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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雷颐谈辛亥革命:改革与革命赛跑

2011年04月19日16:52
 


  时间:2011年3月18日

  地点:国家图书馆

  主题:改革与革命赛跑

  主讲:雷颐

  雷颐: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这儿跟大家互相交流。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一个王朝的垮台,尤其像清王朝的垮台,我们发现它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是从近代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对世界的认识,一步一步地应对失误,导致了自己的垮台。我们可以举几个事例看,比如说鸦片战争失败,直接在前线的林则徐,就提出来,西方人是船坚炮利,要学习他们造武器.这要是放在现在,每个国家都知道,敌人有武器比我好,就造他的武器,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但这在近代中国清政府就不行,因为这是用夷变夏,我们是华夏,那是敌夷。当时林则徐和魏源提出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那本书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批判。那本书最明确地提出来,要学习敌人的造枪造炮,最后把它打败。但这个就不行,相反,这本书传到日本,日本最开始还是封闭锁国的时候,通过这本书了解了世界,这本书可以说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日本就是通过明治维新强大了,反过头来侵略中国。 所以一开始(清政府)就耽误了很多时间,认识不到。就为了能不能造枪造炮,从林则徐提出来拖延了20多年的时间,等到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把这个付诸实践,已经过了20多年。并且他们在造枪造炮的问题上还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阻力,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大臣都反对,认为你用外国人的枪炮,我们中华的文化是最先进的,你学他们造枪造炮不是标志我们被夷化了吗?那时的谴责还是很激烈的。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它是怎么认识的。第一个是电报。到现在每个政府都知道,对自己来说,通讯是最重要的,在近代有帝国主义一次一次侵略,那边有农民起义,对一个政府来说有电报通讯是最重要的。李鸿章在1968年就知道有电报,发现外国人在中国有电报,通过海底电缆。这种东西太快,声势万里,他说我跟外国谈判,我们还靠马、驿站送情报,那边在中俄边界伊犁已经有冲突了,能不能用电报?这居然被否决了,否决的理由是,这种东西是外国的,外国人可以有,中国不能有,中国用了,就等于中国被夷化,这东西是有好处,但是我们不能用,用了对我更有害处,朝廷最后的结论,因为我们讲究以孔孟之道治国,讲究尊重祖宗,我们的祖坟都埋在地下,电流通过惊动祖坟,祖宗不安,这就是不孝,都不孝了,你怎么还能忠?外国人没事儿,他们不信祖宗,他们信基督耶稣。后来,姓什么之争在近代以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直到12年后,1879年,李鸿章悄悄地弄了几十公里的电报,让清政府官员去试一试,觉得用这个指挥炮台、指挥军队确实很厉害,就同意了。一个电报不需要政府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电报就是直接和别人打仗,一直都没有停的战争,电报对通讯多重要,竟然能停12年,你说这个政府能有多大的作为。

  再举一个例子,修铁路。近代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没有飞机,铁路在运兵的效率、对经济的作用太大了,也是中国和俄国在新疆伊犁那边有冲突的时候,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来,要修铁路运兵,这次遇到的反对力量更强大,理由也是一样的,外国人可以用,我们不能用,用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没面子。铁路的铁轨一震,惊到祖宗,惊动祖坟;第二是修铁路封山、凿隧道、架桥梁会惊动地神、山神,我们朝廷社稷是靠这些神保佑的,外国人不信,我们不能不信;另外,火车是个闷罐子,外国人没文化,跟野兽一样,中国人说他们是群交,陌生男女可以在闷罐子里几天几夜,我们中国人在一个罐子里走几天几夜,成何体统,会干出什么事儿?外国不讲男女之大防,我们中华民族讲。《孟子》里说,嫂子跳到井里去,小叔子能不能救她,还要争论半天。这个铁路对中国(这么有利),从国防到经济,清政府居然就拒绝了,拒绝了很多年,也还是李鸿章利用自己直隶总督的权力,他在唐山修煤矿,要运煤,悄悄地修了20华里的铁路。他是了解中国国情的,欲速则不达,修了这个铁路之后,他知道不能够太快,不能够一下子跑火车,他用骡拉着车皮运煤,拉了一段。有个唐山煤矿的英国工程师,对中国国情不太了解,对中国特别友好,负责修这个,以为你没钱了,买不起蒸汽机。他就把唐山煤矿一个废弃不用的蒸汽机改装改装,拉了那么多车箱,嗡嗡响,一下子震惊了。因为李鸿章是遇到红灯绕道走,他之前往上报告,(那时)对railway没有统一的翻译,有的叫铁路,有的叫新马路,有叫快速路,李鸿章往上打报告,没说我要修铁路。到这个时候,蒸汽机在火车上在铁轨上跑,那么多,中国绝大多说人认为这是一种神气鬼怪,是破坏一切的。马上这个消息就报到朝廷了,朝廷命令必须拆了,李鸿章又采取了隐瞒,他没有拆,把蒸汽机车开下去,又恢复了用骡拉。我们看一个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就有马拉车皮,其实这是近代早有了。结果你想想连这个都不行,还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让清政府修铁路,李鸿章一直在努力想尽办法,外国近代以来,都是从海上军舰侵略中国的,远海的一些督抚,都建立了自己的舰队,自己地方出钱,(如)李鸿章北洋舰队,福建水师,南洋水师。中国传统是没有这些的,中国传统的是用木帆船,防海盗、江盗,没有海军,也没有海军司令部,没有这个军种,自然没有这个。当近代的时候,他们建了现代化舰队的时候,左宗棠、李鸿章他们还是为了朝廷考虑,他们知道(要有)现代化的舰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海军司令部,叫海军衙门来指挥,不能就他买这个国家船,他买那个国家船,又不统一,没有统一的调度。地方建立现代化舰队,主动要求朝廷,说朝廷应该成立一个海军司令部,朝廷居然坚决拒绝,绝对不能成立,说我们传统只有掌实权的六个部,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你用外国的船,本身就没有面子了,你要在我组织机构中,再设立一个官衙门(海军衙门),和外国人一样,这个不行,坚决拒绝。之后1884年的马尾海战,整个福建水师全部被打沉,打沉之后说明,没有海军司令部,没有办法调动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尤其当时整个战斗的指挥,因为没有海军高级指挥,也没有外国留学的舰长,整个指挥战役的,还是陆军。据说陆军是按照《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来打仗的。这个时候左宗棠很厉害,抓住这个机会跟朝廷说,必须建立海军司令部,在这个节骨眼上,清政府才知道,要建立海军衙门,同意成立海军司令部,1885年成立,并且成立了海军。你想这都谈不上政治体制改革,只是说让你成立一个机构,一个新的军种应该有一个海军司令部。清政府觉得这表明对夷人有点接近了,用今天的话说,不一定恰当,就是有一点西化了,怎么办?我要保持我一定的天朝特色,中国特色。它规定了,这个海军衙门,就是司令,当时叫做海军衙门大臣和副司令两个会办,司令和副司令。外国都是海军司令,专职的海军人员,他们不都是专职的吗?我这个规定,我要保持我的特色,必须是兼职的,不能是专职的,还是要保留一点,但是知道这个毕竟比较重要,当时慈禧就是用她最亲近的一个大臣,醇亲王奕譞,当了海军衙门大臣。李鸿章就把他弄到北洋水师去视察,完了觉得很威风,在海面,李鸿章趁机说话了,你看这些船这么大,在海面上游来游去很威风,都要烧煤,我们靠骡拉,根本就供不上,打起仗来,军舰没有煤,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要修铁路,运煤。奕譞这时才说,悄悄地修,我支持你,但你别公开地打报告,我等到适当的时机再给朝廷打报告。

