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甘肃省文物局）
本期作者：吕宁
图/常书鸿先生工作照，来源：曹龙.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办学历程研究（1950年—2000年）.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年, P60
谨以此文纪念常书鸿先生诞辰118周年。
2022年4月6日，是常书鸿先生诞辰118周年。常书鸿先生是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之地，以一生的执著，用岁月谱写出一曲敦煌赞歌，留下了一份伟大的“敦煌答卷”，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正如叶文玲《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中所说：“在面对敦煌的492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 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一场相遇：从塞纳河畔到西北戈壁
常书鸿先生出生于1904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1927 年远赴法国学习西画，他留法十年，为20世纪中国油画的拓荒之旅写下了精彩篇章。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塞纳河畔，常书鸿先生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相遇了。从那一刻起，这个“言必称希腊罗马”（常书鸿先生自称）的青年就彻底被敦煌艺术所感动、倾倒。从那一刻起，他与敦煌再也没有分开过。
图/留法时期的常书鸿先生，©CCTV4《国家记忆：敦煌守护人常书鸿》
1936 年，常书鸿先生离法回国。在北平一次学人聚会上，他遇到了梁思成先生，二人一见如故，成为终身好友。后来，常书鸿在《铁马叮咚》文中曾写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42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他笑了笑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 （注：萧默《敦煌：洗净铅华的常书鸿》，也有文章回忆说第一个邀请常书鸿先生担任敦煌研究所所长的是当时的检察院参事陈凌云，其后常先生征询了梁先生意见）此时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已经完成了西北考察，向最高国防会议提出了建立敦煌研究所的提案并获得了通过。常书鸿先生被举荐担任所长。
1942年，常书鸿先生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为西行敦煌筹集经费，徐悲鸿为展览作序，盛赞常书鸿先生是“艺坛之雄”，并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梁思成先生则送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可见以当时的战乱局势和敦煌的艰苦条件，到敦煌去是一个多么“疯狂”的想法。在举办画展的次年，常书鸿先生几经辗转抵达敦煌。历时一个多月，他终于看到了魂牵梦绕的莫高窟。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个月来，我们所吃过的苦头全都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死在这里也值！”常书鸿先生也真的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哪怕经历了第一任妻子离开的打击、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他都没有离开。
一捧决心：从艺术家到守护者
常书鸿先生初次到达敦煌的第二年，1944年1月1日，历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多名学者讨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正式成立了。这是国内最早一批直属中央的文物保护机关之一，兼具对敦煌史迹和美术的研究工作以及对文物的保管之职。那时人们不会想到，这样的创举对于中国石窟寺保护乃至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此时的常书鸿先生，怀揣着被任命为这个“前无成例的机构”负责人的激动和忐忑，才刚刚踏上一条艰难的探索道路。
图/1944年初，常书鸿与同事在莫高窟勘测，来源：常书鸿.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P92
在常书鸿先生上任之前，他与于右任先生有过一场关于敦煌未来的谈话。于右任先生认为：“目前的工作先从保护开始，同时清除积沙，修理栈道桥梁，保护千佛洞林木。研究工作可以从临摹壁画和塑像开始，然后进行研究。” 常书鸿先生深以为然。从看到莫高窟的激动中冷静下来后，石窟的惨象令他倍感辛酸：许多洞窟由于被人居住、烧火做饭而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贵壁画被外国强盗们用胶布粘走；许多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一些洞窟的前室坍塌，有的殃及后室；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虽赖气候的干燥壁画幸而仍存，但冬天的崖顶积雪，春天融化后沿着崖顶裂隙渗下，使壁画底层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窟前绿洲上放牧着牛羊，林木岌岌可危；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就像细细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样，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中，几十年来无人清扫。总之，莫高窟无人管理，处在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
