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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8期  

黄晓阳:

用官场文学解读权力学

“官场式思维”在中国适用于任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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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档案

黄晓阳:著名作家、资深传媒人,现任湖南日报华声传媒有限公司下黄晓阳工作室CEO。

黄晓阳

代表作品:《爱情万岁》、《二号首长1》、《二号首长2》、《二号首长3》(未完待续)、《官劫》等。

内容简介

他是“圈子文学”第一人,一部《二号首长》将他推向了人生巅峰。120多万册的市场销量以及在盗版市场的疯狂表现,将整个出版江湖搅得风起云涌。此书先在厅处级官员阶层以及国企高管层引发强烈反响,后来,轰动效应如涟漪般向周围扩散。如今,看这部书的人已遍及社会各个层面,许多人称它是“官场教科书”……

黄晓阳

曾是右派崽 学写文章为当“官”

搜狐文化:您曾经是一名小学教师,是什么契机让您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

黄晓阳: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父亲不幸成了右派,被赶回原籍,所以我出生在农村。右派崽的生活肯定不容易,少年时期,我贫病交加。年龄稍大一些,我开始懂事了。我意识到,瘦弱的我肯定不适合干农活,又不可能跳农门。有一段时间,我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要是能当一个大队或者公社文书之类的“官”,就不用干农活了。想当文书,就必须会写字会画画会写文章。写字画画是我小时候就有的兴趣,初中二年级开始,我有意学习写文章了。

  现在想想,这个最初的“理想”其实非常可笑。我身边可以说没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书可读。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学会写文章才是怪事。好在文革结束了,恢复了高考。可惜的是,农村教育质量太差,当年的升学率又低,我没能考上大学,只考上了中专,又被服从分配送进了师范学校。我对一辈子当小学老师没有丝毫兴趣,不得不再一次考虑未来的人生走向,便第二次学起了写作。

搜狐文化:在《二号首长》问世之前,您曾经写过多本名人传记,写那些书是为了生存吗?

黄晓阳:没错!我从骨子里厌恶写名人传记这事!对于写作者来说,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写作状态,一是为生活而写作,一是为理想而写作。《二号首长》、《爱情万岁》,《职场二规则》是为理想写作的作品。相反,那些人物传记,是为生活而写的东西。

黄晓阳

  仅仅为了生存而做某件事,过程是痛苦的。你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爱好、性情、思想。只有为理想而做的事,才是你甘愿付出毕生而达成的目标,这种过程,是没有苦和累的,全是愉悦的,即使付出生命,也丝毫不会犹豫的。

  这或许就是信仰和生存的区别。

  不少媒体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传记作家。我憎恶这种提法,我没有写出任何一本哪怕有那么一点点人生指导意义的传记,那些东西,甚至不能称之为作品。将来,我不会再写这类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写。我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了,时间对我们极其吝啬,一定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我选择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的原因。

搜狐文化:您曾当过小学教师、杂志编辑,与专职文学创作相比,您最喜欢哪个工作?

黄晓阳:在当时的我看来,当老师只是重复,同样的课程,重复了一年又一年,因此,我对当老师没有丝毫兴趣。我更喜欢富于创造性的工作。

  我曾极其狂热地想当一名好编辑好记者,我觉得那样的人生才是快意人生。后来,我真的成为了一名编辑记者,并且至少在一些同事和作者心目中,我干得还相当不错的时候,我迷失了。同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作。如果说,最初是因为一种人生追求,甚至给自己暗暗制定一些人生目标的话,到了后来,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今天来思考这种现象,我认为,我当时已经认定,这一辈子,我只可能成为一名文字匠人,根本不可能写出广为读者认同的作品。

黄晓阳

没做过官却写出百万销量官场小说

搜狐文化: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创作《二号首长》系列小说的?