  这时候李鸿章抓紧时间修了塘沽码头,从唐山到那儿,修了一条铁路,到1888年,奕譞才正式打的报告,说修铁路,慈禧经过讨论,1889年才同意修铁路。修个铁路从1872年到1889年经过了17年,修铁路这需要一个政府,有更高瞻远瞩才能够看得到铁路对我有好处。所以我举这几个例子,包括成立海军衙门,明明有好处,但是坚决不能成立,这就说明,他的变革根本谈不上有主动的变化,非要一个舰队被打沉了,才知道我要成立一个海军衙门,用今天的话说是海军司令部。都到这种状况了,等到甲午海战之后,被打败,中国人都反思,为什么被打败。中国从来瞧不起日本,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慈禧把海军经费都用来修颐和园。当时有一些读书人,外国像日本,他的强就在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明治维新,国会讨论钱,政府怎么花钱。中国的统治者,从来就认为天下是我的,我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但是就证明了,这套制度不行,损失的就是这个民族、国家,包括统治者。所以我举个例子说,传统很深厚,也可以看出社会要进步,实际上是很艰难的。慈禧在那个条件,从哪儿都可以用钱,为什么用海军的钱?她也知道给自己一个名分,实际上她是利用奕譞,各种力量都在利用冠冕堂皇的名目。比如李鸿章,他也是让海军衙门打报告,上奏上,海军要运煤需要修铁路,中国的铁路是海军修的。慈禧也知道,一直想修颐和园过生日,奕譞打报告,我们成立了海军,有海军衙门,没有海军学校,要成立一个海军学校,海军学校要挖湖,挖在哪儿?就在昆明湖。颐和园正式立项是海军学校。这个传统到现在,很深厚,各种官员为了自己利益,立项,搞一种很冠冕堂皇的名目,实际上是为了几个官员的利益或地方政绩,但是人们就觉得要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获得了光绪的支持,康有为、梁启超,这里面就牵扯到光绪和慈禧的权力之争。没有时间细说了,不管怎么样,最后是慈禧用很残酷的手段,镇压了维新派,杀了6个人,后来还有其他人被杀,有人革了官职,还有人就跑了。实际上戊戌维新,是清政府觉得很重要的政治改革的机会,这个机会由于内部的权力之争,不说谁对谁错,没有认识到这个王朝的命运更重要,慈禧把自己的权力看作比王朝的命运更重要。从政府来说失去了一次机会。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也想走维新之路,他就是来自南方的孙中山。他到了北京、天津,通过关系,给清政府上了一个怎么样改革,想走改革之路,改革中国的(建议)。他没有功名,又没有什么背景,更加不受重视,完全被否决了,干脆没有起任何作用,所以从那之后决定走上武装反清的路。孙中山也是想走改良没有走成被拒绝了之后,才走上革命的这条路,所以慈禧对康梁,对维新派采取激烈手段,这些都是把自己,本来是自己体制内的,往体制外赶,康梁要维新,一直到最后他们都不希望推翻了清政府,希望由上至下的改革是最好的。

