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主任江力征】
迟到的祭文
黄民比我高一个年级，读初三，自然长我一岁。他在我们的心目中，真是帅极了的美男子。一米七五的个头儿，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镶嵌着两颗黑森森的眼睛，眉毛浓得来隆起，肩膀宽阔，走起路来直挺挺的，加上他一口纯正的北京腔，显出几分洋气，令我们仰视。
六九年一月，下乡了，我俩被分到向阳公社一大队，这一大队只有我们2名男知青，来往接触就多起来了。他独享两间茅屋，宽宽的二室居，有五十多个平方，厚厚的土墙，进门就给人一种暖烘烘的感觉。每当进入他那茅屋时，他会双手抱出夹背，里面装的全是白米，“动手，吃白米干饭！”他川化的京腔平添几分幽默。就这样，一月的口粮往往一个星期就被知青们吃了大户。
腊月里的一天，天空飞着细雪，黄昏，我独撞他那茅屋，进屋就看他身子俯趴在灶沿前，拼命地往灶里吹气。看见我，他抬起头来，满脸全是烟灰，笑嘻嘻地说：“麦杆受了潮，真难烧哟。”他起身，揭开锅盖，“来，吃红苕。”满满的一锅红苕，连皮都没削。他捞出泡菜，弄了碟豆瓣，“没办法，一颗米都没得了，只有吃红苕。”我俩稀里糊涂吃了一大锅，把碗往桌上一推。煤油灯悠悠地燃着，黄民把我引进了一个新奇童话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公主向他奔来，他便是年轻潇洒的王子，幽蓝的湖畔，公主紧紧地依偎在王子的胸前。茅屋四周静悄悄的，偶尔荡来一阵阵风吹竹林的沙沙声。他的眼睛都亮了，脸上有些红晕，他给我讲到了他的第一次接吻，甜蜜蜜的，一种微醉的感觉。不知异性为何物迷迷朦朦的我，真被他出神入化的描绘弄得神魂颠倒了好几天。那时，物质条件极端贫困化的知青们，常常打这种精神上的牙祭。
从北京来的黄民，挑粪桶自然比我们又逊了一筹，收工后我去看他，常见他解放鞋都顾不得脱，和衣倒头便呼呼睡去。这时，我拖过被子，盖在他身上，听着他满足的微鼾声，心里真不是滋味。
逢十天赶场，那是知青们的圣诞，我们大都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装，或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装，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大家齐聚狭窄的场上，感受人潮的掀动，东转转、西逛逛，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买不起。一角多钱一个劳动日，还要小春后才预支，我们没有能力啊。转得差不多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来到公社，公社在场的中央，有一个小院，左面便是革委会主任办公室。主任鄢家水，也是刚从城里学堂回来的知青，不到二十岁，留一分头，有时还带一到膝的围腰。大家围着他扯东道西，他有时还正二八经的问问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你鄢家水能解决吗？”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随便了，黄民走上前去还用手摸摸他那神气的分头。
闹也闹得差不多了，肚子咕咕的，“走，操馆子！”齐刷刷地来到场上唯一的饭馆里。炒盘回锅肉，来碗大米饭，香喷喷地吃上一顿。吃完了，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先走，黄民和几个块头大的断后。黄民仰起头：“知哥们吃了饭，没得钱，记在鄢家水账上。”店家不敢多问，只以为又是什么新生事物。
归途，暮色罩得严严实实，大家放开嗓子一齐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声在田野撞击，划破夜幕，传得远远的。
不多久，农忙了。插秧，累得我腰都直不起，好几天没顾得到黄民那里去。听有的社员讲，这几天有些知青们开起汽车到处跑，提劲打靶，还把区供销社抢了，说黄民也去了。