黄晓阳: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热衷研究春秋战国那段历史,我认为那个时期的权力学已经是集大成了。

  我从那时候开始研究,而一研究进去以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思考这个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视角。特殊在哪里?现在比较高层的官员做什么事,比如今天美国官员做了一件什么事,我可以推测他这个事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且还能推测出未来的发展走向。因为他做的所有事古代人全做过了。这里面有一种规律。这个极其有意思。自己去预言,预言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沿着预言走。

  我写《二号首长》是要解读一门学问——权力学。我希望能向人们传播政治智慧、权力智慧以及生存智慧。我认为一直以来,《三国演义》、《厚黑学》等书造成了人们对权力学的误解,把权力与阴谋直接画了等号,而我要做的正是澄清这个误解,让人们对权力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权力不完全是阴谋的,它还是阳光的。

  《二号首长》承载着我对中国几千年官场文化的理解。我在书中表达的“王者伐道”的观点,是对目前中国官场文化“厚黑学”的反证。我认为这是一种正本清源。我还会继续做这种文化的探讨,我认为这样的事,对于整个民族,都是有意义的。

搜狐文化:您的《二号首长》系列丛书被称为“官场教科书”,您的“官场哲学”是真的由相关经验得出的吗?

黄晓阳:如果按体制内的级别来算,我应该是个处级干部吧,但可惜的是,我一直游走在体制边缘,别说是官,连个正式工都不是,只是个打工者。

搜狐文化:“传统”的官场小说,作者一般都会给书中的官员定性,或贪或廉,或正或邪;但您的书中,似乎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具体原因是什么?

黄晓阳:我认为官场不存在贪官和清官的区别,官员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通过争夺和制约,达到一种权力平衡。我一直游走在体制之外,很少接触高层官员,对省委书记省长级别官员的真实状态并不很了解。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直在观察、思考,然后通过研究春秋战国的权力体系而对现实进行一种哲学意义的提升。

黄晓阳

开启了官场小说第三个时代

搜狐文化:您认为“官场小说”是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黄晓阳:我认为当代官场小说经历了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最早出现的是改革小说,包括国企改革以及个别官员掀起的一些制度改革。第一部与官场有关的小说是《乔厂长上任记》,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新星》,后来出现了很多这类题材的作品及作家,主要是改革、反腐,但是主人公都是正义凛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属于英雄式的、高大全的人物。可是当社会矛盾和社会腐败达到一定程度时,民众不再接受这种作品,还写这种小说,别人就觉得是讽刺了。

  第二个时代从上世纪末开始,改革进入攻坚期,腐败现象趋于严重。王跃文的《国画》和阎真的《沧浪之水》都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官场现状,把一些久居神坛的官员“拉”下了马。

  第三个时代也就是我开启的时代,把反映官场的文学作品,做一些理性和带有哲学的思考,然后去引导社会。我不把官员进行好坏之分,或廉贪之分,而把他们赋予“技术等级”,衡量的是官场平衡术。不同于前两个时代,我的官场小说里有哲学。

搜狐文化:您觉得中国官场的特点是什么?

黄晓阳:官场最重要的,是秩序规则和逻辑。我们总是讲和谐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是和谐社会?坦率地说,不是老百姓安居乐业,而是官场遵循秩序规则和逻辑。官场失去了秩序规则和逻辑,这个社会,就根本和谐不了。

搜狐文化:有人说官场小说教人学坏,您怎样看待这一评价?

黄晓阳:这种说法,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作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读者去学坏,而是通过负面理解到什么,领悟到什么。

  在很多场合,我说过,中国的官场文化被误解,官场被认为是一个充满钻营厚黑学的地方。我不这样认为,我甚至认为恰恰相反。因此,我在《二号首长》的封面上写了三句话:“王者伐道,智者伐交,武者伐谋”。我认为,政治智慧,应该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王道,第二层面,是技术,第三层面,才是谋略。而仅以谋略层面来看,还有两个层面,一是阳谋,一是阴谋。

搜狐文化:有些人评价说,您的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很可能会被读者对号入座,从而对中国官员产生信任危机,您如何回应这一评价?