  这样1898年是一个坎儿,清政府没有很好地处理,没有抓住机会,就为以下埋下了一些伏笔,很难跨过去。镇压了戊戌维新,就面临着光绪还是皇帝,慈禧比光绪大很多,慈禧一般来说,要死在光绪前面,光绪在重新掌权之后,恐怕一切都要翻过来,那么慈禧一直想把光绪给废掉,放出风声说他身体不好,(这时)外国在中国的势力已经很强了,外国反对,尤其法国大使馆,说我们派我们的医生到宫里给光绪检查身体,一检查说光绪身体很好,没什么大问题。支持慈禧的官员想把光绪给废掉,这又遇到一些洋务派大臣的反对,海外富商华侨的反对。那些慈禧都不是很在意,最让她不敢废光绪的也是外国人,外国人坚决反对,慈禧觉得不敢得罪外国人,又想废光绪,觉得外国人很讨厌,她就想找一个力量,来制衡外国人。这时那些顽固派大臣跟慈禧说,他们知道如果光绪翻过来了,慈禧去世之后,光绪再即位他们就完了,他们给慈禧介绍了一个很大的力量,说这个力量是很厉害的,能够打败外国人,(这)就是义和团。从清政府来说,义和团它不完也是很难的。早早在华北地区很多,对于这个运动,一个政府是支持还是反对,应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态度,要么镇压,要不然支持,慈禧没有态度,完全听地方官处理。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这不好,山西巡抚毓贤认为,他们是大清最好的一种人民,坚决支持。所以慈禧左右摇摆,袁世凯认为要镇压,看了毓贤的奏折认为应坚持。这时候,别人跟她说,这是反洋人的,刀枪不入啊,她就半信半疑,会不会是这样,于是就派了下面的大臣,你去义和团各个坛口看看,是真是假,能打败洋人,刀枪不入。中国社会,下级往往都是按上级的偏好,知道上级想要什么结果,我汇报什么结果,尤其要出去之前,在宫里那几个大臣,你知道要怎么汇报。所以他去了以后,向慈禧汇报说,我看了,又是樊梨花下凡,二郎神附体了,口吐火什么的,是很厉害。慈禧这个时候觉得是真的。尤其义和团又提出口号,“扶清灭洋”,慈禧觉得我更应该利用义和团,决定支持义和团,让义和团进北京天津,官家给他们发粮。义和团到北京,本身就觉得自己正义,满腔怒火,再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种民意和政府的意愿结合在一起,一进城就更激烈了,提出要杀九毛子,洋学生要杀,在北京搜卖洋药的,大栅栏就给烧了,主要是义和团放火,烧了卖洋药洋纸的商店,都是从农村来的,一家商店烧了,整个一条街就烧了,其中有很多带眼镜的也给杀了,洋学生往外跑,发现铅笔是外国人的,用洋伞的、用洋火的也杀了。对外国人更加那样,更加激烈,碰上德国克林德,他非要出去,他还开枪,双方就冲突,双方尤其是清政府清军,也跟义和团在一起,就把克林德打死了。这时,公使馆,敌人就提出来,八个国家说,你要保护使馆,否则我们联合军队进来保护使馆,慈禧提出来要和八国宣战,很多人说,你一个国家都没有打胜过,连日本一个都打败了,八个国家同时打能打胜吗?这些大臣有三个被斩首了。

  八国联军进来就血洗北京,连带小孩,教民杀了上千,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我要说慈禧,慈禧逃跑马上下了一个命令,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义和团身上,她说之所以酿成大祸,都是拳匪闹的,让官军和洋人联合起来,要和洋人一起绞杀义和团。慈禧有一个很宠幸的大臣,荣禄,慈禧很信任他,认为不能和洋人开战,但慈禧当时会不听,会愤怒。慈禧为什么攻大使馆攻不下来?除了外国枪力狠以外,荣禄悄悄给他们送米送粮,并且让清军的炮标尺往上抬一格,所以炮打不中大使馆里面。等到慈禧要求和的时候,才知道,很感激荣禄,留了一条后路,如果把大使馆都轰了,恐怕外国人不会留慈禧。但我想说,民众和正义被利用,我觉得这是义和团的悲剧,第一个,民众正义的事业被慈禧,可以说是被一个最腐朽的、最反动的势力所利用,他们提出来要抓光绪,把康有为从外国引渡回来,一切跟进步有关的书统统要毁掉。慈禧把他们利用了,利用完了之后,又把他们抛掉了。这个事情对政府也是一个教训,不要轻易鼓动利用民意,你利用之后,肯定要超过你允许的范围,行为会过激,他一过激,最后你要出来收场,政府一收场和民众有冲突,就会骂你是汉奸。民众也要吸取教训,不要认为我的事业很正义,还有政府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你时时要想到,政府要出来收场,政府收场的时候会把你当替罪羊。慈禧最后通过种种关系,列强提出来要惩罚多少个,因为传教士死了很多人,提出惩凶,一百个大臣受处分,都是当时慈禧怂恿支持他们这么干的,慈禧为保自己说完全接受,但经过这个之后,慈禧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就大打折扣了,包括一些官员内部通信,对政府都不是很信任。在这个情况下,慈禧提出来要行新政。