听到这消息，我有某种担心，下工后，便直奔黄民的草房。草房的门紧锁着，沉沉的暮色里，孤单单地立在竹林深处，风吹来，汗毛根根倒立。
五月十六日，我的预感变为了可怕的现实。黄民他们八、九个人和区上一个单位发生冲突，双方打了起来。势单力薄的知青们被团团围困，左突右撞不得脱身，黄民迎在最前面。突然，一根长长的钢钎直插而来，黄民躲闪不及，被打倒在地了。钢钎洞穿心脏，血流如注，知青们奔涌上去，抬起黄民，往汽车上送。
汽车向县城飞去，黄民的脸蜡黄黄的，血，还在汩汩流淌，黄民眼睛闭上了，一睁也不睁，转而脸变为灰白色了。他突然睁了一下浑浊无光的眼，低低地说：“好痛哟！”头一歪，便再没有睁开过眼睛了。
黄民死了，我震惊了。煤油灯下，我在日记本上仔细粘贴好黄民的一寸照片，画了一个黑框，左边写下“黄民同志千古”六个字。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记的，我全文抄录于后：“黄民同志是无辜被打死的。他和我在一个大队，我了解他，他也是响应党的伟大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首批积极上山下乡的同学，他是多么的天真、纯洁啊！
“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难过，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一定要响应时代的号召，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将自己百炼成钢。”
我心如此，他的亲人该如何呢？他亲吻过的公主又该如何呢？
七二年二月，我曾到黄民坟上去过，埋在内江西林寺山上。我为他拔去杂草，静坐良久，我只担心他在这里太寂寞了。
挖田坝
六九年春，大旱。冬水田没灌满，入得春来一块块田密密麻麻布满了隙缝，龟裂得像蜘蛛网。队里的三头大牲口要保证仅有的几块水田的犁耙，急得队长双脚乱跳。于是，我参加了挖田坝的行列。
挖田坝，真是再简单不过了。就是高高举起锄头，狠狠地往下挖沉重淤结了一冬的泥块，先把大块大块的泥土翻上来，然后一点点地将泥土捣碎。没水，插秧不行了，种包谷总可以嘛。
人们三三两两地围拢来，排成一条线，高低错落地形成了一堵墙。墙缓慢、吃力地从干田的西头往东头移去，一锄头下地，震得手发麻，锄头把再在手心里一翻，使足吃奶的力气，砸那一尺直径的大泥块，身子倾斜到七十度，然后恢复九十度。这样简单的、机械的一下、二下、几十下、几百下、几千下。
随着墙的缓缓沉重的移动，太阳渐渐往头上去了。黄橙橙的锄把反射着太阳的光泽，春日的阳光烤得人暖暧的，偶尔一声咕咕叫的小鸟擦头而过，才给这大地带来一丝生气。田坝外有一条小路，是到场里的必经之路。有人从小路的南头过来了，嗬，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鲜红的外罩给这沉闷的空气带来了一些刺激。挖田坝的全体都将锄头放下了，用锄把顶着胸间，一排架在地上，齐刷刷地向那姑娘行注目礼。姑娘羞涩地低头，快步走过，我们这群人一直目送到远远的山坳上。
“该干活了！”队长一声断喝，大家仿佛才从神话的世界回到现实中来，天还是这么高高的，太阳还是这么懒洋洋的。于是，大家叽叽喳喳为刚才路过的不认识的姑娘编造故事了一这是谁家的姑娘？她一定是去相亲，嗯，不对，看走路的姿势就不是黄花闺女。故事越编越玄，越编越活。我想：大凡民间文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吧。
又不知简单、机械地过了多久，我只感头昏脑胀，四肢都没有力量了，那高高举起的锄头在空中晃悠悠的哆嗦，锄头扎进土块里，不靠着髋骨用劲，就甭想扯出来。“烧烟了！”人们如得到大赦般欢呼了一声，妇女们拔脚就往家跑，只有李二嫂把锄头横过去，在没挖过的干田坝里，抱起了粗麻布襁褓中的小孩。她掀起上衣，露出雪白的充满了乳汁的奶子，不顾一切地塞进了哇哇哭着的孩子嘴里，孩子不哭了，她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斜靠着田埂，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巴不得狠狠睡上一觉，我双手反剪合抱当作枕头，猛觉得手掌里扎进了一排针。仔细一看，两个手掌排列着四、五个血红的泡。“起泡了吧？”李二嫂抱着孩子靠了过来，他拉过我的手：“细皮嫩肉的，遭孽哟！”说完，她扯下一根头发，让我摊开手，用头发丝穿过一个大大的血泡，一些淡红色的水流到了手心里，奇怪，一点也不觉得痛。
