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文诗
作者：西 渡
散文诗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我们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从完全的诗到完全的散文甚至是拙劣的散文的许多大不相同的东西。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圣琼·佩斯的《阿纳巴斯》，屠格涅夫的《爱之路》，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纪伯伦的《先知》，鲁迅的《野草》，统统被称为散文诗。要从这些相去悬殊的作品里，给散文诗的性质做一个总结是困难的。
散文诗在诗和散文的过渡地带中，偏向于诗的一端还是散文的一端？或者说，散文诗是诗对散文的占领，还是散文向诗的侵入？它是诗的内容而采用了散文的形式，还是散文的内容而加以诗的装饰？这些都是疑问。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都是无谓的问题。散文诗就是散文和诗的混合，知道它有几分像诗，又有几分像散文就行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认识对创作和批评都是不够的，而且是有害的。叶维廉就曾批评“不少中国作家，尤其是大陆的作家，只把散文略加美化便冠之以散文诗之名，其实，它们往往只是一种美化的散文而已，没有诗的‘触动’”。
如果作者在下笔之先对散文诗的性质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他笔下的作品势必变成非驴非马的东西；如果批评家对散文诗没有一个恒定的，起码是相对稳定的尺度，那么他对于作品的判断也势必陷入游移不定之中。
诗和散文是两个性质非常不同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并不是在什么情形下都能进行嫁接。实际上，诗和散文的分别首先体现在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上。诗以情感和直觉的方式感受、领悟世界，散文则以知性的方式观察、思考和认识世界。诗所面对的世界是未成的，散文所面对的世界是既成的；诗的世界是可能的，散文的世界是实存的。极而言之，一首诗自成一个宇宙。因此，诗拒绝依附任何现成的力量，它在铁板一块砖中看出缝隙，在看似遥远的两岸搭起桥梁。散文的思维则是逻辑的、推理的。散文总是试图把自己证明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它也就甘愿停留于有限和局部。这些可以说是诗和散文在性质上的最大分别。
诗和散文形式上的分别是最容易观察到的。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节奏和韵律的有无的问题。诗以情感的方式感受世界，不同的情感对应着不同的生理条件和反应，而各有其特定的呼吸和节律。这种情感加上语言推进的时间因素，便成为诗歌的节奏。也就是说，诗歌中的情感总是音乐化了的。其音乐化的程度，也就是诗的纯粹的程度的指标。所以，瓦莱里认为纯诗是完全的音乐。
而散文的推进则主要依靠逻辑的力量。散文毋须借助音乐的力量，而且音乐有可能对散文的内容造成损害。我们很难想象一种音乐化的数学。事实上，音乐化不但不能增强散文所依赖的逻辑力量，而且会降低这个逻辑的力量。
从散文诗的起源来看，是以诗的内容而出以散文的表达形式者为正宗。散文诗的鼻祖波德莱尔给散文诗所作的界定“灵魂抒情之震荡，梦幻之波动，与意识之惊悸”，可以说完全属于诗的内容——它们是对可能世界的领悟，而不是对实存世界的解释。散文诗是伴随着欧洲现代诗运动而诞生的。现代诗最典型地表现了觉醒的或者说是迷惘的诗人对西方世界具有悠久传统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达于顶峰的工具理性的反叛，具体来说就是以建基于本能之上的直觉、情感和想象反抗拜物的、反灵性的工具理性—资本现实。
从内容上说，现代诗是以散文诗就是伴随着这一形式解放运动，和自由诗一同产生的。所以，从文学史角度而言，散文诗一直是现代诗的一个门类，而不是现代散文的一个门类。正因为如此，散文诗的优秀作者多为杰出的诗人，而屠格涅夫这样的小说家所写的所谓散文诗就不是散文诗的当行本色。
散文诗的文体缺陷因此也是明显的。散文诗必须依附于诗，或者依附于哲学。只有两种人能够写散文诗：一种是真正的诗人，另一种是真正的思想者。也就是说，散文诗不能依靠自体繁殖，它必须从其他文体获得它的遗传密码。这就像驴和马的结合所生的骡子，它兼有驴和马的若干优点，但它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繁殖后代。
由上述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散文诗从性质规定上说是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它是诗的内容和散文形式的结合，而不是散文的内容和诗的形式的结合。散文诗和诗一样都必须有诗的内容。散文的内容很难装扮成诗，诗的内容却可以伪装成散文。诗和散文诗的区别不在内容，而在形式。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曾将散文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寓言，注重情节；第二类以兰波的《彩画集》为典范，注重意象；第三类是勃莱本人提倡的客体诗，注重客体。勃莱的这个区分是着眼于散文诗内部的关系，并无助于我们认识散文诗的性质。我认为我们首先有必要对那些被笼统称为散文诗的东西进行文类的区分，然后才有可能对散文诗的性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它们与诗的关系进行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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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香辰，媒体美术总监，文学学士、艺术硕士，高校兼职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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