黄晓阳: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普遍认定官场是厚黑的。

  我不担心官场会怎样看我的《二号首长》,恰恰相反,我担心民众会在被《三国演义》和《厚黑学》洗脑之后,认定那两本书中的观点是真理,然后以这种对真理的认定来阅读和评判我的《二号首长》,从而得出一个与我的本心完全不同的结论。

  当然,我也感到欣慰,从我得到的读者反馈来看,越来越多的读者,认同王者伐道,认同赵德良的政治智慧。这恰恰说明,要扭转一个长期误导中国人的错误认识,并非我最初想象的那么难。

黄晓阳

“官场式思维”适用任何领域

搜狐文化:继《二号首长》之后,您又创作了《爱情万岁》,今年又出了与职场有关的《职场二规则》,很多读者都关心您的“转型”,您如何给自己“定位”?

黄晓阳:媒体经常谈转型什么的,大概是受社会的影响吧,这个社会,转型之事太多。至于我自己,我觉得这个词很怪异。我从未给自己定过型,哪来的型可转?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其关注点应该是广阔的,全方位的,而不应该只是关注鼻子尖的一点事。我有一个毛病,喜欢瞎琢磨,任何我所看到的事,我都琢磨。对于原本已经懂得或者理解的事物,我会试图从不同侧面去理解,去认识。对于不懂的没有见识过的事物,我自然会更加的感兴趣。我想,这是一个作家必备的吧,否则,创作就会断了源流,就会枯竭。至于新书涉及市井,我要说的是,我本身就生活在市井,作家的职责,就是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用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给大家看。

  社会就是江湖,社会也是市井。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存状态。我研究的,就是这个。这也是我的执着所在。如果要说型,我给自己定的,就是这个型。

搜狐文化:您认为官场哲学是否也适用于职场?

黄晓阳:并非只有当官的需要揣摩上级的心理和意图,只要是认真生活的人,在社会中扮演角色,都需要认真。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什么是认真?就是对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或每一个人认真,将每件事做好做到位。当官如此,做人亦如此。

  如果读者认定,“官场哲学”仅仅适用于官场,我会觉得非常遗憾。我认为“官场式思维”适用于任何领域。适合于职场,适合于人际关系,甚至适合于夫妻间的相处等等。如果某个人能像揣摩上司一样对待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那么,这段婚姻会不会极其幸福和圆满?我说,那是一定的。如果某个人以官场式思维处理职场所有的事,那这个人自然会在职场上取得极大的成功。

搜狐文化:您曾说过“民族要团结一致,个人需民主自由。”我们该如何理解您的这句话?

黄晓阳:我认为这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这是矛盾的统一。很多地方邀请我去演讲,我都会反复讲到一个观点。国家需要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国家价值观。也有很多人反对我这种观点,甚至有人说,信仰自由写进了美国宪法,在美国,就不需要统一的国家信仰,美国的信仰是自由的。

黄晓阳

  这种诘问,看起来是对的,很有道理,实际上,他们是混淆了概念,将国家信仰、国家价值观和个人信仰、个人价值观混为一谈了。个人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但国家不能。国家的信仰和价值观必须是统一的。

  比如美国吧,美国用一仪式,统一了国家信仰,那就是总统宣誓就职仪式。美国总统就职,只能手扶着圣经说我向上帝宣誓。肯定不能手扶着共产党宣言说我向上帝宣誓,也不能手扶着古兰经说我向上帝宣誓。美国总统代表着美国国家信仰,这一仪式限定了美国总统,只能在同一个信仰群体中产生。无神论者,不可能当美国总统,信奉佛教、伊斯兰教者,同样不能当美国总统,原因很简单,他们无法宣誓,不宣誓就不能正式就职。也有些国家,总统宣誓,并非手扶某个宗教信仰的经书,并非向这个宗教的神宣誓,比如有些国家是手扶宪法,向法律宣誓。那么,宪法,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家信仰。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必须团结一致。至于个人需要民主自由,这是一种历史趋势。这种历史趋势,从人类权力模式的授予方式的转变可以看出。由下而上的权力授予模式,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出现政府结构初期的模式,也就是早期联邦制的产物。比如炎帝和黄帝,他们的权力,就是由层层推举而产生的。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两种权力授予模式,哪一种更好,或者说更科学?我觉得这个很值得研究探讨。

  但个人的民主自由,不需要探讨,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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