图/未治理前莫高窟的流沙危害,来源：艾绍强. 绝版中国·永远的敦煌.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P206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先生深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务沉重而艰巨，义无反顾，干起了石窟守护者的工作。他首先针对莫高窟当时的残破现状制定了保护计划。他发现，经常一夜风沙过后洞窟就被掩埋大半，初步测算，仅南部石窟群中段下层就有上百个洞窟遭流沙掩埋。而请工程人员计算清沙的结果是，光雇佣民工就需要300万法郎，这对于全部筹建资金只有5万元的研究所来说完全是天价。后来经过常书鸿先生等六位研究所委员反复讨论，决定采取传统做法，用绳索拉着木板刮沙，然后再用渠水将积沙冲走，从而把下层的洞窟清理出来。
莫高窟地区原是无人管理的地带，因此文物盗窃现象屡屡发生，附近的牧民们更习惯于在千佛洞附近放牧，牛羊啃光了春草还拼命啃为数不多的杨树，为了加强管理，明确莫高窟已正式纳入研究所管理的范围，常书鸿先生等计划建造一堵约两公里的围墙，将窟群圈在里面。敦煌县县长嘲笑常书鸿先生在沙上建土墙的想法是书呆子的空中楼阁，可想而知，这个建墙的想法在当初是多么艰难。但他们并不气馁，在一次庙会上意外获得了利用含碱量很高的千佛洞水和沙子夯实做墙的方法。接着又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法、克服了没有民工、费用短缺等困难，终于在1943年修建起了这道围墙，成为莫高窟的最初防线以及范围标志。
常书鸿先生还领导研究所修缮了那些坍圮的栈道，封堵了以前王道士开挖的破坏性的交通穿洞，重新建立简单的上下交通，并给一些重要的洞窟如428、61、98窟等安装洞窟门，这些门一直使用到了60年代。
建国后，人民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政策、法令，莫高窟的保护也进入了新阶段。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1951年起研究所归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管理，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自此之后，研究所有了固定的经费来源，开始了有计划的日常维修，并开始逐年积累资料，为将来的大修做准备。
50年代，常书鸿先生就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壁画保护的一份报告，此后直接促成了捷克壁画保护专家去莫高窟考察、并开启壁画修复的先河。1962年，常书鸿先生又向中央文化部提交了第二份重要报告，提出应该进一步保护壁画和彩塑，并针对石窟岩壁坍塌、遍布横纵向裂隙的问题做了详细说明。这份报告受到中央高度重视，是年8月间，中央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长带队实地考察了莫高窟。工作组成员包括美术专家（王朝闻、刘开渠）、考古学家（宿白）、建筑史学家（陈明达）、治沙专家（李鸣岗）、地理学者（赵松乔）、文物出版社（余晓尧）、刚从波兰学习文物保护经验归来的留学生（胡继高）以及铁道部设计院等不同专业和工作背景的专家们。工作组讨论并解决了机械固沙的问题，并对塑像和壁画修补进行了试验研究，还提出了对莫高窟全集及研究资料出版的建议。但最重要的，是专家们一致同意：莫高窟必须进行全面加固。经过对50年代全面维修计划的再讨论，决定这次维修不但“要排除单纯强调复古的建筑形式，又要纠正片面要求工程质量而忽略了文物保护宗旨和艺术形式的做法”，要求“在保证石窟的安全条件下，适当照顾艺术形式，尽可能保存洞窟原来面貌，最好能做到尽量隐蔽，使之达到‘有若无’的程度”（梁思成）。国家文物局还提出：“这一工程要成为可逆的，到必要时可以部分拆除或全部拆除。所以挡墙用浆砌片石，其它多采用预制混凝土过梁和其他构件，在设计和施工中严格遵照办理。” 加固工程由铁道路西北铁路工程局组织工程师和工人们负责实施，保护工程从1963年开始，到1966年结束，以在危险的洞窟和崖壁上砌筑挡墙为主要手段，一共分为三期，范围包括石窟群的南北两区，共计4040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洞窟，制作了七千多平方米的挡墙砌体和梁柱，对363米的岩壁做了彻底的加固。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耗资99万元。在当时的条件下，该工程彻底解决了洞窟稳定性问题，并且在上中下三四层的四百多个洞窟间修建了牢固的通道。当工程结束后，常书鸿先生回忆起解放前因没有通道而被困在最高层的196窟，只能从山顶悬绳捆住腰、从距离地面三十多米的高空慢慢往下溜的往事，不禁百感交集。
图/60年代加固工程照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莫高窟史话.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9.P38
一个思想：从临摹开始，到研究中去
建国后，文化部要求：“保护工作，首先应明确认识，保护敦煌石窟艺术不使其受到任何损坏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研究工作，必须从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的逐步展开。同时必须与研究所的具体任务，特别是临摹工作密切结合进行。要重点临摹，全面拍照。临摹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研究所的基本工作，艺术的发展不能离开传统，临摹就是通过艺术实践，深刻地学习和体会艺术的传统。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对于散处在全国的美术工作者，临摹就是他们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因此，有计划有重点的临摹必须坚持下去。今后应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临摹，临摹的主要对象，应该是足以代表各时代的、具有优美的艺术形式和丰富内容的作品。”临摹工作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事实上，出于艺术家敏锐的目光，常书鸿先生早已开始了临摹工作。
