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我的写作基本上是敞开的，我也几乎从不将文学视为我生活的掩体，而是与我个人的生活状态保持同步。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基本上是一个居家男人，很少外出。并不是我乐于这样被日常琐事绊住，而是被迫面对担当。

　　早期我独自带女儿很长时间，后来这十年又被一只狗牵住了，原本可以出去游玩，但现实总令我不能长时间出门。好在我不爱抱怨，我用另外一些东西我把怨戾之气化解掉了。我甚至认为也许这就是我认知命运的一条通道。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我的诗歌发出的不是抱怨的声音，而是用尽可能平和的语调传递生活的一种热情。这可能是我和很多写作者的不同之处。

张执浩：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诗人，没有高烧也没有哆嗦发冷，而是用一种正常人的体温在写作，不装腔作调，所以我的诗歌语言不可能呓语，我喜欢尽量用日常口语写作，保持语言最大限度的亲和力。所谓“小东西”，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你只有让生活慢下来，放大，才能洞见日常中所蕴含的“诗意”。我认为，这些细小的东西，才是上帝真正的杰作。

张执浩：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一种说法，溢美之词而已，千万不要当真。在《宽阔》出版前，我个人的写作面貌也许还不像现在这样清晰，这本集子是我出版的诗集当中最成熟的一本，时间跨度十多年，最能体现我的写作特色，真正体现出了我最近几年比较独特的想法和写作状态。

　　其实，我并不在意自己能否成为“大”诗人，但我在意自己能否一直较好的保持写作状态，那种对世界对生活的好奇心和发现能力，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才在那篇答谢感言里说：真正有创造力的诗人永远没有“看破红尘”的那一天。

张执浩：7年啦，现在正在编第26卷。我原本打算做几期算了，看来一时半会儿还脱不开身。我反复讲，现代刊物（杂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当作“园地”或“阵地”了，现代刊物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看得见的部分应该非常结实，此外，它还有虚拟的看不见的那一部分，那部分是这个平台的延伸，而且会越来越重要。

　　我和同仁们最近几年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做《汉诗》，除了编辑出版纸本书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譬如“汉诗进高校”，譬如“公共空间诗歌”系列活动。这样，就使得《汉诗》周围云集了一批同道，大大提升了一座城市的诗歌地位，当然最主要的是，逐渐改变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学生态环境，在钢筋水泥中渗透进来一些诗意的东西。

　　如果说，做这些工作完全没有影响自我创作，这不是事实。影响肯定有，但当你把一些关系梳理清楚后，很多事情就容易多了。这其实也是我们写作的一部分，你要去面对你从前不愿面对的，而不是躲在书斋里“面壁”而作。

张执浩：我不是研究者，不太关注“文学史”，只是一个写作者。但完全否认个人的写作与此无关是不可能的，无论哪种写作，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我在写作的各个时期都有自己内心的参照者，倒不是“尺度”和“敌人”，而是把感兴趣的对象作为另外一种源头来对待。我的诗歌很难看出受哪一位诗人的影响，而是受很多人的影响，最终是自己推动自己。

张执浩：“第一线”诗人一直是《汉诗》的主要作者群，今后我们也不会去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这些年，需要不时有个“小结”之类的东西，将撒出去的网时不时地往回扯收一下，就像有经验的老渔翁那样，我们会调整一下办刊思路。另外，我们正在做一本《汉诗年鉴》。其实早就在做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来呢？就是想真正和其他的“年鉴”、“选本”拉开距离，真正反映出当下汉语诗歌的前沿面貌，而不是部分侧影。

张执浩：我现在越来越坚信诗歌是写不出来的，但诗歌的显身需要诗人时刻保持了身心的感受力，需要诗人的耐心，在等候中积蓄力量。我在最近的一篇小文中谈到自己的体会：一首好诗降临时，诗人瞬间便成了上帝的宠儿，上帝给他一个提示音，而警醒着的他正好听见又感受到这个声音召唤的能力。接下来诗人的工作就是要将召唤变成复活。从此刻起他身心的通道将全部打开，他一生积攒的词语将携带着各种情感从他脑海呼啸而过，每一次看似漫不经意的攫取都是对他内心修为的深刻考验。

