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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思难忘 老何所依——老年人的食色与忧欢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刘远航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让养老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不禁让人想到近日的诸多新闻,从跳来跳去的广场舞大妈,到拍来拍去的广州区伯,老年人似乎开始以不一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但事实上,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中国,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依,仍然困扰着我们,亟待解决。

  众所周知,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但这种传统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吗?从亘古蛮荒以至如今的经济社会,它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在古代又都有什么样的养老制度和措施?

  一 老年人的生死忧欢:农村城市各不同

  与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老年人口问题可能更加严峻。近年来,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虽然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但在北京等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早已超过10%,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也因为总人口的基数庞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日益凸显,在现代化未完成、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将提前进入老龄社会,“未富先老”成为这些老年人的尴尬境遇。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

  鸟雀远去,只剩“空巢”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家庭的类型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类型的增多和结构小型化,催生了“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和丁克家庭。在这些家庭里,子女无法负担的起赡养老人的责任或老人没有子女的赡养,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被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已经和现在的家庭模式和结构不相适应,“空巢”老人家庭越来越多,而不健全的养老系统也让老年人搁浅在无援的境地中。

 

  相比于城市,在就医通讯困难的农村地区,老人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劳动力人口过剩,为了改善家庭条件,大部分青壮年选择到外地打工。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城市较高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等原因,老人们不得不留在农村,独自生活,忍受简陋的居住环境。他们不仅要继续进行劳作,很多人还不得不照顾尚且年幼的孙辈子女。他们期盼的是儿女在外面能有更多的出路,但也知道在外的辛苦,所以必须尽量通过劳动,自己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在医疗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有了疾病也只能默默承受,小病甚至可能拖成大病。

  “空巢”的直接后果,是在很多地方出现的“孤独死”。这种现象在老龄社会的日本非常普遍,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地区也开始出现。那些老年人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因突发疾病等原因而死亡,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无法呼救而孤独死去,甚至在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

  老年人的食与色

  如果说农村空巢老人物质上是拮据,那么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则几乎是空白。如果说物质上的困难还可以忍受,漫长的孤独往往更让人难以消受,以至于许多老年人在心理层面患有抑郁等问题。事实上,老年人已经成为了自杀率最高的人群。许多老年人因丧偶或没有儿女等原因而孤独生活,长期以往则可能被阴郁的情绪所笼罩,这也使得许多本来就患有疾病的老人陷入恶性循环。而许多人容易忽视的是,老年人同样需要爱。许多人更容易忽视的是,老年人可能同样需要性。多重的缺席更可能让老年人陷入到误解与忽视造成的漩涡之中。

  之前引发热议的区伯案中,区正坤作为一名老人深陷嫖娼的漩涡中,这也让往日他热衷于揭发社会不公的正义形象被广泛质疑。他虽然自称遭人设局陷害,但自己的行为还是越过了界限。虽然已经年逾六十,区伯还是会有性方面的生理需求,面对当时的情境也难免会越过雷池,虽然没有发生性关系。如果说区伯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决绝地抗拒而防线崩溃的话,那么设局的人则更加让人体会出一种阴险。当一名老年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抵抗某些社会不公的时候,那名化身成“陈老板”的人及其背后的力量试图用每个人都可能犯错的生物本能来消解区伯揭露不公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这是区伯作为普通人的某种失败,但作为公民的他并没有妥协。

  结局或开始: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如何优雅地老去

  每个人都会衰老,这是生理上无法抗拒的事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丧失生活的优雅,任凭生命的风雨磨平自己的棱角。正如迪兰•托马斯在诗中所说,“不要温柔地走进那段良夜,老年应在落幕时分燃烧咆哮;怒斥,怒斥这光明的消谢。”区伯之所以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一名领受低保的老年人,在人们的心目中本属于弱势群体,但他却热衷于揭发“公车私用”等现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区伯那样,奔走于穷困的生活与申张正义两端,但也许正是这种穷困的境地让他体会到揭发非正义的必要性。而另一些人,如那些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大妈们,则选择用一种集体的面目寻求自己的归属与存在感。她们借此走出了家门,在广场这个公共空间中看到了更多的自己,也在那些舞步与闲言汇聚而成的小狂欢中暂时与孤独告别。

 

  但更多的人或是由于疾病,或是由于家庭关系,或是其他原因,而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逐渐被日落的黑暗所吞噬。他们尚未能摆脱最基本的生活困难,更别说优雅地变老了。如果通过家庭、社会和法律等共同的努力,他们能从这些生存的烦忧中走出来,也将会去更多地寻求生活的“意思”。