  1901年提出中国要搞新政,所谓的新政也就是1898年镇压反对的戊戌维新的一些,也不过3年时间,非要经过一个庚子之乱,一个血洗北京,被打成那样才做,1898年为什么不做?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仅仅做三年前要做的那些,已经不够了,因为三年前康有为他们提出来也是很温和的,第一康有为知道反对的人很多,君主立宪他没有提出来,只是说搞一些官制的行政改革,第二比如废除科举,康有为都没敢提,就是要改变一些科举考试的内容,不考八股,考一些写论文,怎么治国,怎么发展经济,考这些文章,都没敢说废科举,慈禧这个时候要做这些。就三年时间,但形势就迫使你要做更多,那边还是在镇压康梁、镇压后来的保皇派、或立宪派。立宪派从来是不主张推翻这个国家,不主张推翻这个朝廷的。你做这些就不够了,一定要有君主立宪,要有宪政。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其中就跟1911年以后的形势有关,大家知道,八国联军占驻中国了,占了各个地方,后来陆续退兵,东北被俄国占了,但俄国根本就没退,按条约,俄是应该退兵的,俄国没有退,日本一直对中国东北,有野心的,俄国在那儿就和它有冲突,所以189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为抢夺中国东北,主要在东北打仗。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国内的人就在预测谁会胜谁会败,一方反对变革的人,肯定俄国胜。近代以来,从来是欧洲国家打败亚洲国家,白种人打黄种人,尤其俄国沙皇专制,效率更高。主张立宪的人,像梁启超他们在海外,就预测日本会胜,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它的制度比沙皇制度要先进。这个预言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这个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确实是俄国败了日本胜了,这给中国刺激很大,这是近代以来,世界近代史以来,第一次一个黄种国家打败了白种国家。胜败不是人种的问题,不是亚洲欧洲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如果一个黄种人,国家是好制度,也可以打败一个白种人坏制度的国家,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证明这个制度是好的,所以一下子有一批读书人、士绅,从前对这个不太了解,就主张要立宪,能够强国,并且这一点,立宪运动从维新派镇压之后处于低潮,突然风声水起,国内很多人提出中国应立宪,要宪政,但从中可以看出来,中国人提出要宪政在历史上,不是像西方那样,从天赋人权,政府和人民缔结一个契约,人民有权限制政府的权力,主要是天赋人权的角度来理解,而中国人的理解是认为这个制度能使国家强大,能使中华民族不被外国人侵略,我们实行好的制度,欧洲也可以打败,是从国家的角度来接受宪政,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不管怎么样,不管当时是怎么认为,后来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起码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要求立宪,所以立宪运动就风声水起。日俄战争还有一个后果,我们讲到俄国占领的东北,拒不退还。日俄战争没有爆发时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学军事,很爱国,主动地主持拒俄义勇队,要自己起来,武装起来,要去打俄国人,要把被俄国人占领的东北夺回来。对于他们爱国青年,对于这个,清政府,对于民间的武装组织一直保持警惕、敌视、排斥、压制,恰恰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青年,曾经是爱国的,走向了革命,就觉得政府不行,不爱国,这些政府恐怕不是中华民族的,觉得要推翻清王朝了。举一个例子,孙中山走上革命之后,在日本,活动重点一直是从前的华侨、会党,在学生中没有市场,这个时候到了东京,有几个学生主动来找他,虽然找他的人很少,但他觉得这是学生心态的一个变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蔡元培,他在那个时候,学生比较激烈地谴责俄国,谴责清政府不爱国,蔡元培反对,他说,政府是我们的仆人,和强盗联合起来,把我们的东西抢走了,我们首要的责任不是谴责仆人,应谴责强盗,应先追回我们的东西。他还是很温和的,当清政府采取一系列镇压学生的手段之后,蔡元培一边很激烈,还参加组织了暗杀团,暗杀清政府,蔡元培这种人,从温和的改良者,爱国者,走上了一个比较激烈的道路,你都可以想象,整个学生在开始从爱国走向革命,这时清政府自己的力量,又开始进一步地削弱,走向了(它)反面的人,又多了一些。这时候,革命派的力量还很弱小,要求立宪的人,越来越多,清政府也扛不住这个压力,曾经也说过要搞新政,所以慈禧在1906年的秋天宣布,我们要搞立宪,要预备立宪。虽然她从前做了那么多或者说倒行逆施的事情,但我觉得人民还是有理性,大家都希望由政府主导,从上而下的改革是最好的,因为引起的社会动荡最少,社会代价最小,可以避免流血,可以避免流血牺牲,当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刚刚颁发了准备立宪,一下子举国欢腾,张灯结彩,学生也游行庆祝,商店也打折,其中敲锣打鼓,演讲表示庆贺,当时也一些报道,“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他们觉得由政府主动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好的事情,觉得中国有救了,避免了大流血革命,大家都不喜欢革命,革命是激烈的手段,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人民还自发撰写了《欢迎立宪歌》,表达对朝廷的热爱:“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就是只要皇上一个人,要立宪,整个国家就变了,就没有什么大流血,大家都支持,这又是清政府的一个机会,尽管这个机会已经很迟了。慈禧认为我们要立宪,首先得把官制改革,官制还是以前的一套,新部门都没有,除了成立一个海军衙门,后来成立了陆军部,其他我都要改革,很多传统没有用还都存在,说我先改革官制,把行政体制改革改完之后,我就可以立宪了。大家也觉得改革是一步一步来,大家所以都很高兴,觉得是这样做是对的。这时有一个最有权威的人,慈禧也很信任的人,让他搞这个事情,又有力量又有权威,又有手段,(他)就是袁世凯。让袁世凯做这个改革,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另外还兼了六项重要职务,你想,权势之大,他又有六个镇的新军,所有清政府的新军都由他来掌握,由他来搞政治体制改革,慈禧又坚决支持他。我觉得从现在看他们用袁世凯,应该是可以的方案。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这个不是涉及到政治体制,内部政府部门之间的调整,他提出来要成立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成立一些新的部,有部长,由11个人组成各个部,其中一个规定,就是这11个人的部,重要的一点,从前各个衙门都是满汉,有满族和汉族,袁提出11个人组成的部,但没说什么人当部长,一套改革方案。当时这一个方案一出来,就有强烈的反对,最主要的反对力量就来自于满族的亲贵集团,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有时候,一点利益都不能丧失,对这个既得利益,缺乏一个长远的眼光,他们都坚决反对。因为这个袁世凯,你今后是要政治体制改革,是要立宪,虽然现在还不开国会,以后要开国会,有一些皇族贵戚,因为衙门只有那么几个,不像以前有很多,没有那么多官让你们当,其中一些人可以当议员,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这些满族亲贵认为,我当什么议员,我们有这个天下,我要管具体的事,不管事还叫什么我是坐天下,我是主人,就坚决反对,甚至非常愤怒,并且说不管立宪不立宪,反正是中央要集权,这个权力还必须在我们手中,他们觉得地方汉族,经过镇压天平天国,汉族权力比较大,觉得这是一个威胁,反而要把这些人的权力逐渐收回来,财权、兵权.有几次开会讨论的时候,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对准袁世凯胸口说,你以为是什么人,我要替主子收拾你.意思说汉族人只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奴才,你现在搞这个?