　　这种考验，其实就是你的生活阅历，你对待生活的态度。语言呈现的方式从来不会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脱节。当我说我希望自己能够“目及成诗，脱口而出”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在警示自己，做一个主动的生活者，做一个被动的写作者。

张执浩：有人写作一出手就是清晰的，而有些写作者需要慢慢显现。我大概属于后者。《宽阔》这本集子收录了168首诗，其中有59首是最近三年的作品。我相信，近几年我已经在强化我个人对诗歌的理解，也试图拉开与同期写作者之间的距离。所以，当我将这些作品辑录在一起的时候，个人的写作面貌就清晰起来了。

　　你既能从这本书里读到我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变化与我内心的生活非常吻合的。臧棣作为一个敏锐的诗人评论家，他一下子就切中了要害，他说，我的诗歌是与生活达成了友谊。这无疑是准确的，而很多当下的写作者并不愿意也不想这样做。我认为，在写作路数上没有高下，只有差异性。

张执浩：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很多对当代汉诗误解的人说的。误解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诗歌已经死了，至少没有什么人读了”；二是“汉语诗歌应该回到古典格律诗词方向上去”。在我看来，诗歌不仅没有死，而且也死不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形态，而诗歌作为一种语言的极致体验、一种表现人类情感的高峰体验，它怎么可能死呢？产生这种疑虑的原因很多，最显明的源头还是现行的教育制度，让当代人的身心里缺乏当代的情感表达通道，因此，一提到“诗歌”，很多人就马上缩回到了古典格律的惯性中。

　　事实上，人类语言形体不止经历过一次转世，也经历过多次转世，从四言到五言、七律，再到词、曲、白话等等，现代汉诗就是从白话到口语的再一次“转世”。在反复的“转世”中，诗歌的核心并没有丢失，它只是以另外的形体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如果不经受应有的文学教化，你根本就认不出来。而且我相信，它今后还会“转世”。“转世”不是死，而是重生和再生。

张执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代汉语诗歌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田晓菲的说法固然很新颖，独到，但我还是觉得有点简单化了。在文学中，写作者的内心深处，主观与客观的比例配额经常是相互置换的。即便是同一个诗人，当他面对不同的日常处境，他也会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

　　简单地比照说，当代诗歌的主体过于强大，古典诗歌更乐于依附于客体，并以此作为新旧诗歌的“最深刻的区别”，我觉得值得商榷。若是将此论作为中国诗歌与欧美诗歌的分野，或许更恰当吧。我认为，现代汉诗的血脉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将自然物象视为内心的敌对面，还存在和解甚至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至少心存类似的渴望。

　　把一些古典的诗人作品变成纯粹的审美，实际上要分析这样一些作品背后所独立的人格力量，包括杜甫的诗全部是自产，很多西方欧美的诗人在七八十岁反而越写越好，但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现当代诗人只能写到50岁左右，写作的年限非常短，我认为他们是半个诗人。不是老而弥坚的状态。

张执浩：诗歌能否“深刻”并不是衡量一首诗歌好坏的标准。我说过，我没有思想，我只有想法。一首诗歌是否有价值，要看它对我们庸常的生活真正有所发现，而且这样的发现能否让人从昏睡的状态中醒来，并觉悟生命的意义。我不会为了追求所谓的“深刻”而去写作，它不是文学的根本要义。因为当你有宽阔的胸怀心境之后，深刻会随之而来。文学的根本命题可能还在于，它要为我们找到人之为人的道理。

如果根茎能说话
它会先说黑暗，再说光明
它会告诉你：黑暗中没有国家
光明中不分你我
这里是潮湿的，那里干燥
蚯蚓穿过一座孤坟大概需要半生
而蚂蚁爬上树顶只是为了一片叶芽
如果根茎能说话
它会说地下比地上好
死去的母亲仍然活着
今年她十一岁了
十一年来我只见过一次她
如果根茎继续说
它会说到我小时候曾坐在树下
拿一把铲子，对着地球
轻轻地挖

春雷响了三声
冷雨下了一夜
好几次我走到窗前看那些
慌张的雪片
以为它们是世上最无足轻重的人
那样飘过，斜着身体
触地即死
它们也有改变现实的愿望，也有
无力改变的悲戚
如同你我认识这么久了
仍然需要一道又一道闪电
才能看清彼此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