一个五十开外头上裹缠着一层白布的农民，提着一把锄头走了过来：“来，换一把挖。”我接过他的锄头，把子油光水滑，铁锄亮闪闪得透明，试挖了一下，觉得轻松多了，我连声道谢。“抽口叶子烟吧，一口下去就轻松了。”那农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塑料布包裹着的烟叶，他裹好了一枝，沾着唾沫卷好，递到我手里，我赶紧推辞。
不知过了多久，队伍又集合起来了，仍然是从西往东的推进，长长的一堵墙缓缓地移动着，谁也不冒进一尺，谁也不落后一寸，哦，按农民的话讲，黄鳝泥鳅扯得一样长。
夕阳西下，一块田坝总算挖完了，黑乎乎的新鲜泥土混合着炊烟在暮色中飘散。
一次再教育课
冬水田灌满了，一大片一大片懒懒地承载着淡黄的阳光，紧张了一年的肌肉一下就松弛了许多。队里只有一些半劳力挖挖土边，全劳力都穿上新衣赶场去了。
公社通知：全体知青集中学习三天，不带干粮，不扣工分。是邻居李大伯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临走时还丢了一句话：“该整一下了！”
公社设在龙云场上，一条弯弯的小河从场边擦过，几株巨大的黄桷树立在场边的山岩上，那华盖郁的树便罩住了公社的小院。
龙云场已更名为跃进场，公社也移植过跃进的名来。
刚过桥，就看见十几位臂带红袖章，身背老套筒的民兵，他们大都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装，散落在路的两旁，直到公社的大门。
一进公社的小院，便有人领路，直奔武装部隔壁的平房。刚坐下，红底白字的“学习班”几个字便逼视着我。我一扫视：嗬，全公社二十多个知青全来了，杨四姐、邱娃、光头、四娃子和我弟弟齐崭崭地坐了一屋。我们的目光相互碰撞着，谁也不敢吭一声，各自摸出了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闷闷地抽着。
学习班由武装部长主持，他是这样开场的：“学习班是有工分的，还管伙食，但是，没得那么松活，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待问题。”接着，他点了几个调皮的知青到前面去坐，包括我弟弟。同时，每个人都发了一张纸，要如实写下农村一年来的表现。
铺开纸，这十几个月的风风雨雨便涌上了笔端。——在我们还没有闹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便儿戏般地和粪桶、田坎打上了交道。第一次挑粪桶，没走几步就晃悠悠地洒了半桶，溅得腿上脸上全是。妇女们见状，哈哈地笑起来了，她们说我是“苏秦背剑”。这剑压得我小腿肚子一阵阵颤抖，肩膀上像扎了一排针。休息时，我学着农民，两桶一放、扁担一横，坐在扁担中间。刚一落座，噗哧一声，一个桶就翻了过来，我身子一歪，粪水正好倾了我全身，我赶紧爬起来，脱掉衣服，拧出粪水，湿湿的臭衣服就又披在了身上。农民们告诉我：“不管肩膀多痛，都不要用手去摸，否则会起一个终生都不会消失的疱……”
“好了，不要写了！”武装部长严厉的声音在屋里回荡，我们都放下了笔。
预先布置好的审判开始了。“你们知青是一帮土匪、棒老二！”一个中年农民站起来，跳到台前诉说开来：“你们估吃霸赊，我喂的鸡，看到都要下蛋了，被你们偷去吃了。”
接着，又有几个人声讨知青们偷了他家自留地的菜，打了他的小孩等等。
是的，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知青们，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负，最美好的年华乃至于一生就会这样莫名其妙地背着太阳过山。他们有过不满，也发泄过，但表现得是多么的幼稚和直率啊。“原谅吧，我的大人们。”我从心里想到。
“站起来！”不知什么人一声断喝，坐在前排的几个知青都不由自主“哗”地站了起来。
“跪下去，请罪。”邱娃高大的个子没动，几个农民上去就把他摁下。
