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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文学奖?


在文学逐渐告别意识形态、去政治功能化的今天,即便是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大奖,都已很难吸引万千大众的聚焦,除非它成为了“事件”。

5月25日,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在其微博称,柳忠秧通过拉关系全票进入鲁迅文学奖评选。随后,方方在微博中贴出柳的诗歌:“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表示让这样的诗“入围鲁奖很丢湖北作协的脸”。

一时之间,关于鲁迅文学奖“暗箱操作”、“跑奖”的舆论再次满天飞。 事实上,不止鲁迅文学奖,国内各种文学大奖的评选都曾有引人诟病的过往。导致文学奖负面争议的原因千万,单纯的道德棒喝并不足以祛病,问诊制度之病才是根本。

那些年,大奖丑闻知多少

   事实上,柳忠秧不是第一个鲁迅文学奖的“非议人物”,近些年,几乎每届鲁迅文学奖公布后,都会爆出负面新闻,引起社会广泛质疑。

评委获奖

   2007年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最令舆论质疑的是“评委获奖”。据媒体报道,担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等人,同时成为该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获奖者的身份游刃于评委和得奖者之间。有评论文章指出:“最耸人听闻的是,多达四个终审评委同时也是获奖者。”这在世界各国的文学评奖中,绝无仅有。

   面对质疑,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表示:“如果事情真如以上所述,那么请拿出证据公之于众,看看究竟哪些作品是花钱买的,哪些是跑来的,买奖花了多少钱,都是哪些人送的,哪些人收的。如果连这都说不出来或不敢说,不免要怀疑其动机。对于那些恶意诽谤鲁奖和评委的言论,作协不排除追究其法律责任。”

羊羔体

   2010年10月19日晚,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出炉,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因诗集《向往温暖》获奖。这位湖北官员诗人一夜爆红,两首旧作《徐帆》和《刘亦菲》被网友命名为“羊羔体”。网民对此大为不忿,他奉命创作的口水诗在网络上受到恶搞,被讥讽为“羊羔体”。车延高以高姿态对待舆论的嬉笑怒骂,认为他的作品未被完整理解。中国作协22日召开新闻会澄清,评奖办公室主任胡平否认存在买奖现象。

   为什么纪委书记车延高的“口水诗”引起如此强烈的质疑呢?据媒体报道,官员诗人车延高的诗龄其实很短,“2005年2月开始业余诗歌创作”,但进展十分神速,短短5年间,已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各类中国作协下属报刊杂志发表诗歌200多首,并曾于2009年4月获年度“中国十佳诗人”称号。短短五年的业余创作,就获得了号称“中国最高荣誉大奖”的鲁迅文学奖,其成名之神话速度,可比拟的只有原山东省齐河县县委书记李凤臣。

抄袭

   2012年7月5日,文学类专业报纸《文学报》刊发署名为“柯棣祖”的文章《如此狂抄,枉获鲁奖》,批评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类得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旭东的作品《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抄袭。据柯棣祖统计,谭著33万字之中竟有70%也即23万字是抄来的,他用统计表把谭著中存在抄的书页,以及抄的程度,予以注明。柯棣祖对谭著的写作手法也进行了分析,认为谭著主要是通过拼凑他人的文字、观点、材料,主要手段是:张三怎么说,李四又怎么说,王五认为,赵六指出,然后作一概括,或抄完了事,所抄对象主要是国外学者,并指出这是抄袭者的惯用伎俩。

   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担任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终评委员会的主任王巨才表示,“大约两三天的评审时间,阅读量很大,工作很紧张,根本不可能细读那么多作品。不是每位评委都看过所有参评作品。”

方方抨击文学评奖有猫腻

中国特色的文学奖争议

  文学奖的评奖,想彻底告别争议,一般来说并不容易。因为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奖设立的初衷(许多议论者往往会忽视这一点)、评奖者个人的审美倾向、评奖过程中的人性因素,以及突发性元素。

国外文学奖也有非议

  不止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内地华语奖项,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法国龚古尔奖,也都有着各自的负面性争议。

  面对质疑,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表示:“如果事情真如以上所述,那么请拿出证据公之于众,看看究竟哪些作品是花钱买的,哪些是跑来的,买奖花了多少钱,都是哪些人送的,哪些人收的。如果连这都说不出来或不敢说,不免要怀疑其动机。对于那些恶意诽谤鲁奖和评委的言论,作协不排除追究其法律责任。”

