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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期  

佐藤信:

领军日本“小剧场运动”

日本不该忘记自己曾是“加害者”

采访:胡曼  主笔:胡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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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档案

佐藤信:剧作家,导演,领军日本“小剧场运动”、先锋派剧团“自由剧场”创办者。

代表作品:《站—时间、空间和身体》、《中国的一天2014》等。

导言

  生于二战中的日本——这,就此成为剧作家、导演佐藤信的人生底色。
  八岁开始演戏,28岁开始有自己的剧团,20年巡演至20个城市——戏剧,已然是佐藤信的人生坐标。
  因为戏剧,这位日本“小剧场运动”的领军人物、先锋派剧团“自由剧场”创办者,在2014年把剧目《中国的一天2014》推到中国观众面前。
  他对中国是关注的,以致于家中藏书里连日文版“红宝书”都有。如此佐藤信,在“77事变”77周年之前接受搜狐文化专访时,毫不讳言对战争的憎恶。他说,原子弹曾经给日本带来毁灭性的伤痛;他还说,日本人也不该忘记自己曾是“加害者”。他甚至明确表示,日本必须反省。

佐藤信

“出日文书不会因批判日本而被禁”

搜狐文化:这次为南锣鼓巷戏剧节量身订作的《中国的一天2014》是根据茅盾1936年主编的《中国的一天》一书改编而来,该书影射了当时社会民众的抗日要求,以此书为据是不是代表了你对中日历史的一种态度?

佐藤信:我并不清楚日本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态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去面对历史。一是要直接地道歉,二是要以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去面对历史。我选择《中国的一天》,背后也有这样一个意图所在。

  只有我们创造了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才能让年轻一代开始正视和回顾这些历史问题。

  另外一个是书里面描写的事情存在一种普遍性。就像居住在城市受过教育的人们其实不理解真正的贫穷,这在世界各地都真实存在着。

搜狐文化:你把这一幕放在了2014年,是因为你关注了中国的某些社会危机吗?

佐藤信:其实我没有特别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或危机,因为戏剧不像经济政治可以瞬息万变,它是不能迅速产生社会反响的。今天演出的戏剧,产生的影响在50年或100年后才会产生效应。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要考虑今天和明天的事,而戏剧家则考虑后天的事情。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的思想家在想什么。现在的近代史更多是欧洲国家在书写,对于接下来的历史,可能就需要关注到中国。所以我对此始终抱有非常大的兴趣。

搜狐文化:你觉得艺术家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佐藤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事。因为艺术活动和交流受政治等其他因素影响毕竟有限,而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创造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点,并使这种连接一直延续下去。某些中国人面临的困难,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也可能同样面临。同一个问题,不同国度可能立场不一,但只要双方坐下来好好沟通交流,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艺术,很大程度上可以跨越国界,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

搜狐文化:你喜欢中国的一些文学家的作品,里边或许有中日那段历史的相关内容,这些在日本可以看到吗?有没有出版方面的限制?

佐藤信:在日本,书籍不会因为批判了本国而被禁止出版。因为日本作为一个翻译大国,大量的书籍被翻译,即使批判日本的也不例外,所以各类书都存在于市场。

  然而被翻译并不代表被喜欢,没有关注度的书籍就如不存在一样。在日本,虽然没有直接的审查制度,明确的禁令,但是“某些干预”会让你对这种书不感兴趣。比如你出版一本书,只要它不卖座,出版社就不会再出。

  所谓的审查制度其实非常可怕,它“教育”出版社只出售卖座的书籍,而放弃冷门的书籍。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出版社没有明文规定出版前的审查,但只要编辑说该书不好,就会停下来不予出版。

  从这个层面来讲,日本的审查制度是很多的。

佐藤信

“日本不该忘记自己是‘加害者’”

搜狐文化:你刚刚言及历史。你出生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你的童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佐藤信:二战结束时我刚刚三岁,对于战争的记忆不多,倒是战后的世界和生活让我印象深刻。东京一片荒芜,都在等待重建,我走在街上问大人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样的,大人们告诉我这是在战争时期被毁掉的。

  战争的阴影在很多方面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更深一步说,我感觉自己是与生俱来的憎恨战争。战争是很可怕的,它必须被唾弃,被痛恨。

搜狐文化:在你成长过程中,对这场战争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人或事?

佐藤信:我的家庭成员比较特殊。祖父在战前是政治家,二战时虽然没有被关到牢里,但当时在日本政治家是禁止行事的。我母亲出生在军人家庭,外公阿南惟几是陆军大臣,在日本二战战败时切腹自尽。我的舅舅阿南惟茂曾在2001年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现在是日中交流中心的负责人。

  我叔叔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叫佐藤仁,我的名字“信”就是他给我起的。当我还在上学时,他就被强迫拉去参军了。他们要去的是海军里面的神风特工队,简单点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被当做“人体炸弹”去撞敌军的船。不过幸运的是,他们还没有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战争就结束了。我的叔叔就这样有幸生还归来,他经常跟我讲他在战争中经历的事,因此我非常痛恨战争。

搜狐文化: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发生时,你只有两岁,日后你是怎样感知这次灾难的?

