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06. 04 | 第 47 期
搜狐文化频道出品

阿乙:我现在写的作品比过去恐怖多了

导读26岁以前,阿乙是一名小镇警察,曾在出警时被老百姓扣留,这成为他的小说《情人节爆炸案》中的情节;后来,他成为北岛口中“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如今,医院屏幕上滚动的病人名字成为他小说主人公姓名的灵感来源;他也因为太容易“急火攻心”而卷入了微博上的一场论争。

嘉宾阿乙,原名艾国柱,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警校。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人民文学中篇奖、蒲松龄短篇奖、林斤澜短篇奖得主。代表作有《灰故事》、《鸟看见我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2016年6月出版最新小说集《情史失踪者》。

  [我来说两句]

“在文字里先把死神打一顿再说”

阿乙
阿乙

  搜狐文化:你的新书《情史失踪者》选题和写的技巧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阿乙:有很大不一样。以前我用简洁的写作方式,动词比较多,现在非常绵密,跟我以前简洁的文风很不像,字句会对一个事物的形容达到极端。过去我讲一个事情,像骑马一样,很快就奔驰过去,现在文章里局部的细节有时候会描述得很庞大,有时候又特别细致入微,所以读者的感受会不一样。过去是走马观花,现在对主人公的命运的细节非常聚焦。

  搜狐文化:你说过因为最早当记者,导致写作时动词比较多,所以现在就是在这方面改进一下?

  阿乙:对,现在名词比较多。动词不需要掌握,只要敏感一点就可以,比如“打一个人的耳光”,小孩都知道要用“打”字。名词就不一样了,名词和英语单词一样,掌握的越多,说明这个人越博学,也说明对生活的热爱程度越高,比如这些花花草草,热爱的话,就会知道它的名字,知道它哪个季节开花,甚至知道它因为什么生病。不热爱的话,你都不知道它是一个花一个草。

  搜狐文化:这回的选题是什么样的?

  阿乙:选题还是非常阴暗的故事。比如把死神抓住,吊打一顿,准备处死死神,最后被一个老头放跑了,就因为我老是受到死神的威胁,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我就把他在文字里面打一顿再说,而且把他剥光了衣服打。北岛老师说:“我看你最近写的作品越来越瘆人,是不是跟你生病住院有关系?”我也不好否决,确实有一点点关系,他说得很对,我现在写的作品比过去要恐怖多了,特别阴森森,像面对黑色的森林一样,我自己看都会有这种感觉。

  搜狐文化:这种经验是从哪里来的呢?

  阿乙:我心里面是什么本色就会投射到上面去,剩下的就是别人的故事,或者我听别人讲的故事,或者我偶尔联想的作品,放在一篇小说里,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阴暗的人。

新书《情史失踪者》中的故事更加“阴森森”
新书《情史失踪者》中的故事更加“阴森森”

  搜狐文化:这本新书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作家的敌人》,你觉得作家的敌人到底是什么?

  阿乙:作家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懒惰。早年的时候,北岛老师给我打电话,我那个时候还在乡村里拜年,他给我打了一个多小时,那是第一次听到纯文学里有人跟我这么说,他交代我“你不要去混圈子,不要跟别人一样喝酒,最后变得堕落。”就是这个状态,总之是不要变成自己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搜狐文化:《作家的敌人》讲的是一个成名作家看到有天赋的年轻作家之后心里的震撼,这个故事经验是从哪里来的呢?

  阿乙: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写的作品很震撼,然后就持续观察了他几天,直到他写出了那个泯然众人的作品,后来发现他大部分还是泯然众人的作品。后来我在想为什么那一篇会构成冲击?如果他天天都能写成这样的话,我就停笔不写。

“警察会认真,也会很世俗”

  搜狐文化:现在这本书里面还有跟警察相关的故事吗?

  阿乙:基本上没有,现在警察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和没有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以前我自己做警察有一些经验,现在差不多用光了,用光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可写的。我想去采访警校的老同学,看他们有什么题材可以提供的,但是一直懒,到现在还没有行动。

  搜狐文化:当警察的经历是你写作的富矿。现在还能用吗?