  其中有一个整风方案,内务府比较腐败,整个管理方式也比较落后,只是提出要整顿,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具体方案,但内务府是管太监,然后就传出来要撤太监。有一次他正好下朝,好几十还上百个太监把袁世凯围起来揍他,还是袁世凯花钱收买的庆亲王奕劻,把袁世凯拉走。有一批和袁世凯观点不同的汉人,他们也反对,是从一个理想的状态,认为应该是有国会,才有责任内阁,你没有国会,又有责任内阁,实际上权力在责任内阁手中,袁世凯按照今后西方的规模来设计,责任内阁,皇帝是没有权,权力很小,他们说,你袁世凯怕光绪今后掌权,那是因为你在戊戌政变时得罪了光绪,你是有野心的,双方反对派都给慈禧上奏章,慈禧就被打动了,她觉得很难办,有一次发牢骚说,他们都来找我,闹得鸡飞狗跳,我恨不得跳到湖里去自杀。她最后还是被反对袁世凯的人给说动了。袁世凯还不知道,反而跟慈禧说什么人反对他,慈禧就大怒,把那些反对他的文章给他看,这时候袁世凯觉得自己很危险,马上宣布,秋操阅兵,我要到保定那边去阅兵,我就不管这些事儿了,就把身兼的职务都推掉,只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且我从前练的6个镇的兵交了4个,另两个直隶是保卫北京的,他说太大,我要有2个镇,其他的我都交了,你们别对准我了。这个也是使袁世凯对清朝产生离心的重要一点。

  总而言之,朝廷说了要维新,要行政改革,要做个样子,决定还是让其他人,搞了一个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实际上没有大变化,提出5不议:说军机处不撤,满族亲贵不撤,八旗的事不议,本来大家觉得八旗是一个很腐朽的制度,太监不撤,五个不准搞。在这之下搞了一个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很落后,军机处也不变,还成立了11个部,13个尚书中,满人占了7席,汉人仅占了5席,还有一席是蒙古人,其中外务部尚书规定由汉人担任,但惟独在外务部尚书之上又设立了管部大臣和会办大臣,这两个大臣,规定是由满族人担任,这个一出来,是天下舆论哗然,在这个之前,形式上,满汉平等各一个人都没达到。实际上大家觉得这个是假的改革,你是骗人的。从辛亥革命以后,那些汉族督抚的表现可以看出来,这个改革使汉族督抚很不满,对清政府也产生了很强的离心,清政府自己的政策,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人都背叛了他。当时我们知道,在海外,梁启超等人主张维护清政权,和孙中山进行革命论证,究竟中国是应该走改革立宪,还是走革命。当时有一个有名的保皇派,叫徐佛苏,他是保皇派宪政会,他当时给梁启超一封信,他是坚决反对孙中山和革命派,从他悄悄地给梁启超的信中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要是这样感觉,整个民众或者说多数士绅(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皆数月之改革,仍是本来面目,旧的还是一样,没有进行任何改动,政界之难。”当然这是在内部,在外部和革命派论战时还是说,我们不应该推翻他,推翻它会带来暴力,一定要走从上往下的改革,而这时候,梁启超在东京,给康有为的信中,也写得很明白,说我在东京这边和革命党人论战,论战的时候,在这个之前,留学生是支持我的,清政府的改革方案一出来,大家都说是假的,支持孙中山的人就多了。严格来说从逻辑道理上来说,梁启超说的更有道理,在和革命派的论战中,社会变动是通过政府从上而下的变动,肯定是社会动荡最小的,通过革命草根,推翻政权,那个流血动荡特别大。道理上说,梁启超是有道理的,但梁启超的道理必须得有前提,就是从上而下,上面要愿意改,如果上面不愿意改,就证明梁启超说的后面,逻辑再好没有一点用处,大前提不存在,小前提就毫无用处。

  革命党人就死死地抓住这一点,每出来一个政策,别人说原来清政府不改,每个所谓的改革方案,出来一次,支持他的人就少一批,支持孙中山的人就多一批,所以梁启超也很无奈,他在1907年,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梁启超在1907年初在《新民丛报》发了一篇文章,文章实际上是看到了后来的结局,这篇文章题目叫“现政府与革命党”,他在文章中很无奈,因为他是坚决反对革命的,反对革命党,但他很客观,虽然是反对他,是这样写的:“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也就是说现政府不改革,就使这些主张改革的体制内的人越来越极端,跑到那边去,跑到革命党人那边去。我想说,清政府的政策,在革命和立宪的赛跑,和改革的赛跑中,革命党越来越快,革命的步伐越来越快,这一步伐的快,给他加油的不是别人,就是清政府,所以梁启超在论辩中,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开始觉得很有道理,后来觉得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清政府要改革的基础上,事实上证明不改,那就毫无办法。梁启超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清政府也很奇怪,为了证明政府制造革命,在1908年公布了我要立宪,1908年秋天……

  雷颐:1908年秋天,公布了钦定宪法这个大纲,总共有14条,我简单介绍一下宪法的草案。清政府说我要立宪,就派了很多人考察各个国家,最理想的是日本明治宪法,明治宪法是模仿了普鲁士的宪法,而日本明治宪法,觉得普鲁士的皇帝权力太小,就修改了明治皇帝的权力,比普鲁士国王的权力要大。清政府还不甘心全部模仿,要保持他的特色,觉得明治天皇的权力小。所以清政府颁布的皇家的权力,与日本明治天皇还要大。日本是模仿普鲁士的宪法,公民权利比普鲁士的公民权利还要少,我们知道普鲁士公民权力是很小的,你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儿受排挤,流亡到英国,在普鲁士就呆不住,好歹普鲁士没有给他杀掉,日本还觉得普鲁士的公民权利多了。清政府觉得日本明治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还多,所以又比明治宪法又缩小了一步。当时的明治宪法规定,臣民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15条,而清政府简化为9条,比如说明治宪法中居住迁徙的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自由,包括经过申请可以游行等自由,在清政府公布的草案中全没有,这一公布之后,所有的人都表示反对,革命党人不用说,本来就是无论政府说什么,都说你是坏的,所以这个你本身做得不好,就更要说是坏的。政府内部的改良派,那些士绅,也都更加失望,发文章公开地谴责清政府,政府宁肯与人民一纸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事实,号召人民起来与之争者,人民要起来维权,不要争空文。这是士绅,不是革命党人。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酝酿着开始发动请愿,要求立宪,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一切地方的士绅和商界首领要求更加厉害。

