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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警今:亡国之音哀以思


编者按:

香港《明报》22日刊出评论称,高层近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动作,如重整政治纪律、强力反腐、劲吹简朴风等,其背后既可看出决策层的默契和共识,也与习近平的强力推动密切相关。

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引用的诗文典句,有不少关于执政兴衰、净化政治生态、反腐倡廉的诗句,借古警今,语重心长。

针对官场弊病,他借诗言志,从南北朝时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成由勤俭破由奢”,再到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表露出极具紧迫感的忧患意识。

历史值得深刻反思,“以史为鉴”也是我们秉持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提到的“亡国之音”具体是什么情况?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音”如何得名,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来说两句]

习总点名的“亡国之音”第一曲:《玉树后庭花》

  习近平针对官场弊病,借诗言志,举例为南北朝时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

  《玉树后庭花》之有“亡国之音”的称号,久为人知。除了南朝陈后主穷奢极欲、沉湎声色的昏君艳史,唐代诗人杜牧那首著名的《泊秦淮》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诗中写道: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此处之《后庭花》,即是《玉树后庭花》。当年杜牧夜泊秦淮,闻岸上酒家女子在月下高歌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歌声凄婉,满含幽怨,思古及今,于是写下了这首广为传颂的《泊秦淮》。

  从杜牧诗中可以看出,《玉树后庭花》是可以被用来歌唱的,它的曲调、歌词各是什么情况?

  《玉树后庭花》,本来是乐府民歌中一种情歌的曲子,以后庭花为曲名,这是一种生长在江南的花,因多在庭院中栽培,故称“后庭花”。花朵有红白两色,其中开白花的,盛开之时树冠如玉,故又得名“玉树后庭花”。

  之所以背负上“亡国之音”的不雅之名,跟南北朝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填写新词并施用于宫廷荒淫宴会密切相关。陈叔宝和中国历史上不少皇帝一样,执政很不称职,辞赋、艺术造诣不低。他为《玉树后庭花》填写的新词就堪称辞情并茂: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陈叔宝生活奢侈,对政事没有兴趣,整天在宫中与嫔妃近臣饮酒嬉戏,作诗唱和。他最宠爱的妃子名张丽华,史载她发长七尺,其光可鉴,深受后主喜爱。陈后主和张美人的风流韵事,记载颇多,至今仍惹人玄想不已。

  陈后主在后宫摆宴,必唤上一些舞文弄墨的近臣作词,并且选其中特别艳丽的句子配曲,一组组分配给宫女,一轮轮地演唱。有一首《玉树后庭花》歌词中云:“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竟成为王朝及其本人浮华生活短暂的谶语。

  589年,隋兵进入陈朝都城建康(今南京),陈后主被俘,后病死于洛阳。《玉树后庭花》遂被称为“亡国之音”。唐代魏征在《陈后主本纪》中评论说:“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复溺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轴,遂无骨鲠之臣,莫非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庭,临机不寤,冀以苟生,为天下笑,可不痛乎!”

陈后主宠妃张丽华,发长七尺,其光可鉴,赢得了陈后主的喜爱,也蒙披了祸水红颜的恶名。

声音之道与政相通:“亡国之音”审视

  在清朝覆灭之前不久,即1911年10月5日,清政府公布了一首国歌,由严复作词、溥侗作曲的《巩金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的国歌。

  当时有一个音乐家在报纸上看到公布的这首国歌,感到非常震惊,他找到肃亲王的弟弟。肃亲王的弟弟是戏迷,对音律也精通,他当时便说:“此乐既出,不出三月,天下大乱。”果然,此歌发表第六天,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巩金瓯》的歌词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曲谱上。从传统乐理来看,这首国歌的工尺错了,曲谱中不但没按“一字一音”的规矩,更是缺少在传统乐理中的“宫”音,也就是说无“君”。被懂得乐理的人称为“亡国之音”也就不奇怪了。

  “亡国之音”在《礼记·乐记》中即已出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观点在 《史记·乐书》中也得到认同。

   不止有理论,“亡国之音”的故事在先秦《韩非子》中也留下了记载:卫灵公访晋,于濮水之上闻鼓新声,命师涓记之。和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令师涓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师涓所奏的“清商”之曲,被晋国乐官师旷认为是导致商纣灭亡的“靡靡之乐”。