  阿乙:换个写作方式,还是可以开掘,我去年读了布鲁斯特,用他的方式可以把所有东西重塑一遍,但是没有那个能力。

  搜狐文化:最近关于警察新闻比较多,你自己做过警察,你觉得真实的警察是什么样的?

  阿乙:警察也是一个人,你可以把警察当军人一样看待,穿上制服以后,国徽在他身上,个人或多或少会异化,被自我庄重化,会自认为“我是代表国家的人”。我当年也是这样,有一种荣耀感,同时也有一种权力加身的感觉。

  所以警察是一个综合体,他具有把自己和普通人撇开的一个特殊身份,同时也觉得自己是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人,并因此感到光荣,所以警察会有及其神圣和世俗的想法交叉在心里,会很认真,也会很世俗。

  搜狐文化:你当时遇到过暴力执法的事情吗?

  阿乙:暴力执法不是城管多吗?城管本身没有执法权,他们会请一些临时工,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这是社会上的定时炸药包,时不时炸一下。这些事情很微妙,不是仅仅是凭着激情和良心,而应该有更多的专家和理性设计的人,让他们来讨论问题。我在一些国家看到并没有占用街道这种事,街道很干净,即使有占用街道的小商贩也没有人来驱赶,我认为双方都有罪过。

  搜狐文化:你的小说《情节人爆炸案》里有一个情节是“我”作为警察到山里去查案,被一群人给举了起来差点扔下山去,心里一股绝望,望着天空留下了眼泪。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情节的?

  阿乙:因为我当年做警察的时候,就被人举起来了。其实我都忘记了,应该没有举起来,而是把我押着走。当时在辖区里面出警,产生了误会,最后还被老百姓给扣留了,这是真事。后来他们把我放下来了,放下山去了。

  搜狐文化:当时心中的那种感受也是像书里面写的那样吗?

  阿乙:我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给别人增加负担,所以估计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死亡有一点点坦然,就是那次的事故,因为他们要处死我我也没有办法,从此以后对死亡好像就不是特别的在乎,甚至有点懒惰。比如我现在的病完全可以找第二家医院再看一下,因为一直好不起来,但是我就不想去看,就是懒。

 阿乙做警察时的经历成为《鸟,看见我了》中《情人节爆炸案》一文的原型
 阿乙做警察时的经历成为《鸟,看见我了》中《情人节爆炸案》一文的原型

“排队的时候会到医院去抄名字”

  搜狐文化:你以前常说会焦虑,现在还会吗?

  阿乙:还会焦虑,但是轻了很多。以前是失眠,一个东西没写过去不会停手,会有持续一个礼拜的焦躁,基本不怎么睡觉,就是在难过,想怎么冲过去写作,所以作品到最后几章都会跌跌撞撞。现在不会了,现在会睡觉,会出去玩,焦躁不会超过一天。

  搜狐文化:很多小说里会出现你的真名,比如《意外杀人事件》里面的那个名字就是你的真名。

  阿乙:那个是临时开个玩笑,我现在都会去抄名字,比如医院那些买药人的名字。在医院排队的时候,电子屏幕会说谁谁谁来取药,那上面有几十个名字,拍下来回来用就行了,男女老少的都用。

  以前还有一个很出名的粥店。他们开粥店的都会有一个内刊,把那些优秀员工的大名放在上面,我就从上面摘抄。《杨村的一则咒语》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钟永连,一个叫吴海英,就是那个粥店内刊里的两个名字,而且我挑的名单是清洁组的,因为他们都是年龄大而且正好是从农村来的。

  取名字太累了,还不如去抄别人父母取的名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为子女取名字都考虑过,就不会觉得突兀。

  我自己取的名字始终就觉得突兀。《作家的敌人》里面一个作家叫陈白驹,这是我自己取的,后来一直觉得这个名字不好玩,还是应该去病院里面找一个大夫的名字。

  搜狐文化:你怎么样来区分作品中真实和虚构间的界限?

