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朝建立之初，与民休息是十分必要的，这是长治久安的需要。1368年明朝建国，因长年战乱，百业凋敝，百姓穷苦。太祖朱元璋告戒属下:“天下初定，百姓财力贫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这是讲官吏的廉洁对初定天下的重要意义。

　　为警示教育，明初还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据《草木子》和《明朝小史》记载，地方官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太祖朱元璋命在府州县卫衙门的左面，特别建立一座庙，作为剥贪官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还规定在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坐在旁边的官吏天天目睹。这样的警示教育让人胆战心惊，千古未有。

　　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太祖朱元璋对封建官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是有深刻体会的。他说:“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莫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重典治吏是太祖朱元璋治国的一大特点，而治吏的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因此，明律较前代相比加重了对官吏贪赃受贿罪的处罚。（来源：节选自《教育前沿-理论版》 2011年第1期）

　　雍正的父亲康熙大帝是康乾盛世的开创者，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非常杰出。但是，康熙在统治后期，有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加之因储位问题耗费了大量精力，逐步倦于政务，思想日趋保守。

　　康熙五十年三月，他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在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指导下，文过饰非，导致社会矛盾越积越多，一些社会弊端越来越严重。除了储位和朋党之争外，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官员贪墨，贿赂公行，国库空虚百姓不堪重负，已经危及到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雍正9岁就随父巡行，19岁随父征战，21岁封贝勒，22岁建府参与政事，直至45岁继帝位。在漫长的“旁观者”位置上，他对乃父倦政所产生的后果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

　　正是由于看到了社会积重难返的弊病，因而有着“政治一新”宏图大略的雍正，即位后就向臣下表示革除前朝积弊的决心：“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治贪成为雍正施政的重中之重，是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第一大战役和长期坚持的治国方略。（来源：《文史春秋》 2008年第3期）

　　贪污不外围绕着钱、权、色三样，现在的贪官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少创新能力，时至今日，仍然离不开这“三字经”。至于贪污手法，古今似乎也没什么大的变化。

　　现代贪官比较实在，买官卖官就叫买官卖官，一点也不含糊。但古代比较“文雅”，客气地称之为“赀选”。“赀”，指财货，“纳赀”，指向封建政府交纳金钱或财物，拜官授爵。故“赀选”又叫“卖官鬻爵”，而国家府衙则是名正言顺的大卖主。秦时，纳粟授爵。西汉文帝时，为了培养民众对于抵抗匈奴的爱国情操，政府“令边民入粟边”，拜爵，同时，又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

　　令人叹服的是，这种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是为了反贪！西汉初期，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为了避免家贫者为吏则贪，所以纳赀为官。按当时的行情，交十万钱乃得为官，有市籍的商人，不得为官，遂造成“贾人有钱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为官”的局面。西汉景帝时，鉴于廉士寡欲易足，交四万钱就可以做官。皇家卖官打了个四折，算是优待廉士们。【详细】

　　唐太宗受“颠罚为奖”的启发，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你什么，你贪多少，就给你奖多少，当场在金銮殿上“兑现奖励”，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奖品背回去。但这处罚也罢奖励也罢，要搞得你面子非常难堪、心里非常受伤。

　　如长孙顺德受贿绢帛数匹，事发，李世民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赐其绢数匹，以此来羞辱他。右卫大将军陈万福在驿站索要麦麸，被告发，李世民亦赏赐其麦麸数石，并让他自己背回家去。（来源：节选自《文萃周末》2012年5月10日）

　　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非常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朱元璋还想尽了办法来预防官员贪污，不许地方官在任职地娶媳妇就是办法之一。他的逻辑是，官员娶了任职地的女人，家族贪污会更方便，与其在家族贪污发生之后惩治，不如在家族贪污出现之前预防。所以，一要杜绝官员在家乡做官，二要杜绝官员在任职地成家。

　　为了减少官员们受贿的机会，朱元璋还不许官员们在任职地买房。《大明律例》里的相关法律条文如下：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来源：节选自《廉政瞭望》杂志，作者：李开周）

　　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对官吏有着本能的仇恨。当政后，治贪手段之恨，用刑之残酷，历史罕见。明代酷刑有数十种之多，都适用于贪官。有诛刑、凌迟、枭令、断手、刖足、阉割、剥指、剁趾、墨面、文身等等。此外，太祖朱元璋还发明了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如“铲头会”、“刷洗”、“秤竿”、“抽肠”、“锡蛇游”等等。

　　所谓“铲头会”是将五至十名囚犯推入挖好的坑中，用土埋到颈项，脑袋露出地面，刽子手用特制板斧排将砍去，一斧下去就有数个人头落地。所谓“刷洗”是将犯人赤裸的绑在一张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往身上浇，犯人顿时皮开肉绽，然后刽子手手持铁刷，在犯人烫烂的身体上用力刷去皮肉，直至剩下白骨。其意为贪犯不干净，将其刷净露出白骨，这就不脏了。

　　所谓“秤竿”是用铁钩将贪犯的心脏钩出吊起来示众，直到风干为止。所谓“抽肠”是把贪犯高吊在架子上，用铁钩从肛门处将其肠子钩出，系在石头上，贪犯被活活抽肠而死。所谓“锡蛇游”是将熔化的锡水灌进贪犯的嘴里，直到灌满肚子为止。从这些残酷的刑罚里，可以看出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是多么深恶痛绝。（来源：《教育前沿-理论版》2011年第1期）

　　朱元璋对贪官下手很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就连这位心狠手辣的皇帝都觉得光靠劝诫、监察和刑罚是抓不完，杀不完贪官的，所以他要求百姓帮助他治贪。

　　他在《大诰》中说:“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没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再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给民众这样的权力，足见朱元璋反贪的决心与魄力。

　　在种种严厉措施之下，明初吏治得到很大改善。这对缓和社会矛盾，发挥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吏的贪赃枉法，正如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来源：节选自《教育前沿-理论版》2011年第1期）

　　朱元璋心里其实很明白，用自己的话说，是“前尸未移，后尸继之”。很显然，朱元璋已经对从体制内根治贪腐丧失了信心，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了无人敢于尝试的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上面。

　　古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何况是赋予了他们“造反”的权力。朱元璋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他早年艰辛的颠沛流离有些关系。他曾在登基之后写诗回忆了那段惨痛的人生经历。在诗里，他如此描述：“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事实上，开皇、贞观年间的世风，与洪武年间的世风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对于贪污腐败，朱元璋的容忍度要远远低于隋文帝或者唐太宗。因为他本身就是贪腐和暴政的直接受害者。【详细】

　　历代王朝开国前几十年，留在史书里的形象基本都大同小异：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百姓富足。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治”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上，譬如文景之治（汉文帝）、太康之治（晋武帝），再譬如开皇之治（隋文帝）、贞观之治（唐太宗）。

　　但这些成绩往往维持不了多久，许多治贪方法最后都流于了形式。因为说到底，古代朝廷用软劝硬逼的两手整顿吏治的目的，一是要官吏们依法守法，不要过度剥削。二是要避免官员腐化堕落。三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造成“天子圣明”的思想，传播“好皇帝”的理想。四是“家天下”的守财心理。

　　个别官员的贪污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大面积的官员贪污，就不能不说是制度的漏洞所致了。因此古代中国往往一边治贪，一边腐败，再严酷的刑罚都堵不住贪官的嘴和手。【详细】