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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文革”刚结束,文学界还是万马齐喑,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以一个整版刊出,轰动全国,引发出反思、追忆“文革”的文学思潮,开创了“伤痕文学”。2013年,卢新华携新作《伤魂》重磅归来,本书中有不少黑色幽默和看似荒诞又十分合情合理的故事情节,读起来会让人联想到契诃夫、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等,有种“传统”文学特有的味道。《伤痕》写出了那个年代无人敢写的人性,而《伤魂》则把刀笔对准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卢新华: 作家,因《伤痕》一举成名,开创了“伤痕文学”。

代表作品:《伤痕》、《紫禁女》、《财富如水》、《伤魂》等。

用阿Q精神揭示“时代之伤”

搜狐文化:从《伤痕》到《伤魂》,时隔35年。您说过“伤痕文学”一定还会以自己的崭新的面目重登中国文学艺术的圣殿。这部新作可以视为“新伤痕文学”么?

卢新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个时代和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各种各样的伤痕。有些伤痕是拜自然界之所赐,但人类社会更多的伤痕还是来自人类的“他伤”和“自残”。“他伤”和“自残”的内在的更为本质的形态则表现在人类的精神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甚至还有灵魂的层。我们可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许多伤痕是“四人帮”造成的,但从更深一个层面剖析,也是“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结果,是全社会的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来了“阶级仇恨”这把屠刀,在互相伤害的同时也不断地对自己的身心实行“自残”……

时隔35年,尽管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幅度改善,但我们的国体,国魂,甚至民族精神还是遍布新伤痕。因为贪钱、恋权和好色,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一个以“存人欲去天理”作为总体特征,“大道流失,权谋文化猖獗,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的畸形社会。所以,对‘权、钱、色’的贪婪和执着确实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又一把锋利无比的的“他伤”和“自残”的屠刀,正不断地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体、国体、生命共同体尚未完全愈合的旧伤疤上划下了一道道“新伤痕”。

搜狐文化:《伤魂》面世后,大家不约而同提出一个新概念:新伤痕文学。在您看来用这个概念命名准确吗?从当代文学背景看,现在是否又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就像《伤痕》之于当时新文学时期的意义一样?

李建军:《伤魂》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对中国社会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每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都是关注他这个时代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琐碎的、狭小的角落里来写一些无聊的故事。而是在广度、深度上对时代生活有观察有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跟这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内心感受,跟他们的希望都要有关系。《伤魂》就是提出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而且试图利用文学这种方式回答它。在当下文学呈现出迷乱、疲软、迷茫的状态下,能用反思深度,清醒意识和明确目标表达的一个很厚重的作品,充满了启蒙的光芒和力量。这部作品像《阿Q正传》一样,用喜剧似的反讽,象征性的东西,对当时整个时代危机进行了概括,发人深省。


卢新华和李建军畅谈《伤魂》

搜狐文化:《伤魂》与您1970年那篇开“伤痕文学”之先河的小说《伤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在您看来,前后两个时代中的“伤”有何不同?

卢新华: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着它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从《伤魂》中所反映出来的“新伤痕”和《伤痕》中所体现的“旧伤痕”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我曾在《紫禁女》一书中通过一个石女身体的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困惑,来象征和隐喻中国近百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心路历程”。试想一个崇尚斗争哲学,恨不能从人性中彻底根除“人欲”的社会,生产力怎么可能快速发展?所以,如果说“旧伤痕”的伤多数是外力强加的话,那“新伤痕”的伤多数却属于一种既“他伤”又“自残”的行为,是全社会都拿起了“贪”这把“屠刀”肆无忌惮地割别人和自己的肉。而贪欲和仇恨本来就是孪生的兄弟。

搜狐文化:有人说《伤魂》中的主人公龚合国的人生故事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痕。初看起来,被“乱其神,夺其魂,痛乎伤哉”的是他,然则被真正“伤魂”的却是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观点您认同么?揭示“时代之伤”是不是您一贯的写作意图?

卢新华:龚合国的人生故事发生在共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龚合国也就是共和国,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缩影。“先乱其神,再夺其魂”的是龚合国,但同时也是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种伤不仅伤在个体上,更伤在国体上,伤在民族之魂魄上。所以,揭示这种“时代之伤”,为的也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每一个身体中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的人们的责任,更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以“悲天悯人”作为自己的情怀的作家们的责任。为了揭示“时代之伤”,就必须用一种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的眼光来对现实做持久的解剖和批判,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中国人睁眼闭眼做的都是当官梦

搜狐文化:您觉得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李建军:我觉得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致命的问题,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爱,不是利他的精神,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对权力的追求,基于一种虚荣心,希望别人崇拜和服从自己;另一方面就是贪婪,因为很多人认为有了权力,就可以攫取更多利益。现在的很多中国人,拜权拜名拜钱,最高目标就是权力,睁眼闭眼做的梦就是当官。

卢新华:现在的社会普遍是人心的冷漠,无情,浮躁,沉湎物欲,缺乏爱。尤其许多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往往会觉得自己就是神,故而无限放大自我,无法无天,内心没有敬畏,没有上帝,没有神圣的东西。金钱、权利成了他们的上帝。

搜狐文化:如果要给这个“大道流失,权谋盛行、术数猖獗”的时代开出药方,您觉得药方的内容是什么?