  二 “孝道”的前世今生:从“弃老”到“敬老”的转变

  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明清,以至于今天,“孝”文化已经成为了看似不证自明的中华传统的组成部分,对于老人的“孝顺”与尊敬也成为了道德的重要内容。但传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它更可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有意识的选择与沿习。另一方面,这种传统也曾遭遇过种种变迁,它的跌宕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

  从全国各地陆续发现的遗迹以及关于“弃老”的种种传说来看,中华民族可能并不是自古就有“孝”的传统的。那些“寄死窑“和”弃老洞“的存在,足以撕下我们文化中最温情的那层面纱,露出历史狰狞的真相。而在那些关于“弃老”的传说中,那些老人最后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从而让人们明白老人并不是无用而应该抛起的“财富”。只是在这些传说中,老人生命的意义完全被“有用”与否所取代,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见老人地位的尴尬与残忍。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绕过当时的语境并用现在的价值去审视当时的历史也许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虽然在春秋以来的传统典籍中无法找到相关的记载,但至少能确定的是,在古代各游牧民族中存在着许多“贵壮贱老”的记录。在著名的《胡茄十八拍》诗中,匈奴的“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的诗句为人所熟知。《史记》中说:“(匈奴)荤粥氏虐老兽心”,“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溯源而下,乃至汉代的乌桓、北朝的突厥、唐代的契丹、宋代的女真、明代的鞑靼等,都大量存在这样的记载。有专家认为,艰难的生存环境是导致游牧民族“贵壮贱老”习俗形成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连续不断的部落战争使得人们看到了壮健对于部落生存的重要性。

 

  从“孝道”到“愚孝”

  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从简单的家庭亲亲关系,到一种文化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孝文化经历了跌宕的变迁。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

  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对孝进行了论述和发展,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后来的“二十四孝图”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亲不亲,阶级分”:从文革到现代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随着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部。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

  然而到了文革时期,孝文化又经历了疯狂的批判。《增广贤文》曾是传统启蒙教育的经典读物,其中有一句“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但在文革时期,人们将这句话删减改写为“亲不亲,阶级分”。家庭伦理让位给了所谓的阶级斗争,以至于德行被兽性压抑下去。可是文革时期结束之后,改革开放的大潮为人们打开了经济社会的大门,市场经济让带着政治烙印的一代转向拜金,以至于孝道逐渐从人们的注意力中渐行渐远。

  三 古代的养老制度与举措:“老人证”和“养老院”古已有之

  如何养老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没有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

  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疾。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七十致仕”,如果不到七十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宋朝虽然也规定了七十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皆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拖着不退休。

  对于中国古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养老制度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一家之内,晚辈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而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法规,主要是减免老人及其子孙的赋税和徭役。国家甚至还通过授官赐爵、赏赐财物以确保老人安享晚年。

  汉代的“老年人保护法”和“老人证”

  周代开始出现初具规模的养老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为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减免徭役的政策。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尊老的传统并没有改变。

  汉朝对养老问题更加重视,推行了一套特殊的优惠政策,也推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卖,规定免缴纳租税。

 

  在当时,最让老人有尊严、觉得幸福的地方,应该是发放“老年证”。当然,这种老年证不是今天这样的小本子,而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鸠杖,又叫“王杖”,顾名思义是帝王赐予老人使用的拐棍,它是一种特殊权利的象征。从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给老人“赐杖”的制度在汉朝被正式确立,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曾做鸠杖赠送高龄老人,开了汉朝赐杖的先河。

  唐代的“空巢”现象以及“精神养老”

  唐律规定:父母在世时,子孙不能出远门,不能分家,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这样规定,是为让子孙尽心尽力照顾好老人,此项规定较好解决了“空巢”现象。唐代还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税”等诸多做法。此外,唐令还规定了“补给侍丁”制度。

  唐代甚至还有“精神养老”一说。当时,流行一个名词叫“色养”。所谓“色养”,就是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不能让老人不开心。唐初名相房玄龄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他不但对生身父母恪守孝道,对继母,他也“以色养,恭谨过人”。不色养公婆,甚至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

  古代的“养老院”制度

  中国古代的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但国家绝不是仅仅制定了一些政策法规就袖手旁观了,国家养老也是古代养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朝代国家养老的方式各有千秋。

  建“养老院”,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高寿皇帝梁武帝萧衍曾在都城建康创办了“孤独园”,用于收留、赡养孤苦老人。在唐朝的武则天时代,还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悲田养病院”。唐肃宗则是建了“普救病坊”,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 “福田院”,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赡养他们。

  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而这种职责与自觉,无疑是与中国的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支撑点,而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尊老养老。在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养老越来越多地依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但纵观古今,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子女的赡养和孝敬,孝道文化和敬老的精神内核都始终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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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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