  从1910年1月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和大商人发起了4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后的呼声越来越响,但清政府,就是不妥协,一点不愿意放弃任何的一点权力,相反对开国会的这些请愿,都是士绅,一次比一次镇压激烈,每镇压一次,有一批人,这些士绅,看来我们要搞革命了,这个政府没法让他和平的妥协。所以,一点都不变化。现在研究者,总想搞清政府搞立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人说是真的,有的人说假的,其实从我们现在来说是要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意义已经不是很大,更重要的,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来说,尤其是统治基础,那些士绅认为它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如果大家认为都是真的,哪怕是假的,那基础就很稳固,这其实是一个政府公信力的问题,政府没有公信力,它从前的所作所为,没有公信力,那些士绅都认为是假的,这时候,统治基础就非常薄弱了。或者说改革的方案没有满足整个社会心理预期,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孙中山革命党人就不断的起义,一次一次失败,失败了,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要求改革的力量太强大了。所谓的士绅立宪派,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基础,比现在我们说的中产阶级还要强大、有力量得多,我们今天所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生活上财富概念比较富有,而那时候的士绅除了特别有钱以外,因为中国传统是由士绅负责地方治安,有相当大的权力对于地方各种事务。这个是清政府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当这个基础都开始背叛你的时候,你政权就很不稳了,但清政府对这一点居然毫无感觉,在1911年5月8日,要求改革的力量太强,它说再过几年再开国会,先成立一个内阁,宣布了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个满族,4个是汉族,9个满族中,7个皇族成员,内阁总理大臣也是皇族,这完全违反了外国或者现在政治学一个基本概念,皇族成员不能是内阁阁员,内阁对皇家负责,干不好可以辞职,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这就证明了你还是搞假的改革。这时候,张謇这些立宪派对这点非常失望,更加愤怒了,说这违反了这些,要求他改变,这些士绅还是想妥协,还是不希望更激烈,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和朝廷各做一步妥协,我们也认了,有一些皇族可以当内阁成员,但是内阁总理大臣,相当于首相或总理,他本人不能是皇族,这是最起码的,其他部长是皇族,我们也认了。结果清政府收到以后,也很愤怒,给他们训了一通,这是我们皇家的事,大清是我的天下,你们这些人别以为你们有多大的权力来指手划脚,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采取这个方法,这些人觉得1911年的5月爆发了,皇族内阁一宣布,所有的人对它,指士绅,有钱人,它的社会基础,觉得它已经完全不可信,不可用了,完全要离他而去了,这个形势只等哪儿有火花就会爆炸,哪儿刮风就会把它推倒了。清政府还感觉不到,过了不久提出了铁路国有,之后就兴起保路运动。铁路国有是怎么回事呢?清政府开始修铁路一直反对,到几年之后,它意识到修铁路给国家政府带来好处,就主张多修,修铁路又没有钱,怎么办?就让商人自己组建公司修,我到时候收税就可以。当各个地方的铁路公司都成立了,商人都开始修了,修了一段时间之后,清政府和外国人银行团谈判,大量贷款有了,知道铁路很能赚钱,中国政府觉得我让你发财,你发了财,我想收回来就是我的。清政府说,我们有钱了,铁路要由国家办,商人必须交回来,你不是股份制吗?我们买回来,但清政府不按照市场价格,必须用极低的价格卖给我,商人不干,湖广的士绅就掀起保路,湖广的商人是从朝廷退休的,跟老百姓的关系密切,跟朝廷关系密切,湖广的商人一闹,清政府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好,不让你们赔本,你把路权给我,我把钱都给你,湖广的运动就沉寂了就消停了。而广东的,你必须按照我给你的价格,广东的都是华侨商人,华侨商人跟朝廷没有关系,跟老百姓也没关系,老百姓觉得商人赚钱亏了,亏赚都是你们的事,广东华侨商人就发现,只能说投资环境不好,我认了,就走了,我就撤资回去了。关键是四川,四川因为当时采取一些政策,包括一些四川人觉得川汉铁路,觉得入原始股,人人能赚钱发财,很多农民都入股,把土地入股,还有把自己积蓄准备盖房子的钱也入了,从最富的富翁到非常穷的穷人,都买了川汉铁路原始股。这时候清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川汉铁路,就坚持一定要规定很低的价格,必须用这个价格卖给我。对于富人来说,损失了以后,哪怕很多,也是一部分财产,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哪怕很小,也是他的全部家当,统统都卖给你,那就没了,所以四川的民众很愤怒,兴起保路运动,首先是领导都是对富有的那一层,往往他们的行动,最温和的,他们采取和平请愿,文明征路,把当年朝廷允许那些民办铁路,用今天的话说,红头文件,带到朝廷的红头文件,大家烧香,当时是你政府自己定下的,让投资不收回,现在你自己又改变主意了,中国这种官场政府,从来是这样,让你发财是我对你的恩赐,当我觉得你发够了,我有需要的时候,想用什么价格收回来,现在照样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煤矿不景气的时候就提出一些优惠条件,让私人投资,现在煤矿价格上来就必须卖给我,不管从前跟你定了什么样的价格,不管到期没到期,必须就是这个价格,不行的话,各种检查你都不合格。所以我看这次,李书福吉利汽车说,中国市场经济,感觉我们民营企业要在党的领导下,党让做什么,做什么。企业要听党的话。

