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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再道歉 问责个人作恶


编者按:

近日,一则“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个人作恶之责不可泯”的报道引起舆论沸腾。[详细]

“文革”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当年的红卫兵对“文革”时个人作恶做出反省并公开在刊物上刊登道歉广告也实属罕见,讨论热烈、惹人关注都顺理成章。甚至有人认为此事是“文革”公开道歉之首例。其实不然。

如果大家不太健忘,应该记得,2010年11月,就有类似的事情被报道。那时引发的反应同样剧烈,“终于有红卫兵道歉了”,从当时媒体报道的标题不难揣测事件带来的影响。

如报道所言,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动下溶解。但平心而论,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来说两句]

垂暮之年沉痛反思 个人作恶责不可泯

  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广告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时光流逝改变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对刘伯勤而言,数十年的“文革”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这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刘伯勤说。

  一切源于那个混乱的年代。

  1966年6月1日,《济南晚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大中学校学生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牛鬼蛇神”即教师,“黑帮”即党政干部。

  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牛鬼蛇神”,刘伯勤在“文革”初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红五类”。同学鲍德昌评价“文革”中的刘伯勤,“他在学生浪潮当中随波逐流,但是他不坏,也不玩阴的。”

  刘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现。 “‘文革’初,我的心态是‘我们是党内,你们是敌对势力’,潜意识中优越的心态在作祟。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心态变化很大,内心受冲击很大。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开始反思了。”

  反思的结果就是得出结论:“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

  今年4月13日,刘伯勤偶然登录一家媒体网站,看到有“读者留言”栏目,就询问做不做道歉广告业务。后来几经沟通,最后在这家媒体登载了那则道歉广告。在这家媒体网站“读者留言”栏目,刘伯勤留言称,“本人‘文革’时年幼无知,受人蛊惑,伤害了一些人,这些年来已当面向其中部分当事人道了歉,也获得他们谅解。但还有一些先生因年久无法联系(有些甚至已经过世),愿意在贵刊登广告向他们及其家属道歉,以赎前愆。”

  “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详细]

刘伯勤刊发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详细]

迟到44年 红卫兵终于道歉

  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动下溶解。44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尽管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作恶者就都太老了……

  当年的红卫兵的道歉信是为了消解内心的一些东西:“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了。”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又何止是这些“红小兵”……

  “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道歉更多的体现在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

  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王友琴把这次前红卫兵道歉称为一个“良好的开始”。是的,如果相对于红卫兵的庞大规模以及对历史和现实造成的深远伤害,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目前公开忏悔的几个人,多是当年“犯错不大”的。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命案。也许正如他们所说,“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

  确实,更多的人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沉默。沉默者包括当年的迫害者,也包括当年的受害者。很多研究者都提及过人们对于“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

  另外一些人仍然坚信“文革”的正当性。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时间也在慢慢地清洗着仇恨。劫后余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令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个夏天,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极左思想毒害”,在寻找惨剧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这几乎也是这一拨忏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极限……[详细]

道歉虽然迟到,总比没有的好。

道歉弥足珍贵 反思仍需深入

  刘伯勤为自己的“文革”罪错公开道歉,在网上受到一致好评。不少网民称赞这名公开自责者“悔之不晚”,为全民彻底反思“文革”带了个好头。经历过“文革”的人要为自己行为负责,应该站在自己灵魂前公开忏悔。这样才能使“文革”噩梦不再,使后人心底纯净。“敢于承认错误的个人值得原谅,同理,国家亦同。”着名学者曹思源表示,知耻近乎勇!多一个人行己有耻,就少一点无耻。

  “文革”是许多亲历者终生难以逾越的心坎,也是中国必须直面的历史心结。红卫兵道歉,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在当时的环境下,参与作恶的红卫兵不在少数,但迄今为止,公开道歉的却只有寥寥数人,因此人们更加珍视这些道歉的样本意义。学者丁东在《我的“文革”记忆与反思》一文中写道:

  “文革”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登峰造极的年代。对于老三届这一代人来说,绝大多数当时在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氛围当中都随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过人,整过人,甚至打过人。这当然值得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回避这段历史。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受到一种非历史态度的对待,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碍,他们当然希望尽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开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红卫兵,过去总爱吹嘘自己当年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现在又强调自己受迫害、走麦城。他们按照不同时期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这是为着在今天获得更加有利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不足为奇。还有一些老三届感到委曲,觉得舆论对他们不公正。······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笔下,“文革”往往被简化为红卫兵的暴行。从现象上看,也许这不无根据,但从实质看,这就放过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风云一时,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充当高层执政者的工具而已。“青春无悔”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正是对某种不公正的舆论的情绪宣泄。

  现在,红卫兵已经被泛化为一代人的符号,人们把红卫兵当成愚昧、血腥的符号,主要是指老红卫兵的破四旧、打老师和造反派批斗老干部。其实,这种愚昧和血腥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并非红卫兵首创。

  造反作为一种破坏性思维和行为,现在已经为人们所唾弃。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农民造反,曾被推崇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也已为历史学家所怀疑。“文革”中的造反本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因为历史上农民造反是要打倒皇帝做皇帝;“文革”中的造反是一种奉命造反,这种造反本身就是一种被利用,虽然造反过程也有自身的利益冲动。从驯服与盲从到达怀疑与觉醒,造反恰恰成为这一代人中的觉醒者的精神过渡。(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2月11日)

  道歉是自我救赎的必然之途。希望更多的人懂得这一道理。十年“文革”,我们伤害的是自己的同胞,我们迫害的是自己的人民,难道我们就没有勇气直面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不深刻全面反思“文革”,就很难有人性的复苏。

拷问当年激情,反思“青春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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