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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学泰斗方立天

佛学泰斗辞世 方立天止于至善

导读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透露,佛学泰斗、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学者方立天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7月7日上午9时25分与世长辞……[详细]

  方立天教授是宗教学界的泰斗人物。国家宗教局局长在他面前自称“学生”;佛教协会高僧面对他也以“晚辈”自居。其著述代表了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当代中国宗教学奠基人、已故著名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曾亲为题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给予热情鼓励。方立天教授在人民大学从教五十余年来,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40余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现多已成为我国哲学和宗教学领域研究骨干,可谓“桃李满天下,著作传九州”…

中国佛学院的“俗家弟子”

方立天出生于浙东农村,他一直记得童年时学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庙宇,观音和关公共处一室。记得母亲每日里烧香拜佛,有时半夜叫他起床,走40多里山路去拜神,吃斋饭。“我读的小学是和一个庙连在一起的,小学北边就是庙,跨过门进去就到庙里去了。这个庙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特点,它是观音菩萨的庙,又塑有关公像。有一天母亲告诉我说你的小名就贴在关公老爷的后面,名字叫观生——观音菩萨生的。”

那时候,方立天并没有想到多年之后自己会和佛教结下如此深的“缘”, 幼年时心灵埋下的种子,让方立天后来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如愿以偿。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他赶回家,做了一身新衣服,还在照相馆照了相,北上京华。

“北京大学非常漂亮,哲学楼门前的小黑板上,写着老师们的名字,冯友兰、朱光潜……”这些传说中的“大牛”成为上课的老师,令方立天兴奋极了。他成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这是冯友兰最后一次给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课。“他讲得非常好,生动幽默,逻辑性很强,把很高深的哲学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冯先生气象高大,很有学问,是中国历史上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除了哲学,他还在历史系听课,每天泡图书馆。在提倡又红又专的年代,方立天不白,也不红,被认为是“粉红色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北大生活给方立天的人生留下深刻印记,在他往后的治学、做人以至人生追求等方面,无不体现出北大人的文化性格。

但在北大读书期间,方立天只接触过两个课时的佛教学习。“光看书是不行的,必须要去听课。”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没有一处开设佛学课。当时正是政治运动不息的年代,宗教领域多受冲击,被许多人认为是“敌对”的思想范围,方立天却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应该有人去学。

他到处打听,终于得知佛教界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叫中国佛学院,就在位于宣武门的法源寺里,有出家人在传授佛教课程。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1956年,以培养僧才为目标的高等佛教院校——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创办,有来自全国各地寺庙的100多名学僧在此学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佛学传承吸引了方立天。

在征得哲学系以及教研室的同意之后,从1961年9月底开始,方立天每天换乘两趟公交车加步行,花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法源寺旁听佛学课,晚上再赶回学校。于是,在满屋僧侣的中国佛学院课堂上,出现了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俗家弟子”,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地记笔记,专注地听讲。

每天早上4点,僧人们起床做早课,方立天也起床读书。与暮鼓晨钟相伴,和出家僧徒朝夕相处,受教于一批一流佛教学者,接受了纯正的佛学知识教育。尤其是副院长周叔迦,亲自给方立天开书单,并让他定期报告读书心得,可谓耳提面命。这段经历对方立天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他对佛教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对僧徒的生活也有了感性的认识和理解。从此他写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还不免批判佛教,但讲道理,不谩骂,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这些都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同。

毕业时,中国人民大学到北大来要毕业生,挑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一人,其中学中国哲学的,挑的就是方立天。1961年,28岁的方立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担任助教。当时教研室要教师们各自敲定研究领域,方立天挑选了无人认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把自己的大好年华交代给了那段天下纷争、佛教大兴的岁月。

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

2001年,刚刚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程天权一进学校,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人大复校之后,有一位教授背着黄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从早上7点一直看到晚上7点,20多年如一日。后来图书馆专门给这位教授设了一张办公桌,以免他和学生抢座——当然,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方立天。他曾对记者笑称:“我不光拿着包,还经常带着大茶杯和小水壶。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是我到人大工作后就开始的,一直到2005年我的住所搬到人大校外。还要强调一点,人大复校时,我还只是个讲师,不是教授。”

目前来看,退休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有类似西方官员的在位时决策的回忆录,也有退休前的工作讲话、文稿,一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社名为毛泽东亲笔题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政治、意识形态书籍的官方出版社。

1978年,人大复校,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那一年,他45岁。物是人非,这个时候的方立天已经不再是学术新秀。他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全家四口人蛰居在不足30平米的筒子楼里,工资入不敷出,年近半百的他依然是讲师。然而这些不如意并没有阻挡方立天的步伐。他取消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背着书包和大学生一起走进图书馆,看书、备课、写文章。“我在2006年前发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

这一时期佛教研究逐渐恢复,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和师友一起编辑了《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4卷共10余册,成为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国内最流行的佛教资料集。他自己则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作古籍整理的典范。

1983年,人大进行职称评定。方立天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让职称评定更加规范。“这下捅了‘马蜂窝’,本来听说我在副教授的评定中排在前列,但后来名单公布时把我拿掉了,领导找我谈话说起没有评我的原因时也是含糊其辞。”在一些人看来,遭此打击的方立天可能会消极罢工,也可能寻求调动工作,甚至还可能跳楼自杀。“虽然内心感到不公平,但我觉得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真才实学,把课上好,把科研搞好。”带着这样的想法,第二天,方立天照常背着书包走进了图书馆。

