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修辞——
西方宣传话语的哲学批判》
[美] 贾森·斯坦利 著
李晓梅 刘易平 译
格致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将语言哲学和知识论分析工具，引入政治哲学研究，分析了西方国家宣传的运作机制、宣传与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以及宣传对民主制度的侵蚀。
宣传是西方社会中掌握更多资源的特权群体控制非特权群体的工具。宣传根本不打算诉诸理性意志，只求统一观点，它绕过了任何意义上的自主决策。宣传会把不公正的特权合理化，逐渐固化为根深地固、不可动摇的信仰。西方社会中的特权群体控制着主导性叙事，声称他们之所以掌控更多资源，是出于自己的功绩，而教育系统和新闻媒体成为宣传特权群体意识形态的工具。特权群体意识形态的主要根源，是他们优越的社会身份。他们借助意识形态来合理化自己的社会身份。社会的实质不平等，会导致在民主上成问题的有缺陷的意识形态。有缺陷的意识形态拒绝理性修正，而煽动家正是借助这种意识形态才能得逞。
西方社会中的宣传，会被包装成一种看似可信的民主政治理想。自由民主制社会中的典型宣传形式，是依赖有缺陷的意识形态、利用刻板印象、借助看似无辜却有诋毁性质的词语，去削弱人们对少数派群体的同理心，使得这些群体的观点无法被看见，他们的利益也无法在立法过程中被考虑。非特权群体因为掌控资源较少，始终处于一种认知压迫之中，这会进一步削弱他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话语权。
作者简介
贾森·斯坦利，耶鲁大学哲学讲席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师从语言哲学大家斯托尔内克。广泛借鉴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学科成果，以语言哲学和知识论研究著称学界。所著《政治修辞》（How Propaganda Works）一书，被美国出版协会授予2016年哲学类“专业与学术杰出出版奖”（PROSE Award）。活跃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等主流媒体，为社会公正和政治议题发声。
精彩摘录
民主价值观 vs. 管理价值观
管理型社会由技术官僚进行治理，他们代表大众的利益进行决策。自柏拉图时代开始，这种体制就被认为与民主相对，而不是民主的示范。在管理型社会中，人们不难想象，“效率”只意味着对于那些掌控资源的人来说是有效的，对管理者或是拥有公司的人是有效的，而不是对被管理者有效。
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是由它重视的价值所决定的。柏拉图在他关于民主的评论中表明，在一个民主制城邦，自由和平等是首要的价值。相反，在管理文化中，可以认为努力工作才具有中心的价值，而尊重是按照个人勤奋工作的能力来给予的。人们会认为，在管理文化里，指责一个人怠惰，将是特别刺痛人的行为。而民主文化则不同。效率或许是一种价值，但不是一种民主价值。在民主文化中，一个人即便不是一个好的工人，或者勤快的人，依然值得平等的尊重。管理型社会由技术官僚进行治理，他们代表大众的利益进行决策。自柏拉图时代开始，这种体制就被认为与民主相对，而不是民主的示范。
所谓的自由民主制，是否正在利用民主价值观和管理价值观之间的混乱，去制定反民主的政策？来看一些例子，第一个是在美国，第二个是发生在欧洲的例子。
底特律的紧急管理人
2011年3月16日，美国密歇根州，在共和党州长里克·斯奈德（Rick Snyder）的支持之下，共和党把持的州议会通过了第4号公共法令。这个法令提出，一旦发生设想的金融突发事件，“任命的紧急管理人”将代替民主选举的地方官员，来决定“开支、投资和地方政府各单位提供的服务”，“包括修改和终止合同”。2012年11月，密歇根州的公民投票废止了第4号公共法令。密歇根州议会随后又通过了第436号公共法令，作为对废止第4号公共法令的回应，实质上是恢复了这个法令。2012年12月，州长签署了这个法令，立法生效。
2013年3月，州长斯奈德任命凯文·奥尔（Kevyn Orr）担任底特律市的紧急管理人。奥尔宣称底特律拖欠的长期负债已超180亿美元。然而，智库德莫斯（Demos）通过大量独立分析，对所宣称的金融危机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德莫斯报告称，180亿美元的数字，“与底特律资不抵债和破产申请的分析不一致，被高度夸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无论如何，推测所假定的长期负债与破产问题无关，对于后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最终的长期负债，而是现金流不足。现金流差额目前仅有1.98亿美元。德莫斯报告提出，“在2005年和2006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与银行之间的）复杂交易，是底特律的累积支出增加的最大影响因素”。底特律完成的这些交易普遍被认为是可疑的。
