样子，从而欺骗、麻醉自己。
刘震云说：“原以为文学是一条流动的河，现在才知道它是一个不动的海；原以为它是一种职业，现在才知道它是一种人生修炼的方式。”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写而写，写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需要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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