佐藤信:当时我只有两岁,居住在东京,虽然没有受到直接性的影响,但是这次人为的灾难是非常悲惨和不人道的。直至今日,长崎和广岛的场景还是非常震撼人心。

  但让人遗憾的是,这次“原子弹事件”让日本人忘记了自己也曾是“加害者”。

  人们谈论战争,祈祷和平的时候往往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但既然深感受害者的凄惨,那就更不该忘记作为加害者给他人带来的悲惨和痛苦。而当提到你憎恨战争,厌恶战争的时候,更应该站在加害者的角度,想到可能会发生的可怕后果而去憎恨。

  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这段历史,仅仅50年的一个错误就带来这么多的悲惨和伤痛,日本必须要以这样的态度进行反省。

佐藤信

“从事戏剧是为了反抗社会”

搜狐文化:你第一次看话剧是什么时候?看的什么?

佐藤信:第一次看戏是在三岁左右,在家里附近的一个走穴的场子,当时舞台布景非常漂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搜狐文化:你第一次决定从事戏剧行业大概是什么时候?

佐藤信:我8岁的时候开始演戏,但在12岁、13岁时,突然间很讨厌演戏这件事情。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会变强,开始喜欢很多别的东西,比如看书、写文章、画漫画等等,一直到19岁,我都没再接触跟戏剧有关的任何事。

  等我再大一点时,明白了什么是戏剧,也发现自己真的喜欢戏剧,所以就专门去学习了表演。

  在7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做黑帐篷剧团,全国各地跑,自己搭帐篷演戏。差不多每年都会在外面跑三到四个月,算下来20年下来一共跑了120多个城市。(笑)

搜狐文化:从你接触戏剧到今天,你觉得日本戏剧发展有什么特点?

佐藤信:日本的现代戏剧演变到今天有两个大的分支,一个是新剧发展到“现代”的演变,另外一个是小剧场运动中的戏剧,它形成日本独有的戏剧类型。

  日本的高校并没有专门训练演员或编剧的戏剧学科。这让整个戏剧的发展呈现出,自娱自乐的感觉,就是自己做自己的戏,不理会行业的发展。可能在某个层面上是非常自由的,换个角度看的话,它又是混乱的。

  东京一天大概有八百部戏剧在上演,有高质量的,也有可以不予评论的。有一半的戏剧人可能在两年后就会离开这个圈子,不做戏了。

搜狐文化:这些戏全都是公开上演的?还是有学校社团这种公益性质的?

佐藤信:据我了解,在中国演出要申请许可证才能卖票,那种叫正式演出。但是日本不用,所有的演出不管卖不卖票,都是正式演出的感觉。

搜狐文化:你年轻的时候就反抗社会,这种反抗的思想一直持续现在。年轻时你反抗的是什么?这种反抗持续到现在,反抗的对象有变化吗?

佐藤信:我一直坚信,戏剧要思考的是“后天”发生的事,因为今天跟明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会改变的。我经常在思考我能做什么,我能改变什么,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初心才不会发生改变。这就是我所谓的“反抗社会”。

佐藤信

“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的中心”

搜狐文化:你对中国的认知过程是什么样的?

佐藤信:在中学阶段我们需要学很多中国的古诗,我非常喜欢这些诗,高中时也背了很多篇。再后来开始接触日本文学,日本有短歌,很多是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我喜欢被翻译成日文的中国古典文学,还有现代文学像茅盾、鲁迅等作家的书。

  我念大学时,中国刚好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也参加过日本的学生运动。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兴趣,不仅看过《毛主席语录》,而且至今还收藏着日文版“红宝书”。

  真正开始跟中国接触是1980年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友好邦交的代表团进行国际交流,一些项目我也参与其中。上海世博会时,我还受日本政府委托做些文化交流的工作。

搜狐文化:你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

佐藤信:我觉得中国未来很有希望。在世界历史上,至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作为“世界中心”而存在。而现在,我觉得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的中心,对此我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假如可以实现,那应该会出现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同时我也希望中国能有足够的自我省察——如果想成为世界的中心,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要走错路弯路。现在中国的未来)寄托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上,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温故知新,多了解古代中国一些好的东西,才能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搜狐文化:你刚刚说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个“中心”的概念里,包括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佐藤信:我认为最好是以文明作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无须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是在文明上去建立。如果中国能顺利抵达那一时刻,那将标志近代史中的“不幸”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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