  像诺贝尔文学奖,曾先后颁给过瑞典本国的文豪拉格洛芙(1909)、黑登斯塔姆(1916)、诗人卡尔费尔特(1931)、文豪拉格奎斯特(1951)、小说家庸松和诗人马丁松(1974,并列获奖)。如此多地颁给本国主作家,负面评议自然难免。

国外争议质量,中国非议过程

  鲁奖在评选中所多次出现,且被人诟病的评委得奖一事,在国外的这些重要文学奖评选中极少出现。像诺贝尔文学奖,曾先后颁给过瑞典本国的文豪拉格洛芙(1909)、黑登斯塔姆(1916)、诗人卡尔费尔特(1931)、文豪拉格奎斯特(1951)、小说家庸松和诗人马丁松(1974,并列获奖)。后四位虽然都是瑞典文学院成员——可他们中除了卡尔费尔特,另外三人并不是诺奖评委(瑞典文学院和诺奖评委会虽有渊源,但并不是同一个“单位”),而卡尔费尔特的得奖,是死后追授的——卡氏生前作品享有巨大声誉,多次获得外界提名,他本人却因为自己是诺奖评委,出于避嫌,数次谢绝了该奖。诺奖评委会只好等到他因病退休,再颁奖给他。可卡老师退休后很快就去世了,评委会感于他生前的高风亮节,破例追授给了他。

  对比中国文学奖项那些“黑箱操作”“人情奖”“跑奖”的负面新闻,国外文学奖好像没有质疑程序性问题或评奖过程的技术性问题的,人们争议的主要是评奖结果,即得奖者是否名副其实,是否足堪“最优秀者”。这样一比较就看出问题来了,历来争论茅奖、鲁奖的问题,多不在或基本无涉作者、作品的优秀性方面,而几乎都在评奖的程序性问题或其他技术性问题上。与此相应,相关奖项的评奖条例的多次修改,也都在程序性和技术性方面。

诺贝尔奖章

请以文学之名,祛制度之病

   争议双方都无法解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文学的制度问题。

作为国家行为的文学大奖

   搜索“鲁迅文学奖”,对其注解为: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与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是为鼓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和评论作品的创作,鼓励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

   相比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经常被质疑的地方就是颁奖种类过多,获奖作品更多。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颁发的门类达7种,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中外文学作品翻译,今年进入参选名单作品1362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每个门类获奖作品虽然规定不能超过5个,但这意味着,最终获奖者最多可达35人。同样每4年评选一次的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最多5人。

   毋庸置疑,这是一项国家级文学大奖,评选活动属于一种国家行为。评选的资金,来自公帑,来自纳税人。

争议在程序,病根在制度

   近些年关于文学评价的“跑奖”和“暗箱操作”的传闻中,争议双方都把焦点围绕在是否有“卖奖”一事及其举证上。其实别说一个鲁奖,全世界任何一个活动,一旦涉及暗箱操作和金援,恐怕都是没有发票和收据供人查证的——除非像足球打黑那样,直接越过“行规”,司法介入。只要司法没有介入,关于是否存在暗箱和金援的争执,就只不过是一场无结果的口头热闹。但口头热闹,以及引发它们的那些传言与猜测,真的就与真相,乃至可能存在的评奖潜规则毫无关系吗?恐怕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他们各自需要的结论。

   2010年“羊羔体”遭人非议时候,有人说,“羊羔体”获鲁迅文学奖很正常,只是再次暴露出作协的体制弊端和文坛的风气堕落,无须大惊小怪。奇怪的倒是:这样一个每每爆出丑闻的文学评奖,为何一再曝黑幕?更值得质疑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行各业都经历了深刻变革,为什么计划经济下的官僚化作协体制,却迟迟得不到改革?究竟谁在给文化体制改革设置路障?

   为何有关国内文学奖项的社会争议何以仍主要围绕着程序、技术问题呢?争议双方都无法解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文学的制度问题。表面上争议的是技术、程序问题,其实不仅于此,争议的关键其实应该是制度或制度实践问题。或者说,技术、程序问题体现的实质上就是制度、制度实践问题。技术、程序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和制度实践问题,制度实践——而非理论上的明文制度——才是制度性质的最重要、最主要的判断依据。

   不过,文学评价即便有严密的制度和合法的程序,也难保不出意外。这种意外往往来自执行力问题——制度执行中的专业水平和一般道德水平。这里的专业水平是指文学优劣的判断力,这是因人而异的道德水平则主要是指执行者是否可能因切己私利而损害、牺牲其他更重要的利益——严格说是国家文学利益。专业水平有失可说是客观、无心之过,道德水平被一己私利绑架则属主观、故意的行为,严重如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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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朱玲    编辑/制作:翻墙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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