“临摹壁画便成为我们首当其冲的工作。通过临摹，可以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深层结构。壁画的年代从北凉时代到元代，长达近千年，几乎包含着一部中国美术史。” 1946年，常书鸿先生著《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一文，首先从艺术风格的角度将敦煌艺术划分为三个时期，分析了每个时期的具体特点和标志性特征，并结合与印度、欧洲和中原地区艺术的深入比较，勾勒出一条从初期印度佛教艺术传入，到隋唐五代转变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繁盛，而后衰落的敦煌艺术发展脉络。此文最终落脚点则是希望借鉴“表现汉唐精神”的敦煌艺术来建设新文化。文化的建设需要内发的力量，“文化的内容，不能没有自发的基于民族立场的主体”。而这种民族性文化需要通过“引证历史的实例”来探寻。这最好的实例，就是敦煌艺术。“不到三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历史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边饰图案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舟车选、历代动物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 历代服饰选等十几个专题选绘的摹本800余幅。这些总面积共达600多平方米的壁画摹本，都是我们以忠实于原画的风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所精心绘制出来的。”这些绘画选集为以后的专题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这些临摹品的展览也成为宣传推广敦煌艺术的先锋。
1948年，敦煌壁画临摹品在南京展览；1951年，北京故宫举办了“敦煌文物展”，《文物参考资料》出专刊做了介绍，很多人由此第一次感受到了敦煌惊人的魅力。这两次展览，限于物资、经费，临摹品大多采用缩小比例的方法，有的缩小到原作品的一半或1/4，有的则只能从整幅壁画中截取部分，如飞天、凿井、动物、人物、莲座等图案等。展览过程中，许多观众和专业人员经常提出疑问，这些优美的飞天和图案究竟在什么地方，占多少位置，旁边还有什么等等。常书鸿先生在为敦煌广受关注所欣喜的同时，也深感未来的任务之重。此后，为了提高临摹工作质量，研究所的专家不仅深入研究这些古代壁画的技法，如绘制程序、用笔、用色、人物描绘、建筑布局等，而且还从美术史、佛教史、图像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作品的内容、时代背景、价值意义。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国内外购置了一大批图书资料，成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资料室。到1966年文革之前，这个资料室已经拥有两万多册有关敦煌的专著和数以万亿的摄影资料。其中包括中科院竺可桢院长在国外复制的敦煌遗书、文物的显微胶卷。这为今日敦煌研究院资料室，成为世界上敦煌相关资料最全的所在，奠定了坚实的第一步。
图/1948年2月21日，常书鸿关于呈请拨款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巡回展事项致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信函。来源：章琳. 中国档案. 2018,(02), P83
1952年，常书鸿先生等经过讨论，决定从第285窟开始整窟临摹。这是一座5米见方的覆斗藻井窟，共有327平米壁画。经过2多年时间、六七名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全部工作。整窟模型完成后，常书鸿先生带着它先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东京、京都展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赞赏，被认为是壁画临摹工作的空前巨作。此后的二十年多年中，研究所共临摹了北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时代的壁画代表作品，共计一千三百余平米。这些摹本在国内外共举办了三十余次展览，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也让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走进了更多人心中。敦煌搭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展示出几千年未曾断绝的文化自信。时至今日，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化、高清摄影、3D扫描、宣纸打印、3D打印、全景数字展示……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使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仍然坚定地走在当年常书鸿先生开辟的道路上。
图/1976年6月2日,常书鸿在莫高窟103窟临摹，©敦煌旅游网
另一方面，常书鸿先生清楚，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保护文物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是分析研究古代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实践。但临摹，并不是研究所工作的唯一目的。临摹必须与研究相结合，与保护相结合。1957年，在郑振铎先生的安排下，常书鸿先生计划编辑一套全面反映介绍敦煌的大型图书《敦煌图录》，预计达120卷。次年，编委会成立，成员除了常书鸿，还有夏鼐、翦伯赞、向达、梁思成、赵万里、吴作人、宿白、王冶秋、刘敦桢、赵正之……后来虽因各种原因没有按照原计划出版，但已完成的部分工作足以令人惊叹和敬仰。