  当时四川就保路,但赵尔丰把最上层的领导者抓了,之后又有一批人起了,就提出来,要求放人,围着总督府去示威,总督就下令开枪,开枪打死了30多个人,整个四川更愤怒了,全四川就暴动了,这时就从湖北调新军去镇压,革命党人在新军活动,在1911年10月10日,打了两枪,一个王朝就这么垮了,我们可以说,从起来之后,一些事实来看,起义一发生,才打了几枪,双方交战的时候,湖广总督瑞澂就跑了,他把司令部设在长江的一个军舰上,意味着随时可以跑了。朝廷马上决定派军队去镇压,当时袁世凯还没出来,让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兵去镇压,他坐的火车到了,到了信阳之后,就不敢进湖北,在信阳,把自己司令部停在信阳,这个时候,朝廷就很愤怒,让你率军前线,不去赶到前线,你司令部必须跨进湖北,在强大压力下,他才说,没有办法,只能坐火车把司令部开到湖北,开到武汉附近,但要求把司令部设在列车上,并要求赶紧再调个车头来,等于前后各挂一个车头,意味着随时可以跑,你说官员都是这样,也说明吏制,官员的制度是腐败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维持多久?所以更重要的,因为刚才没有讲,我觉得这个政权垮台更重要的是经济制度,政治上的很多绅商都离它而去,从经济制度上来说,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制度,为什么这些士绅一定要开国会、要立宪,除了觉得制度能使国家强大以外,另外跟他们感到在皇权专制之下,财产权没有保障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举个例子说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变化,比如说中国是有私人经济,是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的,但近代也一样,传统的钱票,票号,饭馆,都可以,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连清政府的官员,像曾、左、李,还不是半私人企业,他们那么有权威,用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枪炮都遇到那么大阻力,开始坚决不许的时候,如果老百姓想用机器生产民用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曾经有一个华侨商人,用压米机,从外国进口,马上就给拆了,坚决不许私人从事新式工商业,当洋务运动用机器生产枪炮给国家的时候,只是我生产的枪炮,几乎国家和国家自己不存在买卖关系,军工厂生产枪炮供军队用。问题是清政府一直很缺钱,很多人要给停掉,李鸿章他们说不能停,停了国家怎么办,不能生产枪炮,李鸿章提出来一个折衷的办法,我们用一个东西来赚钱。怎么赚?他知道,用机器生产枪炮,军用品不卖都遭到那么多反对,那么,为了养活这个,我们可以生产一些民用品,清政府最后考虑,觉得没有办法就同意了,但是不许私人办,要办这些民用品的工厂,但清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了,李鸿章想了一个办法,官督商办,商人经营,名义上注册是国家的,这是中国洋务运动走了重要一步,用机器生产民用品,追求利润,以前造枪造炮是为了求强,生产民用品就是为了求富,从求强到求富,追求利润就带有很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面临着一个问题,产权不清,从注册上来说是国家的,从实际出资人和经营人,主要是商人,到后来做的很大,究竟这个钱属于谁,商人觉得都是我出的钱,我经营当然都是我的,清政府觉得,开始注册是国家的,轮船招商局都是国家的,所以就面临产权不清,在这个时候,李鸿章是主张支持商人的,他有权力的时候,支持商人多干多得,后来有些官员不同意,觉得是国家的,提出要查账,后来李鸿章失势,袁世凯得势,他主张要靠国家的现代化。

  四川的铁路收回国有之前,实际上是袁世凯采取这个,说官督商办企业必须收回,这也就是说,官督商办导致产权不清,但这是中国,完全不许有新式企业到有新式企业生产民用品,是过渡的一步,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不许私人办企业,所以当时有一个名字带红帽子,后来有一些企业做得很大,就面临企业属于谁,觉得是我的,当地政府,集体觉得是我的,双方没有弄清,往往是个人,如果弄不好,侵吞集体财产,就判刑。有的人就比较狡猾,做得是比较成功,各种转制,转来转去就变成民营企业,产权不清是个问题,那么袁世凯对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就提出有一个极低的价格卖给,当时维护商人利益的是盛宣怀,从前有李鸿章的支持,但李鸿章死了之后,就斗不过袁世凯,商人用极低的价格把这些东西卖给了袁世凯,后来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之后,载沣不信任袁世凯,把他赶回家了,盛宣怀经过斗争之后,发现不当官不行,他已经花了大量的银子,贿赂朝廷里的人,他这时就当官了,袁世凯这时没有了,他当官的第一件事,就把袁世凯当年用比较低的价格,买商人的股份,就给商人做了一些补偿。但是铁路国有是他做的,后来他当了邮政大臣,包括当时交通、铁路也属于国家管的,也属邮船部管,他提出来,要收回国有,又把袁世凯当年对他的政策又去对待那些修铁路的商人,中国人往往这样,立场一变,屁股决定脑袋,一当官就决定要用当年袁世凯对他的手段,对其他的商人,就导致了后来的倒台。这就是经济政策极其不稳固,政权最稳固,变化最小的政策应该是经济政策,当经济政策经常180度大转弯,一会儿又支持商人,李鸿章得势就支持商人,袁世凯得势就整肃商人,商人觉得没有把握,我没有把握,我希望立宪,只要有宪法,只要我不违宪,我就可以预期做什么样的就没有问题,今天完全凭官员主张,官员主张这样,他今天得势,明天我刚投完资,另外一个官员又上来,是另外一个观点。