正所谓天道酬勤。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部分重点大学的文科类专业中选拔一批年轻一点的正教授,推动青年人才的涌现,哲学学科全国一共要评5个。经学校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审定,方立天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那一年,他50岁。

两年后,方立天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学》。该书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本佛教入门书,许多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佛学专家和高僧都不讳言此书的入门之功。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方立天曾对人谈起过他对佛学的看法:“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信佛,我不是一个信仰者,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反对者,只是把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大学老师。”

宣扬宗教是文化而非鸦片

1964年,中国科学院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创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时任所长任继愈想选调方立天,被人民大学极力挽留住。2000年,方立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后又建宗教学系和宗教高等研究院。全国高校目前只此一家。研究所引入一流人才,培养年轻学者,如今,研究所已从建立时的5人发展到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0人,其中75%是教授,成为被海内外公认的代表国内最高水准的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机构。2003年,他主编出版了《宗教研究》年刊,目前已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

虽终日埋首于图书馆,方立天的研究却无时不关注着时代的风云。自2004年开始,方立天主持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创办了“中日佛学会议”,每两年一次邀请两国顶级佛教学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主题展开讨论,以延续一千多年来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慧命。日本创价大学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长菅野博史说,通过对话交流,两国宗教界探讨了如何承担起对各自信徒的教育责任,从而广泛发挥宗教的影响力,促进人类对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中央统战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开设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方立天每期都要参加研修班的开班仪式,并亲自为研修班学员授课。

参加过第4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的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怡藏,在听了方立天的讲座后说:“方教授大声疾呼,更好地挖掘整理、诠释发扬中国佛学的精华,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学者们尚有这样的责任和志向,更何况我们这些佛教界人士?”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说:“近百年来,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唯西方马首是瞻,不能够很契合中国本土哲学和佛教的特点。方先生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中国哲学和佛教学术研究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本位上来。”

然而,方立天牵挂的事还有很多。有的学生考上了宗教学系的本科生,却被家里人阻止不让上,“说明还有很多人把学宗教、研究宗教视为‘异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宗教的氛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方立天经常在作报告或公共场合讲话时,呼吁大家不要给宗教扣上帽子,要用正确的心态看待宗教。“社会转型期,宗教发展就会比较快。而我国现在宗教通识教育还不够,很多人还难以真正区分宗教和迷信、宗教和邪教。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核心,搞文化建设,实际上需要探讨宗教,宗教的本质、历史、价值、功用等等。” 方立天最欣赏“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古训。“治学要有正确的立场,维护自己的人格,言论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故弄玄虚。”

虽然不是佛教宗派的信徒,但方立天承认,佛教义理探讨安身立命之道,凝结古人深层智慧,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态度,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则兼采道家、佛教思想——顺其自然,淡然处之,追求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不争而争吧。”

九州出版社总编张海涛谈恩师方立天

出入图书馆准时 认同“和谐社会”

——九州出版社总编张海涛追忆恩师

搜狐文化:你对方老师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张海涛:第一次见面时,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方老师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天一早他就进图书馆,中午出来,下午又进图书馆,直到五点闭馆才出来,每日如一。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互相讲,这位老师是谁啊?他就是我们哲学系的方老师。大家就对他印象深刻,觉得他研究读书,做学问的功夫很突出。最近我们给他出了一本书叫《方立天讲谈录》,我在前言里边非常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段往事,把他称作像在柯尼斯堡的康德,准时地要出门散步。他的时间抓得非常准,365天常年是这样的生活规律。坐着冷板凳一直坚持着,没有更多的活动,就是看书做学问。

搜狐文化:作为方老师的学生,你主要受益在哪个或是哪些方面?

张海涛:他是佛学专家,学问大师,我主要是通过读他的书,从他的学问里受益。包括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有时遇到难以处理的佛学问题,我就会通过读他的书来解决,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搜狐文化:在他生病期间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张海涛:他生病期间,我们请他吃过一顿饭,那段时间他康复得还不错,饭量也不错。对于我们要为他出版《方立天讲谈录》的事,老师非常支持。

方老师在出版他的讲谈录时很认真,对我们也很支持,我们编的提纲他都很认可,放手让我们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方老师反复强调着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他关心的生态文化建设。他强调:一定要把生态建设以及佛家伦理关于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加进去。十八大以后,国家加强五个建设,他讲的佛教的建设和佛教的思想都有重要意义。这对我们都很有启发。所以在最后成书时,我们也按他的要求加上了这些内容。

方老师在佛学研究方面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境界。他的一些新观点都在书里反映出来了。他自己对佛教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去受陈旧研究方法的影响,他的思想表达也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从去年以来他开始突破,开始把佛教和人生修养不断地结合。而且他自己在新书的序言里也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佛学为他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提高人生的觉悟,所以他在研究上也不断地往上走。这也是我们编写《方立天讲谈录》的时候最大的动力之一。看到方老师有这些新的成果和观点,我们才努力地想给他做一个总结性的作品。这本书在今年年初出版,成为了方先生最后一本出版的著作。我们对方老师充满了敬仰,对于他的突然离世,我们深表悲痛。

搜狐文化:除了学术之外,在生活方面,方老师有哪些细节让你感动?

我特别崇敬方先生的一点是他的思想非常解放。他不只关注佛学,还关注整个社会的建设、人生的建设,包括其他领域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思想解放的、在国家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发展方面能站出来大声疾呼的、能对学术思想发展提出建议的学者,他都会在言谈之间表露出由衷的赞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心灵相通的。所以我们,当然包括我个人,对于这样的老学者都非常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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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策 划: 朱玲
  • 制 作: 李梦迪 郭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