“还有那个女的，什么姐，最坏！”接着又把杨四姐弄来跪下了。
“不能饶了那个小矮子。”有人来拉我弟弟，把他也弄到前台跪下。
天啦，我眼前一懵，金星乱迸，我弟弟才十五岁，母亲把他托付给了我……我什么也不再想了。我从后排站起，几步走到前排，大声地喊道：“不能跪，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凭什么搞体罚。”全场一下就静了下来，仿佛空气也凝固住了。
“放肆！”武装部长一掌猛拍，“把他弄来跪起。”几个农民冲上来，有的拧我的胳膊，有的撑我的头，我拼命地反抗，互相扭扯着。“啪”，不知是谁朝我后腿肚子一脚踹来，我头朝下重重地倒到了地上，胳膊还是被人反剪着，我也跪下了。拳头，嚼哩啪啦地下来了，我全身痛得阵阵发麻。
十七岁的我，在权力面前第一次下跪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次再教育课时时清晰浮现在前，一闭眼，就刺得我心痛。也许，没有这次跪下，我还体会不到背负青天在黄土地里苦苦刨食吃的艰难，更体会不到父辈告诉我的：孩啊，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下去吧！
小虫钻耳
暴风雨即将来临，黑咕隆冬的云层挤压着广袤的大平原，处在中间的我憋闷得心慌，气都喘不出来，恰好今夜我在机井值班。
眼看着钻杆一寸寸地往下挤，照这个速度，再有十来天，一口机井就会完成，这村西北三百多亩地又不愁水浇了。看看电机，查查注水管，稀泥浆不断的往外冒，一切正常。柴油机轰轰的响着，震得搭起的帐篷索索抖动。灯光亮起来了，在漆黑的四周更显得光耀。
风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更加闷热，我脱去外衣，只穿一件背心。这时，不知名的蚊蚋从空旷的四野全都涌了过来，密密麻麻，扑天盖地，水淹金山般。我扑打着贴在身上的虫子，听着撞击电灯泡的啪啪声，笑看这些人类的异物。哪里来的这些虫子哟，天上地下缝合得严严实实，震动的翼翅带起了一丝风，电灯前罩上了一层，嗡嗡嗡的令人心发麻。几只飞虫撞在我脸上，生疼生疼的，猛一拍，原来是金龟子，掉到地上腿还一伸伸的。我蹲下去正在观看它临死前的挣扎，突然，耳朵“嗡”的一声，不好，一只小虫钻进右耳朵里去了。
我赶紧捂耳朵，已经晚了，这只虫子在耳朵里唔唔的震动，我急了，手掏、敲打，全无用。慌乱中，我想起有篇资料介绍的用手电贴在耳上照射，利用虫子的趋光性可引出。我抓过手电，紧贴耳上，小虫还是出不来。我有些心慌了，捂着耳朵在井台上跑来跑去。虫子在耳朵里也似乎有些着急，它呼呼地直往里钻，哎哟，那刻骨的、钻心的疼。我头上冒出了一颗颗黄豆大的汗珠，很快，全身都湿透了。“怎么办？”我真真正正地感到自己是热锅上的蚂蚁。
这西北地离村子还有二里多，没办法，我捂着耳朵，拼命地往村里跑。小虫仍在往里钻，好像一条毒蛇正啃啮着我的心脏，我高一脚、低一脚地猛跑，那时，我真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反倒冷静了些。我估计虫子是会拼命往里钻的，穿透耳膜，它如继续往里去，可能就到大脑里去了。我头也嗡嗡起来了，没法，只有一个劲地猛跑，我下决心，死，也要死在知青中。猛然想到死，看看这黑洞洞的四围，我又有几分留恋了。我想起母亲为我们兄妹三人下乡准备行装的奔跑，又是布票，又是棉花票，又是棉絮票的，真把她老人家累坏了。我又想到我还未来得及完成的作家梦，想到读书时语文老师对我的特别厚爱，想到他老人家曾在课堂上评讲我的作文，当着全班摇头晃脑：“力征者，皎皎之者也。”晚了，完了。
不知跑了多久，我终于跑了回来，那熟悉的三排知青屋啊。待我结结巴巴讲清了原委，三十多个知青们都着急了，他们围着我团团转。
虫子嗡嗡的又在使着劲往里钻，好像爪子还一伸一伸的，疼得我拼命敲打着头颅。我眼前阵阵发黑，扑通，倒在了地上。小虫仍不放过我，它还嗡嗡的啃啮着我的心，疼得我在地上翻来覆去去打着滚。我确实完了。
“救救我吧，我的知青弟兄们。”我在心底祈求、呐喊，没有用处。看见他们围着我，好像一个个面目狰狞、獠牙外露，我大喊道：“闪开。”我翻身起来，恨不得一头撞在墙上。