卢新华: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着想,我能开出的药方必定是:契合天道,平衡人欲。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生存的环境已经变得伤痕累累,不堪入目。但我们既然已经经历了“存天理、去人欲”和“存人欲、去天理”的两个畸形发展的历史阶段,知道都不可取,那么,我们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去肯定一个比较理想的改革和发展方向,那就是 “合天道、衡人欲”。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卢新华

搜狐文化:我们常觉得在小说里看上去挺荒诞的事在现实中却是非常真实的。您怎么看待小说真实与社会真实的关系?

卢新华:真实是一切艺术的生命。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在本质上是并行不悖的。主要是看一个小说的作者对他所写的生活是否熟悉,对他所写的人物的情感世界和思维逻辑是否有准确的把握。比如,我在小说写到的龚合国参与“集体自首”一段,虽然并没有亲眼见过或亲耳听过,但我在现实生活中所捕捉到的各种信息,都预示了它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小说真实所表达和反映的内容,虽然不一定在生活中真实地发生过,但它却展示了一种高度可信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例如,我的《伤痕》完全是虚构的,后来却发现它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许多故事几乎完全“雷同”……

搜狐文化:您在后记里向读者交底:此书虽属虚构,但内中故事大抵都是自己亲见、亲历或亲耳所闻,至于一应人物、情节、细节也都真实不虚。为何要如此强调“真实”?

卢新华:文学创作强调艺术的真实,而艺术通常也都会强调含蓄。因此,许多东西都不宜说破,就像魔术一样,一经说破,其艺术的魅力和感染力就会大打折扣了。此外,“真实”是一切艺术的生命。我所以在文中强调,其实只是一种手法,希望读者在面对一个普遍会认为是虚构的小说文本时,能够感觉到此文本一切都“真实不虚”的心理暗示。

莫言获奖是诺奖对中国文学的误读

搜狐文化:作为《伤魂》诞生的助推者之一,您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评论家和作家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一种关系才算是健康的关系?

李建军:作家和评论家其实能做朋友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不能做朋友,那通过作品来进行对话,或是对抗,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但最怕的就是批评家按照作家的那种心理需求和心理期待去说话,说假话或好听的话,这个对创作是最大的伤害。会误导读者,误导作者,会营造一种表面上皆大欢喜、与人为善的假象。但是本质上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不利于作家认识自己创作的真实状况,不能发现问题,提高自己的创作的水准。帮助读者准确的去认识一个作家,认识一部作品。所以我觉得好的作家和批评家,最良性的关系就是一种对质疑的问题进行对话,应该是战友,而不应该是仅仅讨对方喜欢。

搜狐文化:您觉得卢新华老师的作品要比莫言写得还要好吗?您对一个作品的好坏判断标准是什么?

李建军:我觉得卢新华跟莫言的作品没有去比较的必要。莫言能获奖,很大程度上因为诺奖评委会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误读,是一种偏见的结果。莫言的创作本身充满了问题,充满了残缺,是需要去质疑的。卢新华的作品,在我看来符合我理想中一个好的优秀的文学的一些标准,比如他关注当下最迫切的问题。他具有一种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作家的这种勇气,一种必要的评判精神。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某种沉重的东西,但是也能感觉到一种力量感。他在关注我们当下的这种被撕裂的生活,我们当下人们内心的这种流着血的伤疤如何去救治,如何去疗救,这就是一个优秀作家在写作中体现出来一种使命,一种很严肃的写作态度。


莫言在瑞典出席诺奖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搜狐文化:现在有很多外国人评价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变得很麻木,道德良知也是世风日下,二位觉得现在还有什么方法,或者用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唤醒我们的良知?

李建军:文学其实是一面镜子,也是一团火光,可以照亮我们,可以指示我们生活的希望和前行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文学还是一种感召,一种对你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情绪层面,思想层面和人格层面一种潜移默化柔性的影响。文学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弥天大夜里面点起了一根蜡烛,它所能照亮的,还是有限的一片天空。但是结构性的改变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是要依靠政治,依靠制度的重建。因为政治和制度具有普遍强制性,和强大的规约性的。

卢新华:说句老实话,我们能做的东西也就是一个很微弱的呐喊,只有当全社会呐喊的声音多了,越来越集中,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呐喊声。那个时候它才会对时代的改变,对政治的改变,对人心的改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一方面不能妄自菲薄说我们文学家可以改变一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鲁迅那个时代,他们的文学作品对推动那个时代的前进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搜狐文化:您这些年出国、下海的人生经历给后来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什么?

卢新华:首先,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最切实的生命体验。比如,没有我曾经在赌场发牌,每天阅人、阅牌、阅筹码无数,肯定就不会产生“财富如水”的感想和体悟。其次,这些人生的经历也正是我写作的素材,是我创作的源泉。我是一向不很赞同“体验生活”的说法的。生活就是生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存在一种虚拟的生活可以让另一个人去真实地加以体验。

我也是在社会生活中摸爬滚打了这许多年后,才明白,“权谋文化”与“阴谋文化”的毒素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高举“打到孔家店”的旗帜,其实,历史发展到今天,“权谋文化”和“阴谋文化”远比儒家所谓虚伪的“仁义道德”更加“吃人”和“杀人”。所以,我把我的人生经历,把我的下海和出国留学也看作是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我除了用手在写作外,更重视用脚、用脑、用心去写人生这本“大书”。

李建军: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的作品有:《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文学的态度》、《文学因何而伟大》、《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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