除了敦煌莫高窟之外，常书鸿先生的目光还看到了其他重要石窟。“我们很想知道，敦煌艺术研究，应该从整个东方佛教艺术互参对比中找出路。我们就算（注：原文“从不能”疑为笔误，根据上下文含义略加修改）不能西越葱岭横跨喜马拉雅高原，追溯恒河流域的印度佛教艺术之源，甚而扩充到有关的希腊波斯艺术的渊源；至少也该在国内云岗（注：原文如此）、龙门、库车、刻字儿（注：即克孜尔）那一带石窟艺术做一个实地比较研究工作。”（《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1948））在经费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是完成了《天水麦积山石窟调查报告》《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略志》以及《河南巩县石窟记》等调查报告，为此后中国石窟寺勘察、研究和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常书鸿先生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他认为，“敦煌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理应成为培养全国民族艺术人才的圣地。我非常希望全国艺术院校师生前来学习和研究。”从1955年开始，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兰州艺术学院、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师生，都来到过敦煌，在常书鸿先生指导下进行学习。而除了艺术人才之外，博物馆和石窟保护研究人才也不例外。1960年，敦煌研究所与甘肃省博物馆联合创办了石窟工作博物馆事业的培训班，为甘肃省各地市培养一批文物专业人员，解决了文物行业人员奇缺的难题。他们中的很多人，为文物保护事业的薪火相传，默默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回顾常先生在敦煌的经历，他杰出艺术家的身份，深厚的学养使他具有敏锐的艺术判断力，加上长期对莫高窟的观察与临摹，使他的研究具有同时期其他学者所不具备的条件。他“对敦煌艺术的总结和概述，在当时具有开创意义，为后来的美术研究奠定了基础”（樊锦诗）。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学术领导者，他的思路也决定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方向，影响了一批凝聚在他周围的敦煌艺术研究者，也影响了此后的敦煌保护之路和中国石窟保护之路。无论是石窟寺壁画保护和研究领域的引领者，还是由壁画临摹开始的文物展示利用范例，亦或作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敦煌研究院的地位和作用在常书鸿先生时代就已经初现雏形。而对于常书鸿先生个人来说，他一生的工作让更多的后人看到敦煌的灿烂，“保护文物以示后人”。这样朴素无华的思想，在岁月的淬炼中却显示出了重于千钧的分量，为新中国文物保护思想的发展贡献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图/《九层楼》，常书鸿，1952，©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作品展”
1994 年6月23日，常书鸿先生去世。在他的灵骨栖地，黑色花岗岩墓碑耸立在面对莫高窟的一派金沙煌煌中，其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为之撰写的碑铭——“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确，曾有人这样问过他：“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他的回答是如此的普通，又是如此的不凡，“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谨以此文，纪念永远的常书鸿先生。
常书鸿先生主要履历
1904年4月6日
出生于杭州市，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预科，学习染织专业，1923年染织毕业，留校任教
1923年
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
1925年
任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美术教员，1926年，学校转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任本科美术教员
1927年6月
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
1936年
受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之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1938年
抗战爆发后，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
1940年
离开艺专，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1942年9月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任副主任
1943年3月
到达敦煌
1944年元旦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
1951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长
1956年7月1日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3月
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1994年6月
在北京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家人和研究院的同事们将他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九层殿的对面。
参考资料（向上滑动查看）：
[1] 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2] 樊锦诗.纪念常书鸿先生先［J］.敦煌研究，2004（3）43.
[3] 常书鸿先生 . 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J］. 新思潮，1946，1（2）：36.
[4] 段文杰.悼念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常书鸿先生［J］.敦煌研究，1994（4）：2.
[5] 宋翔. 常书鸿先生与敦煌艺术研究[J].敦煌研究，2021（1）：102-109.
[6] 许建立. 常书鸿先生：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J]. 丝路文化2021（3）：56-57.
[7] 叶文玲.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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