忽然，一个人拦腰抱住我，那是赤脚医生刘寤生，他猛喝一声：“挺住！快去拿煤油。”有人跑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摁住我，手持煤油，不顾一切地朝我耳里灌去。
小虫不嗡嗡了，我疼得昏了过去。
是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的，只感到这只耳朵再也不属于我了，它灌注满了铅，沉沉的。这种不可言说的疼痛一直伴我二天二夜。
半个月后，我去县医院，医生摇摇头，建议我去地区医院。二个月后，只花了五分钱挂号费，医生头带聚光镜笑眯眯地从耳中夹出了小虫的遗体，那是一只铁甲虫，腿上布有鱼刺状，还好，它只把我耳膜钻了一个孔。
受了这次苦难，我又长大一些了。
我要读书
人至不惑，脸上平添皱纹，眼角鱼尾纹更清晰些了，但我仍不解二十年前那场运动。
一阵紧锣密鼓声中，在配了曲且能舞的“很有必要……很有必要”的反复旋律中，我涌到了广阔天地。
果真很有必要：冬闲时被编入基干民兵，民兵连长是村里一位复员军人，他一声令下，几十号知青全都跳入满是冰碴的漳河。挖河，手震裂口，出血，全不在乎，脱掉棉衣还冒汗。
最感神圣的是挖地道，昏暗的油灯下你觉得前人实践过的战争瞬间就会爆发，我们这些基干民兵就拿起枪“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历史的重任担在我们肩上了。
我们的肩毕竟太嫩了，割麦季节，稀里糊涂地被人捅醒，割了一大晌，启明星还挂着。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炙烤，汗水浸透了的衣服裹着麦芒扎得浑身疼痛。全身最难受的要数腰了，只要蹲下去，没有支撑物就甭想起来。
那时，充斥我心灵的是“劳动是严酷的，严酷的劳动能够把人锻炼成钢铁。”读了八年的书，不知受了多少封资修的教育，就像圣教徒一样，我是有原罪的，而这种罪只能用汗水才能洗涤。
一次，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到老家农村，堂妹问我一道三角函数的题，什么“可赛因”的，我脸上火辣辣的。看见她们同学间互不相让地讨论问题，我心酸酸的。我大胆地向叔叔提出：“我要和妹妹们一起去读书。”
“你要读书？”叔叔的脸拉成了长长的感叹号，感叹号下我内疾地搭拉下了脑袋：“喊你们下来，是接受教育的！”叔叔差点没吐出“老老实实”四个字了。
很快，我就拂去了要读书的奇想。你看看我们村、公社、县里接受再教育的典范杨巧玉，她高小毕业就响应号召下农村来了，二十周年国庆大典，她还登上过天安门观礼台哩。她和华北农民一样，头裹白头巾，脸膛晒得黑里透红。我实实在在感到了自己的差距，下都下来了，还有非份之想。
每次县里评知青先进、模范时，需要她的事迹材料，这个任务都荣幸地落到了我身上。一次，我问她学毛选有什么体会，她咧咧嘴，两手一摊：“你就看到写嘛。”
材料就这样一厚摞一厚摞从我手里飞出，杨巧玉居然出席了省里的知青代表大会，且仍头裹白头巾，端坐主席台。正好，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李雪峰落座在杨巧玉身旁，他手端茶杯，笑眯眯地问巧玉：“你是哪个县的啊。”答：“俺是大名县的。”“哦，大名，是不是《水浒》上那个大名哇。”巧玉答：“李书记，啥水壶？”李雪峰，木然，尴尬地呷了一口茶。
作为大会花絮，这个消息传到我耳里，先是哈哈一笑，紧接着一惊。不知《水浒》和不知“可赛因”只是异曲而同工，五十步有什么资格去笑那一百步呢？冠之以知识命名的青年，巧玉那高小生，我这初中二年级，我们有什么知识可在这社会上立身哟。小学时，就念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但到今天，却和玉宝一样只能在学堂的门口望望。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要读书仍强烈地摇撼着我，我常目送女儿背着“小太阳”书包上学校去，“国泰民安，让我女儿好好读书吧！”——我从心底深深祈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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