对于那些导致底特律和服务它的公用事业向银行转款的合同的合法性，密歇根的紧急管理人并未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他也没有对州政府决定投资超过2.5亿美元建立底特律新的冰球场提出质询。奥尔反而让底特律市民首当其冲地承受城市金融之痛。在金融效率的名义之下，城市服务被削减。底特律市坐落于有着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之称的五大湖的北部。但是，底特律正在切断那些超过两个月没付水费、且欠款150美元以上的用户的水源。2014年7月，大约2％的底特律市民被切断水源，近一半的市民用水受到威胁。在此期间，高尔夫俱乐部和冰球场的负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因为未缴纳水费而停水，在技术上是合法的。不过，作为公共行政管理机构，迅速切断一个城市中如此比例人口的水源是匪夷所思的。马丁·卢卡奇（Martin Lukacs）在为《卫报》（The Guardian）撰文时说，奥尔的目标是私有化自来水公司，那是“珍贵的资源，价值上亿”，而断水将“使得资产负债表在私有化时显得更加吸引人”。不过，私有化自来水公司，是公共问责机制的进一步丧失。行政权力中所固有的自由裁量权被用来最大化金融效率。但是，在金融效率和公共利益之间并没有明显关联。事实上，将债务转移到下一代是对于下一代人自由的一种限制。然而，这种做法切断了人们使用自来水的权利，即便可能具有金融效率。
高效率，是为了谁？
即便“自由”和“自主”意思繁多，但没有一种意思等同于“效率”。一个由技术官僚所统治的社会，技术官僚代表大众的利益做出决定——自柏拉图时代起，这样的社会就被看作民主制的反面，而非民主制的范例。
柏拉图明白，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应是无私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实际情况中，那些理应确保“效率”的统治者，不同于柏拉图的哲学家们。我们可以从底特律事件中看到这一点。毕竟，紧急管理人政策的高效是为了谁？当然不是为了那些在盛夏里，孩子喝不到自来水、洗不成澡，或是冲刷不了马桶的底特律居民。也不是为了那些因为城市设施急剧缩减而痛苦的人们。毋庸置疑的是，紧急管理人的政策对某些人来说是有效率的。例如，银行贷出去的、伦理上可疑的贷款，正在得到偿还；在不断增加的全球水荒背景下，私有化世界上最大的淡水供应地，有人会获得巨大的潜在收益——对那些银行和这些人来说，这些政策都是高效的。
为了推理的方便，让我们假设，如同柏拉图笔下那些哲学家统治者，紧急管理人也是为了所有人的效率而做决定。例如，假设私有化密歇根州西南部淡水设施的利益，并非流向这家公司的私人投资者，而是让将近400万密歇根居民受益，那私有化就没什么要紧。不过，密歇根州长和议会的行为将依然是反民主的。在一个民主社会，没人能够打着效率的旗号替换民主选举的官员。这并非是说，第4号公共法令和第436号公共法令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是说，它们本不该出现在民主社会中。一个民主国家比一些非民主国家更欠缺效率，这根本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民主社会允许一些原本应当成为优秀医生的人，成为一个不称职的律师。在民主社会中，自主权不能被归入低效率。在美国政治中，政客能够如此轻易地宣称“让效率凌驾于自主权之上”，这说明美国的民主价值和管理价值之间存在的混淆。
民主的语言与非民主的现实
欧盟的案例是一个更具有国际影响的案例，也说明了民主价值和管理价值之间的混淆。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认为，国家对金融机构开展的大规模紧急援助，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国债产生，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金融机构要求各国去偿还债务。后果是，欧盟成员国的选举变得越发没有意义，因为偿还债务的决定权并没有留给单个国家。以“市场效率”为导向的政策，意味着通过紧缩财政去偿还银行债务，而这些债务又是因为帮助银行摆脱困境而产生的。
利用民主语言去掩盖反民主的世界观，使得市场效率而非自由成为中心，这种如此普遍和重要的对民主词汇的误用，值得进行专门的案例研究。
下面是认为美国可能是在利用民主语言去掩盖非民主现实的最后一个理由。寡头政治是一种那些拥有一定数量金钱和土地的人才能进入政治过程的制度。寡头政治并非多数选举制民主。多年来，政治科学家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一直试图通过实证来验证，正如我们在学校里知道的，美国是“多数选举制民主”。马丁·吉伦斯和他的合作者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总结说，1981—2002年的实证研究显示，美国是纯多数选举制民主的假设，“可以被果断地抛弃了”。富裕的个体和有权势的利益集团（例如，游说议员支持枪支买卖的人），能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相比之下，“普通公民不仅对政策决定不具备独特的实质权力，而且他们对政策也几乎产生不了独立的影响。”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讨论主题中探讨吉伦斯的著作。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基于现有的经验证据，下面这种可能性至少值得人们严肃考虑：自由民主的语言，并不能准确地解释大多数美国政策产生的原因。人们有必要担心，即使在显而易见的自由民主制国家里，民主语言也只是用来掩饰非民主的现实。
资料：格致出版社
编辑：徐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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