  实际上, 清政府没有稳定的经济政策,1908年慈禧光绪去世了之后,本来1906年的改革,汉人就不满,载沣进一步收缩了军队的权力,觉得汉人的军队权力太大了,包括财政权力,实际上他又没有这个力量,我们刚才讲到,武昌起义,开始起来,就是武汉的立宪派人起来表示支持,通报全国表示支持,希望全国的士绅都支持,南方各省,都是立宪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上海,现在起最大的作用是上海商团,他们打下来了很多据点,商人自己的武装。我们之前强调革命(中)立宪派(的)参与是一个妥协,是辛亥革命带有不彻底,不太愿意更多地说立宪派的作用,实际上立宪派起的作用特别大,尤其在南方这些省份,包括浙江也是,立宪派和督抚一和解就成了,江苏最明显,就是这些立宪派商会首领和当时巡抚一商量,咱们宣布独立,也就是支持革命党,他们觉得这个太温和不像革命,革命总要有点暴力,反正中国房子也矮,就用一个竹竿把房子的瓦捅掉几块表示就算暴力了。包括江西也是这样,南方绝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联合起来,立宪党人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北方起作用更大的是山西革命党,阎锡山一起来,山西最富有的渠本翘马上给他大量的钱,在前途未卜,究竟是革命党胜还是清军胜的时候,渠本翘捐了大量的钱,正是有了这些钱才能干其他事儿,才能稳固下来。

  也就是说,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商人他得罪了,清政府的政策导致的,大商人、大士绅,一些汉族的官员也得罪了,所以垮台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从近代以来,一路下来,清政府每一步都是被动的,从来没有主动做过什么改革,每一步总是在下一步才做上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它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的更多,它又不愿意,总是被推着走,被命运,被形势推着走,最后的破产,就像一个企业,欠债利息越来越多,最后负担不了,就是垮台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部晚清史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清政府自己不作为,倒行逆施,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顺便我讲一下,对辛亥革命之后,导致了什么混乱,对辛亥革命现在也各种观点都有,我学历史,认为分析它的原因是更重要的,对辛亥革命后来产生的各种问题,从前是完全肯定,现在就指出暴力、激进的,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有人肯定辛亥革命,有人否定辛亥革命,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对于研究历史,多读历史书,慢慢会养成分析历史,首先肯定他、否定他都有道理,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要分析是怎么产生的,不能说我否定他就不应该产生,如果是否定他,我们要今后避免这种,我们应该看,客观冷静地分析,这点我始终强调,觉得梁启超的态度很难得,他当时一直主要和孙中山论战,他还是很客观,分析为什么会成功,这不是革命党人,是清政府自己的政策,制造了革命党。我觉得我们希望一个社会从上到下,主动的变革是最好的社会,这是一种最好的。并且双方都要妥协,在这个矛盾中,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应该妥协,应该改革,统治阶级不改革的时候,后果就会支持激进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很多人就觉得我跟你共同灭亡得了,这个社会就很可怕,像革命党人激进党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朝代任何时候都有的,但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或者统治者能不断的改良革命,这种人只能是很少数的边缘人,不可能成为一个舞台中央主导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力,我们知道任何朝代包括现在任何国家都有对自己本国政权,本国政府非常不满的人,美国想推翻美国政权的人也有很多,激烈批评美国一切的,但他从来只能居边缘地带。我总举一个例子,研究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列宁、斯大林,读列宁在“文革“期间可以读的书不多,后来给我们发了列宁夫人的回忆录,列宁特别不喜欢瑞士,他流亡瑞士,过得挺好,但他非常讨厌瑞士,觉得是小市民的庸俗,现在我突然想起来,把他的书拿出来,现在从我历史研究的角度,我看他确实在瑞士过的很好,关键是他那种共产国际的观念,工人阶级都应该起来革命,推翻本国统治者,他发现瑞士工人都没有这种观念,他想组织瑞士的工人起来,组织共产党,就动员不起来,列宁夫人写,列宁发现写瑞士人生活太好了,很多家庭妇女最喜欢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波斯地毯洗一洗,他们把一些俄国流亡者,组织做一些革命宣传的讲座,让瑞士人、工人领袖来听,我们讲了三次之后,留下来的都是我们俄国流亡者和波兰革命者,瑞士人都走了,列宁想跟工会领袖见面,对方说没有工夫,星期天要帮我太太洗衣服,那时我要去钓鱼。

  列宁到疗养院里疗养,瑞士是要得病了,可以免费疗养,列宁夫人写,列宁像猫儿见了腥一样奔着一个工人扑上去,两个星期跟他做工作,那个工人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一想,一个工人、穷人生病都能免费到疗养院治疗,他还能造什么反?相反,俄国的环境,列宁从瑞士回国,不久就掀起了十月革命,这个事情使我感觉到,古今中外,这种激进,现在好多人都说,我们反思批判激进主义,我觉得这是要反思激进主义的坏处,负面,更重要的,我们要想为什么激进主义会占据主导地位,还是社会的体制有问题,统治者的拒不改良,不与时俱进,有问题,才使激进主义,包括孙中山他自己说,每一次,跟洋人说,那最开始起义就被镇压,全国人都把他视为一个盗寇,从1900年慢慢义和团之后,就同情他的人就多了,到1905年,起义还是失败,但很过人扼腕叹息,说可惜他没有成,这个心态在变化,这就是激进主义怎么样在统治者的帮助下激进主义占据了历史舞台,所以我总是想到,我们预期批判激进主义,不如批判统治者拒不改革,要拒绝极端,只有统治阶级改革,事实上他是堵了激进主义的路,改革之门越宽,革命主义之路越窄,改革的门完全关闭的时候,就是革命的门大开的时候,所以我今天讲了半天,所有的都是在诠释梁启超1907年的每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县政府为至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时候的统治者都应该牢记这句话,今天就讲到这儿。(来源:文史参考)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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