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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命相持 脊“梁”挺起


编者按:

1月19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逝世的日子,借此,对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祖孙三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一次集体观照。不必纪念日,也能被后人所追忆,这其实更不容易。梁氏三代,却值得如此。

梁启超终生为拯救国家危难、建立民主宪政而努力,在他离世的时候,却心痛地看到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梁思成终生为发掘和保护祖国宝贵文化遗产而拼争,在他离世的时候,却心痛地看到古建遭劫、文明蒙尘;梁从诫终生为挽救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在他离世的时候,却心痛地看到污染肆虐、生态危机。

他们舍身求法,只为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们奔走呼号,只为维护国人的尊严,论精神、论学识、论人品,他们无愧时代,永刻青史!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我来说两句]

梁启超:力命相持,救国不止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梁启超17岁那年,在同学引荐下拜会了33岁的康有为。此前接受传统教育的少年梁启超,在跟康有为初次见面畅谈终日后,当即拜康有为为师,开始追随康有为走上立宪、维新、变法这样一条全新的道路。

  戊戌变法仅百日就以失败告终,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一直在思考。1903年,他应美国保皇会之邀游历了一番美国。在这片曾被他称作“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见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兴旺发达的工业,却也见到了世纪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马克吐温笔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见到了华侨社会帮派林立、互相残杀的种种丑陋现象。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

  从美国归来后,梁启超走上了坚定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利用各种渠道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摒除私怨和成见,向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献上了制宪、财政等方面的建国方略。希望袁世凯在开明专制的基础上稳步实现立宪、共和的过渡。可惜,袁世凯再一次让梁启超失望了。梁启超连夜草就了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责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坚决上报发表。不仅撰文反对,梁启超还策动学生蔡锷发动反袁起义,保护了共和政体。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是他得力的军师。针对老师支持复辟的公开言论,梁启超发表了《辟复辟论》,反对复辟帝制,支持共和。并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至此,康梁公开决裂。

  面对对于自己“善变”的批评,梁启超也有反思:“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详细][ 点击阅读《梁启超传》]

梁启超游历美国后,转变了思想:“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之共和,竟绝我耶?”

梁思成:一代宗师,心碎倾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古老的城门楼、牌楼、城墙灰飞烟灭,让位给一片“新天地”。在“推倒封建残余”的热烈口号中,始终有一个反抗的声音试图阻挡浩荡的历史潮流,这声音来自梁思成,梁启超的长子,中国建筑学一代宗师。

  最终,首都城市规划“一边倒”地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拆旧城原地建新城,并按照领导人的设想,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城墙倾毁,思成心碎。梁思成有一句名言:“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说,“五十年后,会有人后悔的。”悲伤的预言不幸全部实现。北京重蹈莫斯科复辄,交通和污染成为最令市民头痛的问题。

  他不但没能保住古城,自己也付出沉重代价,遭到严酷批判,抑郁而终,带着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和无法解开的困惑。

  梁思成1901年4月出生于日本,他的降生给四处流亡的梁启超带来了莫大欣慰。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他立志要写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回国以后,在抗战艰苦的流亡岁月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及另外两位青年学者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实现了他的夙愿。

  1949年,他选择留在北平。一方面,梁思成热爱古建筑,他当然要留在大陆,尤其是要守在古建筑宝库北平。另一方面,1948年的一次经历深深打动了梁思成,使他对共产党抱有极大好感。

  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兵临城下。一天晚上,他们的老朋友、民主人士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解放军代表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地方,并表示:“请您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不能小看这一次到访给梁思成带来的震撼。十几年来,他每发现一座有价值的古建,就会向当地政府提出书面报告希望给予保护,都石沉大海,如今共产党的军队却自己找上门来,请教如何保护古建筑。这些经历和感受促使梁思成夫妇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留下,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服务。

  然而,接下来的二十几年,梁思成个人及整个北京城的遭遇,宣告他1949年的幻想彻底破灭。[详细][点击阅读《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生命痛感》]

梁思成:“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梁从诫:草根行者,屡败屡战

  梁从诫1932年出生于北平。梁思成与林徽因十分欣赏北宋建筑家、《营造法式》的编撰者李诫,于是给儿子起名“从诫”,希望他能成为像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1950年,梁从诫投考清华大学建筑系,因两分之差,未能如愿考入,转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在北大,梁从诫一直念到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大学当了4年的历史教师。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被调回北京,进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

  直到1978年,40多岁的梁从诫被允许返回北京,随后调到大百科出版社。1979年开始,梁先生创办《百科知识》杂志,担任主编。透过对西方一些新思潮的引进,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从此进入了环境急速恶化的时代。1992年开始,许多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就常常带来有关环境污染和滥砍滥伐的消息。成立一个环保组织的想法就在梁从诫的脑子里酝酿起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由他担任导师的“中国文化书院”名下终于多了个“绿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

  梁从诫,花甲之年投身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硬是凭借着他的赤诚,改变了国人的观念。1994年自然之友刚刚成立之初,环境保护和NGO还是陌生的词汇,16年之后,当梁从诫离开我们的时候,环保和NGO这两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当初仅是一小群人的行动,如今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梁从诫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

  “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一次专访中,梁从诫认真地说:“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这是怎样的回报呀!整个20世纪,梁氏三代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梁启超为挽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挽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挽救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使命而生,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种悲壮与执着,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证解。论功业,梁家也许是失败者,若论精神与操守,论对于中国的贡献,他们永远活在国人心中,铭刻在史册上,这才是最大的成功![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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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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