  阿乙:很多人说“现实这么精采,已经赛过小说了。”但真实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真实是速朽的。

  虚构才是有意义的,虚构是永恒的。博尔赫斯的作品、梅里美的作品、福克纳创造的作品、海明威创造的作品都永恒了,但是再看他们同时代的事情,人们还记得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在阿根廷的时候去了博尔赫斯常去的咖啡馆,那里留有他在那喝咖啡的照片和他的雕像。我那时候就想,当时这里有很多政客,博尔赫斯肯定也被迫跟政客打招呼,这些场面上的作品都已经速朽了,今天没有任何价值了,但是博尔赫斯的小说还是永恒的,光芒还在散射着,可一个真实的作品有什么意思呢?

  我写小说就是想让作品能活得久一点。我以前做了八九年新闻编辑,当时会为了起标题而开会,两三个小时才起一个标题,出街的第二天就没用了。我曾经很重视自己的版面,想让版面被更多人看,后来发现连我自己都不看昨天的报纸,那付出这么多有什么意思?所以后来我就去写作了。

  很多编辑很有才气,都投放在这上面了,最终只有几个拿普利特稿奖的人得到了历史的承认,而且也不会被承认很久,这对一个写作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思。比如孙志刚之死,陈峰写了非常完美的报道,但在文学上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只记得这篇报道帮助废除了的收容遣送条例,但作为一个长久的作品,它每天都在减少光芒,这就是新闻作品的宿命。

  所以我不愿意做新闻,包括访谈都没有意义,有人说要给我出访谈录什么的,我说“不出”,而且以后也拒绝在这方面有任何出版,因为一个写作的人,不能靠他讲的作品来做什么,而且需要减少一些不必要东西,这方面我有洁癖。

  比如说在高行健的简介里,他是一个作家,还是画家,还曾经写过一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是一本类似于无线电修理技术的书,介绍外国小说的流派,这本书对很多人影响很大。但是对一个诺奖得主来说,这是一个污点,不是说做事情做坏了,而是这个东西跟他不匹配。我觉得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在简介里要把很多东西去掉,比如说他是一个作家的时候,不能同时写是画家,不然人家觉得他两方面都没有完成好。

  搜狐文化:你现在对自己作家这方面满意吗?

  阿乙:我正在努力。我不会追求诗歌方面的成就,我最早努力想成为一个诗人。2004年,我看过一个80后写的诗,当时我们互相交换诗歌,看了他的诗,寥寥几行,我就觉得起码得花20年才能赶上,从那天开始我就再没有公开写过诗了,到现在我秘密写的诗也不会超过8首,这个跟苏童有点像,苏童当时也想写诗,有个同学写了两三个字,他看了以后从此也不写诗。

  搜狐文化:什么时候觉得写作这方面能够给你自信?

  阿乙:我写博客,进可攻退可守,进的时候可以认为这是一篇文学作品,退的时候就认为是一个日记,这样别人也为难不了我,后来我生命中还是有一些伯乐,比如老罗。

  我现在都很感激老罗,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后来发现越来越多人在看重我,因为他们对我的看好、鼓励,甚至可以说是“册封”,让我绕过一个难题,我不会再天天去骂娘,说老天对我不公,不会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

  他们“册封”我以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写作上,不会去怨天尤人,不会说怀才不遇,怨恨会把人的精力给吸光,一个人没有得到及时承认的人满身都是酸味。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花大把的时间骂“你为什么不承认我?你这个傻逼文学期刊,你为什么不承认我写的这么好?”人就会荒废到这个程度,当然我没有这么失态,但是在旁人身上天天看到,后来幸好有这么一批人,及时把我鼓励住了,让我不至于堕落至此。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读蒲松龄,蒲松龄科举不中。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叶生》,那时候我天天抚摸着《叶生》这篇文章,叶生也是个落榜的,他教出来的学生就中进士,但是叶生怎么就中不了,所以上天对他不公。