  先秦时的“清商”曲和南北朝及隋的“清商新声”不可混为一谈,但它们被视为“亡国之音”的原因却大体相似。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所录《杂曲歌辞》的“解题”云:

  故萧齐之将亡也,有《伴侣》;高齐之将亡也,有《无愁》;陈之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隋之将亡也,有《泛龙舟》。所谓烦手淫声,争新怨哀,此又新声之弊也。

  这些乐曲被称作“亡国之音”的首要原因在于:它们分别产生于北齐后主、南陈后主、隋炀帝三位“亡国之君”手中,甚至有数曲更是亡国之君所亲手创作;古人受“乐与政通”观念的影响,认为政治的不清明与朝廷、社会上流行的音乐有必然的联系,于是这批乐曲竟不幸成了亡国的替罪羊。

  清商新声本身的艺术、文学、表演诸方面的特点,与古人崇尚的典正平和之雅乐有明显差别,古人云“亡国之音哀以思”,清商新声怨哀靡曼的风格,不幸又与“亡国”一词对上号。

  第三个原因则与这批乐曲在艺术上的过度求“新”有关,部分乐曲乃至于和西域新传的胡乐相结合,以致“繁手淫声”、“流而忘反”,被传统视为不可取。

  这批乐曲成为“亡国之音”,还跟其曲辞特点有关,这批清乐曲的遣辞造句均极为藻艳,由绮艳而至于“轻薄、淫荡”,确非帝王所宜,遭人诟病也不奇怪。

  第五个原因则与乐曲的实际表演情况有关。作为清商乐,这批乐曲不但是音乐,也是文学,而且还须应用于表演。在生产力尚非十分发达的古代,国家兴亡往往与上层的奢华靡费有重要的联系,这批新声曲在表演时装束奢侈、劳民伤财的特点难免会成为众矢之的。(参考:黎国韬《清乐“亡国之音”论略》,载《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2期)

师旷精通乐理,制止师涓琴鼓新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

考量亡国之君  警惕亡国之事

  “亡国之音”引人关注,发人深省,显然不是音乐、诗歌领域的问题,人们关注更多的还是“亡国之音”背后的亡国之君,以及他们做下的亡国之事。这也是“以史为鉴”的落脚之处。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亡国之君,和沉迷《玉树后庭花》的南朝陈后主经历相似的,首推南唐李后主。习惯于两分法的人们都骂他是个坏皇帝,都夸他是个好文人,李后主也许永远都会在这两极的钟摆中被提来晃去。

  南唐后主李煜,即位之前,唯覃思经史图籍,作词赋诗,染指丹青,练习书法,乐此不疲。身为末子,本无心朝政,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厚非。造物弄人,帝位落到了李煜头上。

  不具备政治雄才,不晓得发愤图强也就罢了,李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他感兴趣的领域。帝王纵情声色,势必严重影响当时的政风民风。朝中要员们见国君如此荒淫放荡,也竞相效仿。南唐王朝在腐败中衰落。终于被北宋所灭。

  从国君到囚徒,生活天翻地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后人有诗叹后主“: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的确,他善诗文、音乐、绘画,尤工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后主此词最显哀惋,“亡国之音哀以思”,正此谓也。

  词成就了李煜,也将他送上了黄泉路。被视为绝笔之作的《虞美人》悲愤激越,“所谓以血书者也”:“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一次次在词作中抒恨怀思,终被尖刻寡恩的宋太宗赵光义用“牵机药酒”鸩杀,年仅42岁。(详参《李煜之死》,见《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实录》)

  北宋灭了南唐,江山也没有坐得多么稳固、持久。“靖康之耻”让后人记住了又一位艺术家帝王——宋徽宗。影响极大的《宋词三百首》,开篇是宋徽宗的一首《宴山亭》,被王国维称为“血书”,相思极苦,哀情哽咽,“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令人不忍卒读。

  为什么只有到了国破人为囚,才有这抒亡国之痛,缠绵悱恻、凄婉欲绝的佳作?

   如果悲剧只发生一次,那它也算是喜剧了,因为后人吸取了教训,学费没有白交。可惜的是这样的悲剧不断上演,南宋的灭亡是一次,明朝的灭亡是一次,晚清的历史也是如此,今后,还会不会有呢?

   “知耻而后勇”,一个忘记耻辱的民族,是最危险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写进了我们的国歌,希望能世世代代地唱下去。

一曲《虞美人》,足资后人鉴。吸取了教训,学费才不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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