  那个时候挺哀怨的,所以我后来觉得那些人,北岛、李敬泽,包括好多人对我的表扬鼓励都保护了我。

  搜狐文化:你有想象过如果当初不是辞职了过来,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阿乙:是很平庸的生活,没有什么意思,就跟待在老家的那些朋友一样。但是有一个作家,叫托马斯.曼,他写了一篇小说,讲一个双性恋.他有两个初恋,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有一段时间他离开了小城,多年以后,他成为有威望的人,他就像窥视者一样悄悄回来看这个小城,但他发现故乡永远回不来了,乡愁永远踏不进了,因为一切都发生了变革,他突然在某个视角点,看到了男的初恋,他和女的初恋结婚了过着非常平庸但幸福的生活,他忽然感觉很抓心,热泪盈眶,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他认为现在功成名就的生活不能跟对方的那些生活比拟,所以他很羡慕平庸的生活。

  有时候我也想,假如我不是写作的人,就是在老家看看碟、打打麻将,那我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纬度,另外一个世纪,说不定也挺幸福,有可能在那个场合里,我嘴上还高唱高调“日本人的作品不能买”,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危害性,然后就是钓鱼,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带带孩子,吵吵架,也挺好。

  搜狐文化:你当年从小镇出来的时候的目标都完成了?

  阿乙:目标都完成了。要写长篇小说、要去一趟纽约、要娶一个好太太,三个目标都实现了,而且大范围超出当时的想象。从虚荣心的角度来说,小说在文学杂志上成了专题被发表,有大师来鼓励,在国外的杂志上有发表,出过几本英文版、意大利文版的小说,而且慢慢有西语版、日文版,外国报纸整版的采访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有那么大块的书评……这些让我虚荣心都满足了。

回应微博争论:“我太容易急火攻心”

  搜狐文化:之前在微博上和大咕咕咕鸡争论的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阿乙:我这个人太容易急火攻心,而且不懂形势,这反映了我自控能力很差。所以后来想,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很少跟社会打交道,而且不太容易自控,如果我自控的话,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搜狐文化:如果自控的话就不会去参与这个事?

  阿乙:不是不参与,而是会把这个事情调查了解,但还是会指责他抄袭。我认为他做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如果是嘲讽的话应该要公开,做得像男人一样,而不要像龟孙一样躲在后面。有种嘲讽人,为什么没有种@对方?或者不@对方,你也要把对方的名字说出来,否则我认为就是构成抄袭,剽窃。

  搜狐文化:当时他有很多粉丝在微博下回复,这些会让你很生气吗?

  阿乙:我搞不清楚他的来历,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跑出来,我身边一个去反驳的人都没有。

  这个事我后来想了一下,你无法把对方想成特别坏的人,也没法把他的粉丝想成特别空虚的人,就把他正常对待,平时该干嘛干嘛,只是我急火攻心,失去自控能力。后来看到自己激动之下丑态挺多的,本性里面有很多黑暗的作品偶尔吱吱地冒,所以后来我就终止,这个世界上也不是任何事都要争个输赢的,输了就输了。

  搜狐文化: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是输了?

  阿乙:输了。但是也因为不牵扯到什么损失有关系,就是一时的任性之争,如果有什么钱方面或者名上面的损失,我可能还会坚持一下,这方面的损失也几乎为零。反正他的粉丝也不读我的小说,我也没有为这个事亏一毛钱,不想恋战。每个人存在的方式和路线都不同,一定要以对方错来辩论个死活,没有什么意思。

  我特别容易冲动,也特别快放得下。我在球场上,有人老是说我,我上去就打他一拳,我说“你给我闭嘴”,他上来又打我两拳,我又打他两拳,后来被人劝开了。但是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打他一拳呢?就因为他总是说我,他那边一堆人在休息,我一个人走过去,他们以为我要去挑衅,但我走过去就是跟他握手,我说“对不起”,他说大家都在那里踢球,“我也做得不对”。这件事两分钟就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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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品:搜狐文化频道
  • 采访编辑:搜狐文化
  • 编辑制作:孙大兔
  • 时间:2016.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